女秘書眼中的錢學森

張可文

錢學森於1911年出生於上海，是中國傑出的愛國科學家，是航空領域、空氣動力學學科第3代摯旗人，是20世紀應用數學和應用力學領域的人物。

張可文，是錢學森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第一任秘書。她擔任錢學森秘書有兩年多時間，離開秘書崗位後，又擔任力學所科學技術學校教務科長。但是，這兩年多時間卻是她非常懷念的歲月。

選擇數學，因為不想當花瓶

1927年，我出生在浙江寧波，抗日戰爭前跟隨父母移居上海。後來在上海中學理科班就讀，課程都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學質量非常好。

1946年，中學畢業後，我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同級考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有50多人。

20世紀40年代的交通遠不如現在這麼方便，我和同學要先在上海外灘碼頭乘坐輪船，經過幾個晝夜顛簸航行後抵達天津大沽口，然後再乘坐火車到北平。此後，我就一直在這裡工作、生活。

其實，我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之前，對數學這門學科並不了解。之所以想學數學，是為了要獨立自主。

因為女孩子在舊社會中要獨立是很難的，大多數人只是作為花瓶擺設而已。我不願意作擺設，覺得教師在當時還是不錯的職業，希望以後可以做教師。

大學期間，我除專業課程之外，還選修了俄文和德文。其間，國家命運也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努力，帶領中國人民建立起新中國。新中國剛建立時，急需培養適應國家經濟、政治建設的人才。

1950年12月14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頒布了《關於開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法》。北大、清華等幾所大學立即響應國家號召，辦起工農速成中學，目的就是要經過三年培養，將小學水平的幹部培養成「新中國的各種高級建設人才」。

1951年，我從北大畢業後，頓時成了「寶貝」，很多單位希望我去工作。當時北大工農速成中學剛剛成立，我就決定到學校擔任教師，希望在教師的崗位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後來，我發現好多學生連小學都沒有畢業，最多三四年級；所以我們就採用硬拽的辦法，把這些學生拽上來，使他們能夠跟得上課程；並且，這些學生非常用功，有不少人後來取得了很大成就，有些學生現在還在大學裡擔任教授。

組織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1956年7月的一天，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下文簡稱「力學所」）的領導突然來到北大工農速成中學商調我擔任錢學森先生的秘書，還給了2個月的時間來考慮。當時，我並沒有特別高興，因為對錢學森先生和他的成就並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從國外回來的大科學家，而我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能勝任嗎？

不過這種想法很快就沒有了，我是個地道的「三門」幹部，只知道「家門——學校門——機關門」，覺得力學所領導既然已經找了我，那我就應該去，組織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到了那裡就好好工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還回來做以前的工作。

當時力學所之所以會來找我，是因為在籌備力學所期間，我的大學同學歐陽絳是籌備組成員之一。力學所為錢先生找秘書時，歐陽絳向籌備組推薦了我。籌備組領導經過了解，認為我符合要求，就決定來找我。就這樣，我從北大工農速成中學調到中科院力學所。

錢先生第一次見到我便說：「你是學數學的啊，那你能理解我，你能懂我所做的工作。」錢先生是搞應用數學的，他能把一個實際問題中的本質問題提煉出來，轉化成一個數學問題，再運用數學作為工具，解決所提出的問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真本事。這也是我對喜歡抽象數學的人非常佩服之處，我們好多人沒有這個能力。

在我的印象中，錢先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包括郭永懷（著名力學家，曾任力學所副所長）在內的很多人都怕他。後來我問錢先生：「怎麼郭永懷先生也怕你？」錢先生回答說：「我和他有過一段師生關係。」但我在擔任錢先生秘書期間，與他相處關係很平等，沒有一點懼怕心理。

有一天早晨，錢先生板著臉，不是很高興。我覺得很奇怪，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事情啊，也沒有理他，把文件放在桌上就回自己的辦公桌。到九點多，錢先生感覺氣氛不對，主動講話，此後再沒發生過類似事情。

20世紀50年代中期，力學所蓋了一座辦公大樓。力學所領導、科研人員一心撲在工作上，基本上一天3班：上午、下午、晚上，年青人也沒有心思去談戀愛。不過後勤部門也很周到，晚上十一點多就做一點麵條湯給大家當宵夜。錢先生住在中關村，只要他在中關村，都會到力學所上班，晚上也經常來加班。

錢先生給我很大支持

1959年以後，錢先生將主要精力放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下文簡稱「五院」）。不久，我的工作也發生變化。此前，錢先生一直希望我去搞情報資料工作，因為我學過4種語言，懂英文、日文、俄文、德文。但力學所正在籌辦「科學技術學校」，力學所黨委書記問我是否願意擔任教務科長，我知道辦這個學校的意義所在，就滿口答應了。

辦校之初，學校使用原西太后御林軍的兵營作為校舍。兵營是打通的，我們便用草帘子給它隔開；還弄來包裝箱，從學生裡面挑出會做木工的，自己做小板凳，作為臨時課桌椅。這段歲月至今歷歷在目。我出生江南，卻在大街上拉包裝箱，招搖過市，什麼滋味啊？但是為了工作，什麼事情都幹，需要什麼就幹什麼。

那時候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老師和學生以八路軍「小米加步槍」的精神對待困難，師生感情很好，大家齊心協力，為學校爭得很多榮譽。這個時候，錢先生給我很大支持。

我清晰地記得，有一個禮拜六，錢先生打來電話說所裡面批了42萬元，叫我把學校附屬工廠所需的工具機設備和實驗室設備一次購買到位。而且錢先生知道我不懂設備，就安排工廠裡唯一的工程師協助我作購置計劃，所以這個工廠的設備非常先進、全面，是非常棒的。

錢先生不遺餘力地支持辦這個學校，其實是和錢先生的事業糅在一起的。在嚴重缺乏初級人才的情況下，錢先生沒有走老路，而是針對新問題，開拓創新，希望通過三年的教學使一個初中畢業生在研究人員指導下成為一個初級助手，即具備大學一、二年級的專業知識和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動手能力。

這是錢先生思想的先進之處。在辦校十餘年時間，學校為中科院培養大量新技術人才，包括自動化、力學、無線電、計算機、化學等等。

接下來，我就考慮師資、教材問題。那個時候，國家有很多義務兵，還有從朝鮮戰場回來的志願軍。我親自給他們講數學、物理，以便從其中挑選20人作為教學工廠和實驗室師資，派出去培養。

因為學校是培養新技術人才的，所以教材要自己編寫。雖然錢先生此時的主要精力在五院，非常繁忙，但還經常抽時間到學校給學生做報告，很多人受此影響，從此走上科學研究之路。

錢先生沒有學過

《矛盾論》和《實踐論》

錢先生是一個享譽世界的科學家，科學成就在世界上是被公認的。在海外，因為祖國不強大，他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所以，錢先生回國後，看到新中國站起來並強大了，毛主席敢摸美國的「老虎屁股」，他是很佩服毛主席的！

在力學所的時候，我經常見到錢先生和郭永懷先生兩人，利用晚上加班的時間學習、討論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有時候，我還偷著笑，覺得他們討論的問題「太有意思」，因為他們在美國沒有學過，是初學者。而幾十年之後，錢先生卻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做出巨大的理論貢獻。

現在，有些人指責錢先生當年寫「畝產萬斤糧」的文章。其實，錢先生的文章是從能量轉化的角度來論證的。我記得，錢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由我寄給農業科學院《農業科學》編輯部的。發稿時，我問過錢先生這個結論是否可能，錢先生給了肯定答覆。幾天後，農科院來電向我確認可能性，我便再次向錢先生求證。

錢先生當時站起來，並且從口袋裡拿出計算尺演算，同時答覆是可能的。錢先生說，比如一畝田一年接受多少太陽能，種莊稼要接受多少能量，多少變成麥穗、桔梗，然後打很大的折扣後，從能量轉化的角度來看是完全可能的。

但在「浮誇風」、「大躍進」的年代裡，一些幹部挖地兩米多深，水都挖出來了。當時我就想，這地還怎麼種啊。其實那個時代已經到失常狀態，只是錢先生被推到風口浪尖上。

這位「老戰友」對我幫助很大

有一次，北大一位副教授向錢先生求教問題。錢先生坐在辦公桌後面，也沒有叫人家拿個椅子坐下。講到最後他還反問這位副教授說：「這個你也看不懂？」我看到後覺得很不是滋味，覺得這會影響他與群眾的關係，會影響到他的工作；人家本來對你就既佩服又害怕，以後誰還敢來問你啊。

於是，我決定向錢先生說明原委。幾天後，我瞄準機會，向錢先生說：「我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怕你了。

譬如，那一天，人家堂堂北大副教授來向您求教，房間裡那麼多椅子也不叫人家坐下，最後還說人家這個也不懂。人家也是佼佼者，人有臉，樹有皮啊！」

一段時間後，我知道錢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見，根據我的判斷：只要錢先生不反駁，就表示接受了。

錢先生退休後，有一次到所裡開會。領導叫我去，開門後看到錢先生坐在裡面，我剛走進去，他就對大家說：「張可文對我幫助很大！」錢先生90歲生日時，我才從錢先生長子錢永剛那裡知道，錢先生在這件事後改了很多脾氣。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很欣慰，那就是錢先生將我稱作「老戰友」。有一次在電梯裡，錢先生向張愛萍介紹我時說：「這是我的老戰友！」我覺著錢先生真是「新潮」，因為他在國外沒有見過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的，我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他以「老戰友」稱呼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