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艙的晚上不關燈，牆、隔板也是一片白色。馮強第一次走進去，感到刺眼，他下意識想，有些患者也許會失眠，單調的顏色讓人缺乏安全感。
馮強是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的臨床心理科醫生，16天前的2月4日，他和54名同事組成應急醫療隊，從上海出發馳援武漢，4天後，入駐建成不久的武漢客廳（東西湖區）方艙醫院，上了第一個夜班。
他發現，剛進艙的患者會把這個布滿床位的「大帳篷」想成倉庫，而穿得像「外星人」的醫護人員被劃為「你們」，「我們」像是被「你們」遺棄了一樣。
有的患者很焦慮，憂心尚未有發病症狀的家人，未成年的孩子，自己的病情；也有19歲的少年，因抑鬱有過輕生念頭，但對醫生閉口不言；還有一些人，正在艱難地面對失去親人的「悲傷反應」。
在同一個方艙裡，每個患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埋藏心底很深。馮強每天在這些情緒中穿行。
馮強和另一位心理醫生在巡視病房，跟患者聊天。 受訪者供圖
2月13日，他和來自新疆、寧夏、廣東的兩名心理醫生和一名心理護士，組成了武漢客廳方艙的心理幹預工作組。
他們幫一些患者弄了床簾，發給他們志願者捐贈的眼罩。在白色的牆壁上，裝點綠色的樹和彩色的宣傳畫。馮強也會把自己的微信二維碼列印出來，貼在讀書角的牆上、發給護士，走到哪手裡總攥著一張，方便患者找到他。
馮強覺得，總會好的。疫情過後，他還要回一趟母校，武漢大學，再去爬一次珞珈山，去看看櫻花。
以下是他的口述：
【一】
「這是不是一場演習？」到達醫院時，還有人這樣小聲嘟囔。
集結號是2月3日傍晚吹響的：「支援武漢，集合待命」。當時武漢的雷神山和火神山醫院都在建，很多人沒有想到會有一次這麼緊迫的集合。
我們醫院有90多個人主動報名參加應急醫療隊。接到集合通知後，不管正吃飯還是沒吃飯，都趕緊打包行李趕去醫院。
焦慮、緊張在蔓延。
有些年輕的護士才二十幾歲，工作沒幾年，不知道要面對的是什麼。就連工作近十年的「老江湖」也有點抓瞎，去不去、誰去、去多久都是不確定的。
大概晚上10點左右，55人的名單宣布了。知道要去後，很多人心就定了，開始往貨櫃內搬物資。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名單之外的醫生的心情也很複雜，有點失落，有點輕鬆，又有點自責內疚，在送別的氛圍中還有些感傷和擔憂。沒人哭出來，但我現在回憶起來倒是想哭，挺感動的。
第二天，火車站送別，我們都穿著統一的制服、拉著統一的箱子，就像軍人穿著軍裝一樣自豪。不單媒體，遊客也給我們拍照。
但坐上火車，輕鬆氣氛就慢慢消失了。
一開始是有列車員跟我們講，車上有去武漢的乘客（不確定有沒有接觸史），不要亂走動。
有的護士跟父母通視頻，說著說著聲淚俱下。她們也知道這樣父母會跟著揪心，但就是控制不住。有隊員跟我講，聽到播報「武漢站到了」的時候，心都感覺要跳出嗓子眼了。
我從事精神衛生工作8年，出發前我就想好，要時刻注意隊員們的情緒變化。但我也不敢強調這個，主要是怕他們可能有壓力——誰跟我走近點、多說幾句話，可能就涉嫌心理脆弱了。
我能感受到被迴避。比如坐車來回方艙醫院的時候，雙人座我坐了一個，旁邊的位置就沒人坐，就算有人坐那人也很不自然。
我只能往群裡多發些《抗疫·安心》這樣的科普讀本，平時儘量把自己跟他們同化為醫生，而非凸顯自己是心理醫生。
最初的一周，我被安排作為內科醫生進艙。其他醫生也一樣，不管原來是什麼科室的，現在都統一負責新冠肺炎的診治。
讓患者得到治療，這是首要任務。你身體健康都不能保證，哪來的心理（治療）？就醫有保障、信息通暢，也是有利於患者不往焦慮和抑鬱發展的。
【二】
2月4日傍晚，我們到達武漢，第二天一早就奔赴武漢客廳方艙卸物資、搭帳篷。2月8日凌晨兩點，我上了第一個夜班。
客廳方艙晚上是不關燈的，一進艙，燈光很刺眼，我下意識就想到，有些患者會失眠、精神不太好。牆、隔板一片白色，很單調，讓人沒有安全感。
陌生的環境可能讓一些人想起倉庫，再加上一些穿得像外星人的醫護人員，衣服上寫著的一些外地地名，患者可能會把裡面的人劃分為「你們」和「我們」，覺得「我們」孤立無援、像是被「你們」遺棄了一樣，陷入恐慌。
有些患者會跟我說，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太危險了，不要我們了。
其實有這些心理都很正常，因為剛到一個環境，人搞不清楚狀況，多少會缺少安全感，更別說身處疫情之中了。
我會安慰他們，說我們也是醫生護士，這裡也叫醫院。我們也幫一些患者弄了床簾，志願者也捐了眼罩過來。牆上除了黨旗、國旗，還貼上了綠色的樹、彩色的「患者心理護理及調適」宣傳畫、讀書角、電視、移動充電寶、暖氣片等物品，也讓大多數人的心態都慢慢穩定了下來。
馮強和另一位心理醫生在牆上張貼《患者心理護理及調適》 受訪者供圖
有患者跟我說，這邊管吃管喝、免費治病、也不會像在社區一樣給別人帶來恐慌，一旦病情有點變化，醫護人員立刻就能反應。他們住下來很安心，不太想出院。
其實醫生的感受比較複雜。一方面想要幫助病人，一方面時刻會提醒自己病毒無情，做什麼事情需要謹慎，包括不要靠病人太近。
隔離衣、防護服、口罩、面罩、兩層手套、兩層鞋套……這樣的裝備穿在身上，我們不僅呼吸不暢，眼鏡裡蓄著「霧水」——眼鏡片上起的霧多了，形成水滴下來嘛。耳朵被口罩皮筋勒得像刀割，鼻子被護目鏡壓得像是被打了一拳一樣酸痛。在這種軀體負荷下，情緒會比較容易煩躁，注意力不能持久。防護服比較容易被暖氣烤壞，鞋套容易磨破，有的醫護就會帶著恐慌工作。
氣溶膠傳播的可能性在一開始還只是聽說，有的醫護人員就會覺得周圍空氣都是病毒，有明顯的超價觀念（精神醫學的一個專業名詞，指某種強烈情緒加強並在意識中佔主導地位）。
夜晚還是比較冷的，還好我們的醫生站有兩個電暖器，可以烤一下。一起搭班的是重慶醫療隊的，大家都緊張地進入了各自的崗位，書寫病歷和處理病人醫囑。每個人好像嚴重的近視眼，頭基本上貼到了電腦的屏幕上，打字也好像老奶奶一樣，一個一個字母看著打。
一個福建醫療隊的隊員不經意間提醒我，也許我靠近電暖器太近了，把右腿的防護服烤漏了。我一看，嚇了一跳，馬上覺得病毒無孔不入進入到我的衣服裡面了，立刻用消毒水一頓狂噴，然後拿透明膠布把燙漏的褲子粘了起來。
時間不快不慢地過著。我作為內科醫生，上了3個班次。上周，也算是「找到了組織」——新疆和寧夏援鄂醫療隊各有一個心理醫生，廣東隊裡有一個心理護士。我們四個人組成了一個心理諮詢小組，輪流入艙，專職負責方艙內1400名左右患者的精神科會診和心理援助。
【三】
精神衛生的問題和傳染病不一樣，發病率一般都是1%，多的時候百分之十二三，不會是「斷崖式」爆發。我們所面對的患者在整個方艙裡是零星點綴的。
比如說，100個病人裡面只有幾個需要去幹預，甚至吃藥的。其他人都是一些情緒問題，只要給予教育、宣洩和疏導就可以，減少他們出現抑鬱症、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指個體經歷、目睹或遭遇到一個或多個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脅，或嚴重的受傷，或軀體完整性受到威脅後，所導致的個體延遲出現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的可能性。
每位醫生一進艙，不管A、B、C哪個廳出現了相關情況，都要負責，比如我在艙內的時候發現了某患者的焦慮情況，下次另一位心理醫生進艙時可能再會去跟他交談。
目前我們有兩種方式觸及患者，一種是醫生、護士、志願者反饋給我們，另一種是我們自己巡視發現。
如果是白天的班，我會重點關注躺在床上的人，蒙在被子裡或者睜眼發呆的，想著他們是不是有心事昨晚沒睡好、或者比較消沉。要是晚上，我就會跟到處溜達的人聊幾句，他們是不是因為某些事情失眠。
比如上午的時候，一個人蒙著頭睡覺，我們會叫醒他，問「帥哥，你怎麼了，昨天沒睡好嗎？」有的青少年會說不要管他，他就想睡。
大多數患者都比較配合，因為醫生在關心他嘛。有的人會說自己只想縮在床位裡，怕到處活動病情加重。有的人馬上就坐起來，說起自己失眠的情況。一般我都會跟他們多聊幾句，這跟我們平時在門診「守株待兔」的狀態不一樣，「主動出擊」才能觸及到更深層次的情緒問題。
比如有位女患者一開始說因為認床睡不著。我關心了幾句，她才說自己和老公都感染新冠，但是老公現在住在另外一個方艙裡，她很發愁，想要轉艙。
其實這種問題我是沒法解決的。我只能安慰這個女患者遵醫囑，鍛鍊身體儘快出院回家，跟老公在家裡見面。諸如此類的，還有患者想要催著快點拿藥、拿到檢查報告、孩子不滿18歲但想要跟孩子同艙治療等等。
除了失眠，我們還碰到過焦慮和抑鬱的患者。
有位焦慮的女患者會一直憂心沒有發病症狀的老公會不會被「抓走」，黏著醫生不讓走，問了一遍「會不會被抓走啊？」醫生安慰了她半天，就像沒聽見一樣，又再問「抓走是不可能的對不對？」 還有檢查結果、藥、家裡未完成的事、包括自己的病會不會好，都有可能成為他們焦慮的主題。
有位抑鬱的19歲男孩，聽到「心理醫生」四個字就非常牴觸地說「我想睡覺，我沒有問題，我不想說話！」但是護士和醫生查房的時候，從周圍患者那了解到，他有過輕生的念頭。
我和另一位來自新疆的心理醫生張桂青跟男孩接觸了兩次。第一次他是排斥的，張醫生說這種是混熟了才好說話，隔了一小時我們又去找他。
張醫生告訴他，「我們又來了，看看是不是可以聊聊呢？」他說「我沒有病。」張醫生說「不一定有病我們才聊啊，我們會和很多人聊的，你看我們都聊了一圈回來了。」
這時候，男孩坐起來了，開始告訴我們自己睡得不太好，但不需要輔助睡眠的藥物。張醫生告訴他「你這麼年輕，很快病毒就會被你的免疫力殺死的，你需要的話，醫生會隨時給你幫助的。」他本來是不怎麼跟我們有目光接觸的，聽到這句話，他抬起頭，我從他的眼神裡看到他得到了一些安慰，然後趕緊抓住機會，向他推薦了一個抗疫心理音頻，他主動掃上了。
方艙有三個電臺供患者收聽，分別是：武漢本地電臺、方艙電臺、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患者可以在閒暇之餘聽聽電臺的專項心理疏導節目。 澎湃新聞記者 趙思維 圖
這裡需要提醒一點，平常心理諮詢遇到的目光不接觸以及身體不會正向面對你等情況，在這裡不一定就能說明這個人內向或者迴避溝通。
有個網絡工程師，心態特別積極，把電腦帶進來每天工作，還給我展示他之前給醫院設計的辦公平臺。我跟他聊的時候，他側身不看我，跟我解釋「對不起，這不代表我不禮貌，而是不想正面說話（導致）空氣噴過去增加你們的危險」。這種患者真的特別貼心。
這次疫情兇猛，一些住進方艙的患者失去了家人。目前我接觸了3位患者，分別失去了父親、母親和丈夫，有不同程度的「居喪反應」（失去所愛的人後的一種自然反應。與死者關係越密切的人，產生悲傷反應也就越嚴重。猝然死亡，引起的悲傷反應最重）。
一位失去父親的女患者，在朋友圈寫了一大段的哀悼文字，回憶父親特別善良，曾經讓找不到酒店的陌生人住在家裡，但是這麼善良的人在患新冠肺炎離世之前，很難得到床位和找到車去醫院急救。她是哀傷中帶著怨氣的，創傷有點大。
我沒入艙的時候，託跟她接觸的醫護人員把我的微信給她，她也不加。今天（2月19日）另外一位心理醫生入艙了，他會去了解一下這個患者的情況，進行幹預，幫助她順利度過這段時間。
【四】
其實我做好了心理準備，很多病人可能會有病恥感，不太願意去求助心理醫生，怕被人看輕。而且有些人會覺得心理醫生不管用，只是隨便聊聊，覺得這種治療都是胡扯的。
特別是有些中年男性，平時抽菸、酗酒、悶聲不響，其實有很嚴重的抑鬱症和焦慮症。他們害怕暴露自己，在別的男性面前「沒面子」。
我們在巡視過程中，看到還是有很多的人在床上看手機。我一開始感慨，手機讓大家都著迷在虛擬的時空中，一方面我們的視野更大了，可以躺在床上看世界，一方面人更孤獨了。但我又意識到，在這個特殊時期，也許手機讓更多人可以進行自我隔離，也可以通過手機宣傳我們心理衛生的工作。
所以我開始「發傳單式宣傳」，把我的微信二維碼列印出來，貼在讀書角的牆上、發給護士，走到哪手裡也攥著一張。
讀書角上方的牆上，張貼著馮強的微信二維碼。 澎湃新聞記者 趙思維 圖
我也會定期在我們醫護人員的群裡發一些短視頻，宣傳心理健康。如何改善睡眠，或者如何改善我們應對新冠的醫務人員的情緒等等。目前為止，只是有些隊員會問我失眠怎麼辦，還沒人私下找我深聊。
搶救室不用的時候，我們預計把它作為一個臨時心理幹預的工作室。那裡有窗戶，通風比較好，還有凳子，可以坐著聊久一點，而且比較私密。不過暫時還沒有患者進去過。
據我所知，目前在武漢的一線精神科醫生是70人左右。我也會跟其他方艙醫院的心理醫生交流。有的方艙醫院開艙不久，心理醫生還沒有專職做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整個方艙要是只有他一個（心理）醫生的話，他也會覺得孤軍奮戰，會有壓力感。
我們有個專家後援團，大多是從事臨床心理科數十年的「老江湖」。他們給了很大的支持，經常會發一些「乾貨」到群裡給我們看。如果我們遇到疑難個案很難處理，就可以通過這個後援團找到一個資深的教授或者主任醫師指導。
網上的心理諮詢熱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很多武漢市民以及願意主動尋求心理諮詢但害怕在方艙這個「小社區」內暴露的患者會去撥打心理熱線。
不論什麼途徑，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懷著一個健康的心態度過疫情，總會好的。我本科是在武漢大學醫學院上的，等結束了，我想回去一趟，見見老師，應該也能見到這次疫情的戰友，爬一次珞珈山，看看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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