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方艙醫院休艙前的12天,援鄂一線醫生聽到了怎樣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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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隨著最後一批患者轉出，武漢江岸方艙醫院患者「清零」，在完成院內消殺工作後，下午正式休艙。截至當日，該艙累計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011例，治癒726例。

從2月25日首日入艙至3月8日休艙，作為上海第九批援鄂醫療隊第八組成員，來自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的吳榮琴、施冬青、劉亞良在其中駐守了12天。

在休艙前的這最後12天裡，他們經歷了什麼，見證了怎樣的故事，又聽到了怎樣的戰疫心聲？

記者獨家採訪了他們，請他們講述這段「特殊」的經歷。

入艙的「三重門」

2月21日，武漢封城即將滿月。當天傍晚，由50名精神衛生專業醫生和心理治療師組成的上海第九批援鄂醫療隊從虹橋機場出發，飛往那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來自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的吳榮琴、施冬青、劉亞良在列。他們與上海寶山區精神衛生中心另外兩名同行一起，被分配在援鄂心理醫療隊第八組，駐守武漢江岸方艙醫院，吳榮琴任組長。

位於武漢市塔子湖體育中心的江岸方艙醫院於2月12日正式開艙使用，分為四個區，可容納1000餘名病患，主要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

彼時，艙內約有700餘病人，集中在ABC三個區。

2月25日上午10時，在經過了理論及實操培訓後，吳榮琴帶著另外4名隊員穿戴三級防護後正式入艙。

「其實內心還是有點緊張的。」吳榮琴這樣形容當時的心情，「畢竟我們不是傳染科的醫生，從來沒有過類似經驗。」

吳榮琴告訴記者，正式入艙前要經過「三道門」，「每關上一道門，才能打開下一扇門。」進第一道門時，為了緩解隊員們的緊張，5個人是手拉手一起進去的。直到進入第二道門後，才分為了兩組。

站在第三道門前時，走在第一個的吳榮琴深吸一口氣，拉開了艙門。「我當時感覺人比較多，一股熱量鋪面而來。」

緊跟著吳榮琴的是施冬青，「進門後我腦子好像有幾秒是停頓的。」施冬青解釋：「因為穿上防護服後，整個人感覺有點「缺氧」，透不過氣。

入艙後，隊員們才看清：裡面的床鋪一個挨著一個，也許是出於心理醫生的本能，施冬青「感覺裡面氣氛其實是有點緊張的。」

「醫生怎麼辦，我已經兩次陽性了。」

令隊員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剛一進艙，就有「熱情」的患者圍了上來。「他們可能是看到來了『新人』，有的是看到我們防護服上寫上海醫療隊。」吳榮琴分析。

65歲的劉軍（化名）就是「熱情」患者之一，但臉上卻顯得十分焦慮：「醫生，怎麼辦呀，我已經兩次陽性了！」一聽兩次核酸陽性，隊員們儘管有點「緊張」，但並沒有絲毫退縮，組長吳榮琴主動「擔起了擔子」。

於是，首診就這麼在病床邊上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從心理學上來說，對於焦慮情緒，我們首先要『共情』，也就是理解他的焦慮情緒是怎麼來的。」吳榮琴首先通過聊天的方式了解了劉軍的大致情況。

劉軍是武漢人，彼時，他住進方艙醫院已經整2周。眼看著與他一同入院的兒媳婦已經好轉出院，自己卻兩次核酸檢測仍呈陽性，內心焦慮不已，擔心病好不了。

劉軍並沒有高血壓等基礎疾病，不屬於高危人群，症狀也相對較輕。「所以首先我就再次給他科普了一下新冠肺炎，告訴他新冠肺炎與病患自身免疫力有很大關係，如果總是情緒緊張焦慮，不利於免疫功能作用和肌體恢復。再給他以信心和支持，只要積極配合治療，就一定能戰勝疾病。」吳榮琴同時還教給劉軍一些簡單的心理放鬆的方法。

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裡，經過共情、支持、疏導、糾正錯誤認知後，劉軍的焦慮情緒緩解了許多：「醫生，謝謝你啊！我相信你。」

「其實，在後來的工作中我們發現，劉軍的情況很具有代表性。病患大部分的焦慮都是來自對病情的不確定和治癒的不自信。」施冬青說。

幾天後，他遇到一個主動找上他的病人—38歲的李維（化名）。李維找到施冬青的那天，與他一同進來的母親剛剛出院。但他因為核酸檢測複查沒有通過，未能出院。

「我那麼年輕怎麼反而還不能出院，是不是我的病情有什麼問題？」施冬青回憶，當時李維的眼神裡甚至有些「恐懼」，說「自己感覺特別無力。」

施冬青一連三天給他做心理疏導，緩解他的焦慮情緒，並鼓勵他多與6歲的兒子視頻聊天，多與外面的家人朋友聯繫，去閱覽室看看雜誌。

「有了事情做」的李維，看上去狀態好很多，心情也不錯。「我已經好很多了，吃得下，也能睡。」李維由衷地表示了感謝。

「特殊」備案的幹預

在方艙醫院裡，還有些「特殊」的重點心理幹預對象。對於這類病患，心理醫療隊的隊員們通常會重點備案，特別關注，持續幹預。

54的警嫂胡萍（化名）就屬於「特殊」備案人員之一。就在她入院當天，她得知自己的警察丈夫犧牲在了抗疫一線。因為尚在隔離治療，她無法送丈夫「最後一程」。

吳榮琴帶著隊員主動「上門」時，胡萍顯得「很客氣」。

「她看上去很平靜，不僅對我們表達了感謝，還說她沒事，挺好的。」吳榮琴回憶，「但從她面部微表情看，她其實處於『心理防禦』狀態。」

吳榮琴和隊員們有些擔憂：「親人突然離世，她的悲慟可想而知，卻無法送別丈夫，也就無法將心理的哀傷情緒充分宣洩出去，一直壓抑著。」 吳榮琴告訴記者，這種情緒如果不能「軟著陸」，逐步宣洩，一旦出院，心理情緒迎來爆發，「極有可能造成心理應激創傷，出現應激反應。」

為此，吳榮琴和隊員們制定了「對症下藥」的診療方案，每天跟進，從分享她原來的生活工作經歷開始，慢慢引導胡萍壓抑的情緒逐漸宣洩出來。「她漸漸比較配合，希望我們能真正幫助到她。」

60歲的孫玉（化名）也是隊員們的重點關注對象。

孫玉的父親因患新冠肺炎去世，隨後她與老伴也相繼感染。老伴因為重症在金銀潭醫院治療，自己則進入方艙醫院治療。

「我怎麼能不急，那麼小的孩子一個人在隔離點，我不放心啊。」 除了擔心老伴的病情外，孫玉還有個最大的「心病」，就是放心不下10歲的孫子。

「為了緩解她的焦慮，我給她講了一個真實的隔離點的故事。」曾參與過集中隔離點心理治療的吳榮琴，剛好為一個10歲的武漢男孩進行過心理幹預。

吳榮琴向孫玉描述隔離點裡的情況，告知會有專門的工作人員照顧好孩子，減輕她的擔憂。同時不斷給她信心：「同樣是10歲的武漢男孩，他都行，你要相信你孫子肯定也行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心理疏導後，孫玉的焦慮情緒明顯好轉，其老伴的病情也正在好轉。

為逆行的醫護解壓：睡眠障礙是主要問題

12天裡，吳榮琴帶領的第八小組穿上防護服一幹就是6小時，渾身溼透，累了就到醫生辦公室稍微歇口氣。

儘管如此辛苦，他們卻說：「 其他醫療隊的人員已經工作了大半月了，比我們更艱辛，看到他們都還在堅持，工作的動力就又來了。」

事實上，不僅僅是患者，對於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來說，心理和精神狀態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話題。

「天天穿這個（三級防護）太受不了了。」這是一名護士的原話。施冬青告訴記者，雖然方艙醫院內以輕症患者為主，但病人數量較多，醫護人員工作量也相對較大。而且，長期穿防護服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噁心、頭疼、憋氣等症狀。

據悉，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主要來自天津、河北、江西等地，6小時輪班一次，時間長了臉上都是戴口罩的壓瘡，一些90後的護士們有時會想哭。

「醫護人員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失眠。」吳榮琴介紹，由於在高強度、高風險環境下長期工作，精神高度緊張，作息紊亂，「睡眠問題」成為一些醫療隊員的首要問題。

除了醫護人員，方艙醫院內的公安、保潔、行政後勤保障人員，也同樣面臨著壓力。

對此，吳榮琴和隊員們會通過團隊治療、集體減壓的方法，為醫護人員、公安民警等進行精神和心理疏導。

此外，記者了解到，上海第九援鄂心理醫療隊還為醫護人員、民警、後勤保障人員等開通了「線上諮詢」。「他們休息時間，只要掃一掃二維碼，進行一次評估測試，我們後臺看到後會視情況聯繫幹預。」

在吳榮琴和隊員們看來，就算被外界奉為「英雄」、稱作「逆行者」的一線醫護，也需要專業的心理支持做後盾。

撫慰傷痛 心理幹預需長期性、跟蹤式

「疫情過後，當所有人都回歸到正常生活，回歸社區，更加需要社會給予更多關懷。」在施冬青看來，更大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些病患背後的家庭上。「有一些家庭有相互感染，有家庭成員去世的情況，出院後的病人還將面臨極大的精神壓力，甚至出現焦慮、無助感。」他認為，「針對這部分人群，需要更加長期性、跟蹤式的心理幹預，越早介入越好。如果不給予支持，則極有可能出現應激創傷反應。」

如同任何一次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如何讓親歷者從衝擊下的應激狀態中走出來，怎樣有序開展緊急心理危機幹預，是疫情後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記者 | 胡蝶飛

編輯 |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