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維新變法期間，維新派對洋務科技政策的批評是怎樣的呢？
「昔吾中人之至德國也，必問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國也，必問格致。德相畢士馬克曰：『異日者，中國其為日弱乎？』」這是康有為在甲午戰爭後所作的一番評論，這個事情不止康有為講過，其他維新派人士也講過。這個看起來三言兩語的事情，卻反映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中日兩國同時學習西方的科技，中國注重的是甲兵炮械等軍事技術，而日本著重於科學，結果出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結局。這是維新派對洋務派科技政策失誤的批評，也是維新派對此前中國學習西方科技的深刻反思和概括性的總結。
其實，洋務派這種只注重軍事，只注重技術的做法，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就有人提出異議。在華的德籍傳教士花之安在他1884 年出版《自西徂東》的序中即指出洋務運動在科技方面的失誤。他認為當時的洋務運動雖已開始學習西國之學，「但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雖學亦無甚益耳。」他看到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在上之人，亦有令兵丁學西國之炮火、洋槍者，亦有學西國之輪船、電報等項者，亦有用輪船航海為生理，開礦亦用西國之法者，然此非不美，而究未能得西國至善之道也。如此之學，譬如樹之有寄生，外實好看，而日蝕樹之精汁，日久蝕之，其樹必枯。蓋中國人非有至精之學問，由已心之智慧而成各項之技藝，徒依賴於人，此無根本之學，亦猶寄生之暫時好看，日久必害其樹，是知無本之學，必害其國也。」花之安的這種比喻是比較恰當的。中國如不把引進的西方科學技術消化吸收，真正掌握到手，實現科技的本土化，只依賴於技術引進，非但無益，而且有害。這種看法還是很深刻的。
那麼學習西學的根本在哪裡？花之安除了宣揚中國要學習「耶穌之理」外，還是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見解。他說，中國應該「不拘於小技，精通西人格物、數學、天文各項之蘊奧，由此發出妙義，以創製顯庸，並不必假手於他人，斯可長久而不壞，真如美樹之根深葉茂，其接續者，皆美好之物，而非徒如寄生之好看也。」花之安作為出身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傳教士，當然對科學與技術的關係以及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
維新時期，維新派人士對洋務時期科技政策失誤的批評是共同的，他們的分析也較前更加明確和集中，也更加深刻。他們認為洋務派只重視軍事，只重視實用技術的政策是很狹窄的。譚嗣同認為，洋務派所學習的內容，「第九所見之輪船已耳，電線已耳，槍炮、水雷及織布、煉鐵諸機器已耳。」「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況枝葉尚無能講者。」即以洋務時期最著力的軍事來說，僅僅是現成的槍炮操作，平日自命為讀書才士之人，對於「左右後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線若何？拋物線若何？速率若何？遠近擊力若何？寒暑風雨陰晴之視差增減若何？」沒有一個人能說得上。
維新派人物還指出造成這種失誤的原因，是當政的洋務派對科學技術一竅不通。一向很少對洋務現行政策直接批評的嚴復，在1902 年也對洋務運動提出批評，他認為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是由于洋務運動領導人不懂科學技術。他說：「邇者中國亦嘗議襲而取之矣，而其所以無效者，正坐為之政者，於其藝學一無所通，不通而欲執其本，此國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
」確實，領導洋務運動的洋務派對當時整個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大勢是不甚了了的，對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內在關係也沒有做出過明確的論述。在整個洋務運動時期，他們對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缺乏整體的規劃方略，只能是遇到一個具體問題解決一個具體問題。洋務事業也是各自為政，根本沒有一個宏觀的通盤計劃。在洋務企業中也存在著嚴重的「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數量很少的一些科技人員，也得不到重視。譚嗣同自稱，他曾到各省機器局考察，「見所謂總辦，非道即府，問其得道府之由，上之挾萬無一用之舉業，戈科目而馴致之；否則入貲材而貨取之；營薦舉而巧攫之。中國辨士論官，固自不出此，何怪於算學製造了不省悟，則以下諸官之懵然昏然，又不待言。激活一二奇才異能之士雜其中，夫誰知而聽之！」
總之，洋務派和維新派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區別。在洋務派的科技思想和政策中，主要以實用為目的，技術重於科學，科學是技術的附庸，處於從屬的地位。而維新派認為科學重於技術，科學是技術的基礎。他們認為洋務派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動是本末倒置，輕重失宜。正因為維新派對科學有了如此的正確認識，所以他們對洋務派具體的科技政策提出一系列的批評，同時也就提出自己發展科技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