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穎:網絡表情符號能拯救「社恐」嗎?

網絡通常被視為緩衝社交壓力的避風港，但目前關於社交焦慮影響線上社交效果具體途徑的研究尚缺乏更深入的探討。本研究以超人際模型為理論視角，將具有豐富社交功能的網絡表情符號納入社交焦慮者的線上交流過程進行考察。研究發現：社交焦慮顯著正向預測交流可控感；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誼形成之間起到中介作用。總之，社交焦慮者通過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獲得了「社交補償」，後者是社交焦慮者重要的「社交補丁」。

01

研究緣起

日常生活中存在一些因社交活動而感到焦慮、沮喪的人。根據研究，11%-37%（佔比根據具體研究設置而定）的大學生表示他們在與異性交流時會感到緊張（Leary & Kowalski， 1995：2），還有一些大學生會抗拒自我介紹，或在社交場合中少言寡語，溝通時極力迴避眼神交流。職場裡也存在無法與同事正常目光交流、打招呼以及與上級交流時過度緊張的「社恐」人群，他們當中甚至有人為了逃避與同事坐同一趟電梯而選擇步行（豆瓣鵝組，2018）。此外，芬蘭等北歐國家還曾一度贏得「社恐天堂」美譽，只因芬蘭人排隊等公交時需保持約1.8米的間隔，而公交兩座連排的座位通常也只坐一個人，這大大減少了人們寒暄、閒聊的機會（新世相，2019），有助於緩解社交壓力。其實，上述人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社交焦慮（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社交焦慮指在與他人（包括異性、陌生人、朋友）見面和交流時產生的憂慮，具體表現為害怕與陌生人相處，為口齒不清、無聊、說蠢話、被忽視感到擔心，不知在社交過程中要說什麼或如何回應他人等（Mattick & Clarke， 1998）。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場合中常常會感到不自在，並試圖通過迴避自我表露以避免可能造成的消極社交後果（Clark & Wells， 1995：74），因而很難成為愉快交流的對象（Baker & Edelmann， 2002）。此外，低社交活躍度也使他們社交的範圍受限（Erwin et al.， 2004；Gross & Gable， 2002；Whisman， Sheldon & Goering， 2000），難以形成和維繫令人滿意的關係（Leary & Kowalski， 1995：173）。

然而，網絡對於這些在現實中淪為「社交透明人」的人來說則具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他們似乎通過網絡找回了自己的存在感。研究也表明，社交焦慮可以通過線上社交得到改善（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3；Yen et al.， 2012），使得社交焦慮者得以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滿足社交需求（Reid & Reid， 2007）。近年來，隨著移動社交軟硬體使用率的不斷提升，線上社交也已愈發普遍。數據顯示，我國即時通信應用的使用率已經達到99.2%（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2020），即時通信與社交應用的日人均時間大約為4.56個小時（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2019）。在這一背景下，社交焦慮者通過網絡人際傳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替代令他們產生更多社交退縮的面對面（Face-to-Face， FtF）交流的機會也在不斷增多，因而對其線上社交具體過程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義。雖然目前對社交焦慮與網際網路使用、線上交流之間關係的探討已較為充分，但甚少給予交流中重要的符號工具——有著更突出語用功能的網絡表情符號以足夠的關注。從功能來看，網絡表情符號是良好交際氛圍的催化劑，既能傳情達意，還能促進關係形成。那麼，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能否作為一種方便法門彌補社交焦慮者社交技能缺陷，從而緩解社交焦慮者的社交困境？對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狀況的考察，有利於解釋社交焦慮者所採用的非言語線索（nonverbal cues）替代工具如何影響其線上社交的心理過程與行為表現。因而本研究將對網絡表情符號在社交焦慮與線上交流效果關係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進一步闡明網絡表情符號對社交焦慮者網絡社交過程的獨特作用。

02

研究假設的提出

（一）社交焦慮與線上交流效果

超人際（hyperpersonal）模型為解釋社交焦慮者如何通過CMC彌補社交能力缺陷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CMC渠道可以降低他人對社交焦慮者焦慮程度的感知，它所營造的與現實隔絕的環境遮掩了一些無意識的線索（involuntary cues），從而使得社交焦慮者不願意被發現的一些緊張表情、不自然的肢體動作、眼神迴避、卡殼等也能一併得到很好的掩護，為緩解感知面子威脅（perceived face threat）、提升社交信心以及溝通滿意度提供了良好的社交環境。總之，CMC有助於提升實現特定人際溝通目標的能力（High & Caplan，2009；Walther， 2007；Walther， 1996）。

現有研究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網絡能夠緩和社交焦慮者消極人際溝通效果的觀點。例如，線上交流為社交焦慮者提供了一種更舒適從容的社交體驗，即社交焦慮預測了更高的線上交流可控感（Pierce， 2009；Peter & Valkenburg， 2006）。同時，高社交焦慮者更容易通過網絡暢談不同話題，表達更深層的情感，從而促進更高程度的自我表露（Peter & Valkenburg， 2006；Valkenburg & Peter， 2007）。最後，社交焦慮也是關係形成的重要預測因素，將影響友誼的形成（Clayton， 2013；McKenna， 2000；Peter， Valkenburg & Schouten， 2005；Shaw et al.， 2015）。線上交流可控感、線上自我表露以及線上友誼形成為人們如何以及為何進行網絡交流提供了一種核心解釋，是社交焦慮與線上社交研究中十分受關注的測量維度（Peter & Valkenburg， 2006；Valkenburg & Peter， 2011），三者不僅反映了用戶不同程度的線上社交捲入度，也呼應了社交焦慮者在現實社交中面臨的主要社交困境（緊張、自我表露迴避以及關係形成困難），在回應本研究的核心關切的同時，也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網絡社交的主要面向和基本過程，因而將其作為本研究主要的三個結果變量。目前，國內的研究較少關注社交焦慮者的線上交流可控感、友誼形成，僅有社交焦慮者在微博互動中的自我表露受到了檢驗（林功成，李瑩，陳錦芸，2016）。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假設：

H1a：社交焦慮與線上交流可控感呈正相關；

H1b：社交焦慮與線上自我表露呈正相關；

H1c：社交焦慮與線上友誼形成呈正相關。

（二）網絡表情符號的中介效應

在超人際模型視角下，CMC在為社交焦慮者隱藏「社交短板」的同時，也降低了為管理這些不受歡迎的言語（verbal）與非言語行為而消耗的認知資源（cognitive resources），使得社交焦慮者更多地將認知資源用於訊息構成上。在訊息的編輯、修改甚至是撤回上的主動權，為社交焦慮者選擇性自我呈現提供了便利，使其能更好地服務於期望印象的形成、關係的發展（Walther， 2007；Walther， 1996）。雖然該模型並未將網絡表情符號納入交流內容進行考察，但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選擇性呈現的訊息往往是一種「趨好避壞」的內容，對社交焦慮者來說，網絡表情符號就是掩蓋社交技能缺陷的選擇性「包裝」，它可能為實現更好的線上交流效果提供了一種低成本的情感語用工具，即社交焦慮者選擇性呈現的訊息中可能會更依賴網絡表情符號，進而對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和友誼形成產生影響。雖然超人際模型並未直接為網絡表情符號作為中介變量提供理論基礎，但這一中介鏈條依然可以在以下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得以呈現。

部分量化與質性研究都指出了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對用戶線上社交過程的優化作用。Sampietro（2019）根據人際和諧管理框架（rapport management framework）指出，網絡表情符號有助於推動會話管理。例如，它們可以通過問候開啟對話，實現寒暄（phatic）；而當它用於話題的結束時，則可以減輕或避免可能的拒絕感（sense of rejection）。網絡表情符號能夠在表達感謝、發出問候時增強語氣，在提出要求時軟化語氣（Kavanagh， 2016；Skovholt，Grønning & Kankaanranta， 2014）。另外，網絡表情符號也有助於保持會話的持續性（Kelly & Watts， 2015），即其可以通過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促進談話內容的輪轉（turn-taking），從而促使會話保持活力。同時，網絡表情符號使用還能預測良好的線上社交體驗（Hsieh & Tseng， 2017；Huang， Yen & Zhang， 2008），使會話更輕鬆自由、友好（Kaye， Wall & Malone， 2016）。換言之，網絡表情符號是營造和諧、調節會話氛圍的有效工具，能更好地使用戶融入會話，故可推論網絡表情符號將影響用戶對交流可控感的感知。至於自我表露，目前的研究表明，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可以為自我表露提供幫助（Gesselman & Garcia， 2019）。另有實驗研究則發現自我表露程度隨著網絡表情符號使用數量的增加而提升（Janssen， ljsselsteijn & Westerink， 2014）。此外，網絡表情符號的情感表達功能，幽默、諷刺等意圖傳遞功能也早已在諸多實驗研究中得到證實（Derks， Bos & Von Grumbkow， 2008；Dresner & Herring， 2010；Filik et al.， 2016；Harris & Paradice；2007；Lo， 2008；Thompson et al.， 2016；Walther & D』addario，2001），網絡表情符號為情感表達以及「言外之意」傳達提供的有效代理為其促進自我表露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總之，自我表露程度可能會受到網絡表情符號的影響。關於友誼形成，有研究者通過話語分析指出網絡表情符號可以強化對話者之間的友誼（Yus， 2014）。在量化研究中，網絡表情符號使用也被證實將會對網絡中人際互動（包括友誼）產生正面影響（Huang， Yen & Zhang， 2008），對表情符號的恰當、廣泛使用將使友誼發展更迅速（Chen & Siu， 2017）。故可推斷網絡表情符號是影響友誼形成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推論網絡表情符號會影響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誼形成。

同時，研究也指出人格特徵可以預測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趨勢，如外向性、親和性和神經質與使用網絡表情符號的總體數量呈線性正相關（Hall & Pennington， 2013；Oleszkiewicz et al.， 2017）。同時，神經質也被證明與社交焦慮有著密切關聯（張藝馨等，2015）。這表明社交焦慮可能是影響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的重要心理特徵因素。

綜上，社交焦慮會影響網絡表情符號使用，且網絡表情符號使用也可能造成對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誼形成的影響。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a：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可能在社交焦慮與交流可控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H2b：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可能在社交焦慮與自我表露之間起中介作用；

H2c：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可能在社交焦慮與友誼形成之間起中介作用。

03

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數據通過問卷星的樣本服務以簡單隨機抽樣方式獲得，該平臺擁有超過260萬的樣本庫成員，性別、年齡、身份構成等人口變量構成多樣。在不限定人口變量的條件下，平臺向樣本庫成員發出問卷填寫邀請。本次問捲髮放共回收600份問卷，經過陷阱題測驗以及人工篩查，獲得有效問卷485份，有效率為80.83%。樣本遍布全國28個省級行政區，東部地區佔比51.57%，中部地區佔比24.02%，西部地區佔比18.50%，東北地區佔比5.91%；女性佔比59.30%，男性佔比40.70%；年齡範圍為18-58歲（平均29.97歲）。

（二）變量的測量及其信效度的檢驗

自變量。社交焦慮的測量通過社交焦慮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SIAS）完成，它側重於反映與他人交往的情景下人們的焦慮程度（Mattick & Clarke， 1998）。該量表由19個題項（α=0.930）組成，包括「如果必須和權威人士（老師、老闆等）面對面交談，我往往會感到緊張」、「對我來說，和別人的眼神交流是有困難的」、「我難以和同事/同學自在地相處」、「當一個不太相熟的人迎面向我走來時，我不確定是否要與他/她打招呼」、「聚會時，我與他人的交往往往很自在（反向計分題）」等。採用5級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要求被試者根據題項所述內容與自身情況的符合程度進行打分。分值越高，表明社交焦慮感越強。

中介變量。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的測量借鑑了Gesselman與Garcia（2019）、Prada等人（2018）的題項設計，並參考一種將自我報告評估（self-reported assessments）題與李克特量表題結合的方法（Ellison，Steinfield & Lampe， 2007），改寫出3個題項（α=0.672），分別為一道自我報告評估題：「在日常線上交流中，你的網絡表情符號使用頻率為（1=從不使用，2=偶爾使用，3=經常使用，但不會為每一條消息都搭配網絡表情符號；4=總是使用，幾乎會為每一條消息都搭配一個網絡表情符號；5=重度使用，幾乎會為每一條消息都搭配一個以上的網絡表情符號）。」兩道5級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題：「網絡表情符號已經成為我日常網絡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網絡表情符號，我在網絡上的交流將很難進行」。本研究中所指的網絡表情符號包括顏文字、小黃臉（或emoji）以及表情包，在問卷中均有詳細說明和圖例。由於自我報告評估題的測量尺度與李克特量表相同，因而直接對3個題項進行加總後求其均值。

因變量。如前所述，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誼形成是社交焦慮與線上社交研究中經典的測量維度，它們反映了不同程度的線上社交捲入度。社交焦慮交流可控感評估了用戶的線上交流從容自在程度（Pierce，2009；Peter & Valkenburg， 2006）。共涉及4個題項（α=0.704），如「在網絡上社交時，我會更舒服自在」等。自我表露通常從表露廣度（disclosure breadth）、表露深度（disclosure depth）兩方面進行測量，即互動過程中談論的自我相關的內容數量以及袒露個人的、私密信息的程度（Altman & Taylor， 1973）。參考Hollenbaugh與Ferris（2014）的線上感知自我表露題項，設計出自我表露深度題項3個（α=0.739），如「我更容易在網絡中向他人談起我的內心感受」等，以及自我表露廣度題項2個（α=0.667），如「在網絡交流時我的話變多了」等。線上友誼形成的題項改編自線上社交量表（Bodroža & Jovanović， 2016），它評估的是用戶通過網絡開啟、聯結友誼關係的意願，包含5個題項（α=0.807），如「我會主動通過社交軟體（如微博、微信）的私信、加好友等功能結識新朋友」、「我很樂於在網絡中與有趣的人成為朋友」、「我常在網絡中與未曾謀面的網友聊天」等，這些題項均採用5級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進行測量。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結果顯示，KMO值為0.894，Bartlett球形檢驗顯著[χ2（df）=4080.841（630），p=0.000

04

數據分析

通過SPSS23.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和部分回歸分析，使用Hayes開發的Process程序（V3.3）的Model 4，通過Percentile估計法在95%的置信區間內進行5000次的Bootstrap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1），社交焦慮與網絡表情符號使用、交流可控感呈顯著正相關，與友誼形成呈顯著負相關；網絡表情符號使用與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深廣度、友誼形成呈顯著正相關。

（二）中介效應分析

有研究表明，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自我表露受到性別、年齡的影響（Fullwood， Orchard & Floyd， 2013；Oleszkiewicz et al.， 2017；Peter， Valkenburg & Schouten， 2005；Prada et al.， 2018；Punyanunt-Carter， 2006；Witmer & Katzman， 1997），故將其作為控制變量放入模型。

1.以交流可控感為因變量的中介效應分析

當因變量為交流可控感時（見表2），在方程1中，社交焦慮對交流可控感起著顯著正向預測作用，在方程2中，社交焦慮對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同樣起著顯著正向預測作用，在方程3中，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對交流可控感起著顯著正向預測作用，社交焦慮對交流可控感的影響仍然達到了顯著性水平。結合中介效應的Bootstrap結果（見表3），可知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交流可控感之間的間接效應佔比為32.36%，該間接效應的Boot SE為0.032，其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為[0.008，0.132]，不包含0，表明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交流可控感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換言之，社交焦慮不僅直接影響交流可控感，還可以通過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對交流可控感產生間接影響。

2.以自我表露為因變量的中介效應分析

當因變量為自我表露時（見表4、6），在方程1中，社交焦慮對自我表露的深度與廣度預測作用不顯著，在方程2中，社交焦慮對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同樣起著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在方程3中，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對自我表露深度與自我表露廣度同樣起著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但社交焦慮對兩者的影響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可見，在方程1中，未加入網絡表情符號這一中介變量時，社交焦慮對自我表露的深度與廣度的總效應（係數c深度=0.060、c廣度=0.107）不顯著，傳統中介效應檢驗流程以係數c顯著作為前提條件，否則將停止中介效應檢驗，但新的中介檢驗流程認為，係數c即使不顯著也可以進行後續分析（溫忠麟，葉寶娟，2014；Zhao， Lynch & Chen， 2010）。後續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見表5），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自我表露深度之間的間接效應佔比高達78.31%，Boot SE為0.022，其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為[0.008，0.095]，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同樣地，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自我表露廣度之間的間接效應佔比為50.47%，Boot SE為0.029，其Bootstrap95%置信區間為[0.007，0.122]，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見表7）。檢驗結果表明，雖然社交焦慮對自我表露的直接預測效應不顯著，但它可以通過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的中介效應對自我表露產生影響，即社交焦慮主要通過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影響自我表露程度。

3.以友誼形成為因變量的中介效應分析

當因變量為友誼形成時（見表8），在方程1中，社交焦慮對友誼形成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在方程2中，社交焦慮對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同樣起著正向預測作用，在方程3中，網絡表情符號使用能正向顯著預測友誼形成，相反，社交焦慮顯著負向預測了友誼形成。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友誼形成之間的間接效應佔比為18.64%，Boot SE為0.024，其Bootstrap95%置信區間為[0.007，0.099]，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見表9）。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社交焦慮對友誼形成的直接效應為負值，與間接效應的正值不同號，導致了總效應絕對值低於預期的遮掩效應的出現。這表明社交焦慮負向直接影響友誼形成，但社交焦慮者提升網絡表情符號使用水平時則將對友誼形成產生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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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交流可控感之間的中介效應

研究結果表明（見圖1），從直接效應來看，隨著社交焦慮水平的提升，用戶的線上交流可控感也越高，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一致（Green et al.， 2016；Pierce， 2009；Peter & Valkenburg， 2006）。更重要的是，從間接效應來看，社交焦慮還通過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對交流可控感產生了間接影響。首先，社交焦慮是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的重要預測因素。這說明社交焦慮者雖然社交技能上存在一定缺失，但在線上社交過程中更善於用網絡表情符號作為補償。其次，在人際和諧管理框架下，網絡表情符號承擔了開啟、維持、結束對話的會話管理功能，並通過對輕鬆、友好交際氛圍的營造使人們能更好地適應與融入社交場合（Sampietro， 2019；Hsieh & Tseng， 2017；Kaye，Wall & Malone， 2016；Kelly & Watts， 2015；Huang， Yen & Zhang， 2008）。因此，社交焦慮者能夠通過提升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水平，進而增加在線上社交中的交流可控感。

（二）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自我表露之間的中介效應

研究結果顯示（見圖2），雖然社交焦慮可以對自我表露深度、廣度沒有產生顯著的直接效應，但社交焦慮通過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對兩者產生了間接效應，即社交焦慮並沒有直接 預測自我表露程度，而主要是通過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間接影響自我表露程度。其間接效應值在總效應中的佔比分別為78.31%（深度）、50.47%（廣度），可見其中介效應量處於較高水平。這意味著對表情符號的使用是社交焦慮者提升自我表露的重要途徑。

對於直接效應，與之前的猜想不同，本研究發現社交焦慮對自我表露深廣度的預測並不顯著，該結論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他們發現社交焦慮與臉書上的自我表露無關（Green et al， 2016；Weidman & Levinson， 2015）。雖然直接效應不顯著，社交焦慮通過網絡表情符號影響自我表露深度、廣度的間接效應卻顯著。如前所述，社交焦慮是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的重要預測因素。同時，鑑於網絡表情符號在「傳情達意」上的突出優勢，使得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成為提升自我表露深度、廣度的有效手段，用戶將更主動地袒露自己的內心感受、擔憂以及個人私事，談論的話題也變得更豐富多樣。總之，社交焦慮者能夠通過提升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水平，進而從深度、廣度層面增進自我表露行為。

（三）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在社交焦慮與友誼形成之間的中介效應

如前所述，直接效應（c『）與間接效應（ab）異號意味著遮掩效應的出現，回顧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見圖3），社交焦慮將負向預測友誼形成；但社交焦慮通過增加網絡表情符號使用水平以促進友誼形成，提示了遮掩效應的出現。

對於直接效應，研究結果與猜想不同，線上交流並不能促進高社交焦慮者積極交友，相反，社交焦慮程度越高，線上交友行為越少。以往研究也有類似結論，如社交焦慮程度高的人臉書朋友數量更少（Weidman & Levinson， 2015），內向的人更少在網絡中交友（Peter，Valkenburg & Schouten， 2005）。然而在間接效應中，當加入網絡表情符號使用這一中介變量之後，效果卻發生了反轉：社交焦慮者通過網絡表情符號使用形成了更好的友誼形成效果。正如前文所述，社交焦慮是網絡表情符號使用的重要預測因素。同時，網絡表情符號使用有助於個性化的表達（Zhou， Hentschel & Kumar， 2017），在加速情感共識的形成和提升溝通樂趣的過程中，促使友誼更快形成與發展（Huang， Yen & Zhang， 2008）。換言之，網絡表情符號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橋接的作用，即社交焦慮者將通過提升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水平，從而更積極進行網絡交友，擴大社交網絡。

綜上，研究假設H1a、H2a、H2b、H2c得到支持，表明社交焦慮可以正向預測交流可控感；而網絡表情符號在社交焦慮與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誼形成之間均起到了中介作用。可見，網絡表情符號是社交焦慮者線上交流時十分重要的「社交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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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考察了社交焦慮者如何通過網絡表情符號影響線上交流效果的過程。結果表明，社交焦慮雖然可以正向預測交流可控感，但與自我表露無關，更不能達到預期中的友誼形成效果。這與超人際模型對CMC能為社交焦慮者克服社交障礙提供益處的基本猜想並不完全一致。換言之，CMC所能提供的庇護僅限於為社交焦慮者提供更有安全感的社交體驗，而並不能更進一步地促進線上交流中的自我表露，甚至在友誼形成上出現了負面效果。相較之下，當網絡表情符號加入這一過程成為其橋梁時，超人際模型的猜想則得到了全面支持，即社交焦慮者通過對CMC中重要的非言語線索替代——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更好地激發了社交潛能以及實現了人際交往目標。可見，網絡表情符號是形成全面超人際效應的重要近端要素。總之，本研究一方面基於超人際模型的基本假設進一步分析了CMC渠道為社交焦慮者「社交賦能」的效應程度與範圍；另一方面則通過探討特定的語言情感工具如何參與用戶線上的社交體驗與管理過程，進一步細化了超人際模型構建的線上社交鏈條，探索了相對受到忽視的網絡表情符號對於信息發送者的社交意義。

相比超人際模型，富者更富模型（rich get richer）與社交補償（social compensation）模型（Kraut et al.， 2002）則從人格特質上解釋了社交焦慮與網際網路使用的關係。富者更富模型認為，相比內向型人格，長於社交的人能夠通過網絡獲得更多與他人交往的機會，從而獲得更高的社交優勢（social benefit）。與之相反，社交補償模型則提出，社交能力弱的人才更容易從網際網路中獲利，因為線上交流為缺乏社交資源的人提供了與他人建立聯繫、獲得支持性交流以及實用信息的新途徑。在這一理論視角下考察社交焦慮與網際網路使用關係時，這對模型均獲得過證實（林功成，李瑩，陳錦芸，2016；Fernandez， Levinson & Rodebaugh， 2012；Desjarlais & Willoughby， 2010；Pierce， 2009；Peter， Valkenburg & Schouten， 2005）。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見表10）：在直接路徑中，社交焦慮程度越高，人們通過線上交流所獲得的從容自在感也更強，從而證實了社交補償模型；相反，不受社交焦慮困擾的人則更樂於進行線上交友，這支持了富者更富模型。在加入網絡表情符號的間接路徑中，社交焦慮者通過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獲得了更符合社交期待的交際表現，他們不僅獲得了更高的交流可控感，還更樂於進行更深、更廣的自我表露以及線上交友，從而呼應了社交補償模型。在對兩條路徑的對比中可以更明顯地發現網絡表情符號對社交焦慮者線上交流的意義：在以自我表露為因變量的中介模型中，社交焦慮對自我表露的預測不顯著，但加入了網絡表情符號的間接效應卻顯著且間接效應值佔比較高，提示社交焦慮者主要通過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影響自我表露程度。此外，以友誼形成為因變量的中介模型則出現了遮掩效應，即社交焦慮程度越高則越不願意交友（直接效應為負值），但當網絡表情符號成為中介變量時，社交焦慮者通過表情符號使用表露了更高的交友熱情（間接效應為正值），從負到正的對比更反襯出網絡表情符號對社交焦慮者重要的社交補償意義。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雖然有較為豐富的文獻基礎，但本研究數據終歸為橫截面數據，因而有必要在今後研究中通過縱向數據對前述關係再次進行檢驗。第二，超人際模型涉及的要素和觀點較為繁多，本研究僅選取了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的渠道、發送者要素及其相關觀點作為理論資源，而忽略了接收者、反饋要素，因而與超人際模型互動也僅是一種局部上的回應。

超人際模型還為研究的繼續深入提供了啟發。有研究者發現，個體在網絡中對自己故事的構建上的系統性差異可能會導致他們自我認知的改變（Gonzales & Hancock， 2008）。研究者要求實驗參與者以一種會讓別人認為他們有著外向或內向的人格特質方式寫下他們的經歷並將其發布到博客上，後續的測試顯示，參與者對自己外向或內向的感知分數也發生了顯著的不同，這意味著如果按照某種期望的「人設」來經營線上的自我，很可能會產生對這一「人設」的認同。研究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認同轉換」（identity shift），它提示了選擇性自我呈現對個人自我的轉變的強大影響。這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繼續深入的視角：社交焦慮者能否通過對網絡表情符號的使用形成對自己「善社交」的認同，並進一步為其現實中的社交提振信心，緩解社交迴避、退卻的負面影響，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另外，在社交焦慮者視角之外，還可以從社交焦慮者交流對象的他者視角出發，通過控制實驗方法評價網絡表情符號的「補丁」效果。這些探討將為我們更細緻地呈現CMC線索使用細節、功能及其潛在的長期影響。

（楊穎：《網絡表情符號能拯救「社恐」嗎？——網絡表情符號中介作用下的社交焦慮與線上交流效果研究》，2020年第11期，微信發布系節選，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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