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採取「一分為二」的辯證態度，客觀梳理和分析了原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版面上的相對自由與版面後的不自由的雙重境遇，重建了一段複雜而微妙的歷史事實，並對形成這種複雜局面的原因作了認真的初步剖析。
新華日報在中國新聞史上是很獨特的一張報紙。作為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辦的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當然是報紙，是一種新聞媒體，然而它又絕對不是一般的新聞媒體，國共兩黨勢不兩立而又會暫時合作、在合作中又不時鬥爭的格局深刻地影響著新華日報的命運。新華日報的歷程反映出那個時代新聞的特點，在更深層次上則是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的特點及政治與新聞的關係。
傳統的研究者慣於引用新華日報的經歷作為國統區新聞專制的證據，而又常將新華日報對付戰時新聞檢查制的「經典」手法——暴檢等援為例證。經過研究，筆者認為對此實有再深入認識的必要。實際上，《新華日報》是版面上的相對自由與版面後的不自由相統一的，僅以暴檢等手段作為論證新聞專制的證據，對於不太了解歷史的後來人來說，有不易理解之感，且還易生負面影響。筆者認為應該將完整的歷史客觀地呈現出來，這樣才會更有說服力。
一、 對抗日戰爭勝利前《新華日報》版面及國民黨戰時新聞檢查制的考察
在新華日報的版面上，我們可以輕易發現新華日報被壓迫的痕跡，試舉幾例：
1940年1月6日，新華日報在社論位置登出：「抗戰第一！勝利第一！附：本日兩次社論：（一）《論冬季出擊的勝利》（代論）、（二）《起來！撲滅漢奸！》，均奉令免登，來不及寫第三次稿。故本日無社論，尚希讀者原諒是幸！」；
1940年1月11日，刊登博古撰寫的代論文章《祝新華二周年》：「……因為新華日報要擁護真理和正義的事業，不能不對於一切阻礙抗日事業之缺陷及弱點勇敢地盡其報急的警鐘的功用，因而，在國內亦不能見諒於某些人士。（被略）因此，在兩年之中在它的出版發行及編輯上都受著重大的影響，……」；
1941年1月11日，刊社論《本報三周年》：「……今年一月以後，本報的代表言論——社論暫時不能和讀者逐日相見。這絕非我們始願所及。讀者頗有來函相勉，希望我們在每一事件，都能坦白的暢所欲言（下略一段）……」；
1941年2月1日，登出《本報重要啟事》：「本報因奉令免登之稿件過多，難於編排，若勉強維持原有篇幅，既虛耗同人之精力，更難副讀者之雅望，因此，特定二月一日起，改出一中張，請希鑑諒是幸。」
1945年8月22日，登出社論《蔣介石先生哿電讀後》標題，正文位置開出天窗；
……
如此種種，固然一方面使我們看到國民黨對新聞控制較為緊密，而另一方面也令人從這些巧妙而明顯的表達方式中懷疑國民黨戰時新聞檢查制度的制定或實施是否頗有疏漏之處：在和平時期，一張在野黨的報紙用這樣滿懷怨望的方式同執政黨鬥爭，恐怕也是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了，何況在控制新聞基本可以被理解的戰爭時期呢？
出於戰爭時期保護軍事機密及保障政治穩定的需要，二戰時期，包括蘇聯在內的多國均實行了戰時新聞檢查制度（蘇聯在戰後還一度恢復過新聞檢查）。國民黨更是藉機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新聞檢查標準》、《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戰時新聞檢查辦法》、《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修正戰時新聞禁載標準》、《修正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等，實行新聞檢查，加強專制統治。
國民黨政府《修正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規定：
「第三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均屬違檢
……
四、各報社對刪免稿件之地位不設法補足，於稿件文字內故留空白或寫作標記易致猜疑者。……」[1]《辦法》之第二條規定：「各報社通訊在違檢懲罰辦法分左列五種：一、忠告，二、警告，三、嚴重警告，四、定期停刊，五、永久停刊。」[2]
按照規定，新華日報大量採用的暴檢、拒檢諸法均屬違檢之列。據統計，1940年12月，新華日報18次違檢，被新聞檢查機關處以4次「嚴重警告」，1941年1月至5月，新華日報違檢就多達136次[3]……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華日報居然仍被允許生存下去（因1939年10月19日拒檢刊登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而被強令停刊一天，是新華日報所受最重的處罰之一），讓人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中國共產黨人的鬥爭智慧和勇氣，而同時也讓人深感國民黨統治的無能，執法的鬆散。
另外，國民黨還頒布了《修正戰時新聞禁載標準》，分「軍事禁載事項」，「黨政禁載事項」，「財政禁載事項」，「社會禁載事項」諸條，其中「黨政禁載事項」規定：「下列各條，絕對禁止發表文字或圖書
第二十六條 危害民國，詆毀當局，破壞統一，及誣衊中央者；
第二十七條 違背或曲解三民主義及本黨政綱政策者
……第三十四條其他一切足以損害政府信譽之記載……」[4]《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不得為「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之「言論或宣傳之記載」[5]，《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將這些目為「反動言論」：「一、惡意詆毀及違反三民主義與中央歷來宣言政政策者。
二、惡意抨擊本黨、詆毀政府、污衊領袖與中央一切現行設施者。
……
五、鼓吹偏激思想，強調階級對立，足以破壞集中力量抗戰建國之神聖使命者。」[6]
……
這些規定均可成為針對新華日報實施專制的反動法律依據和藉口：依照這此標準，傳播馬列主義豈不是非法了？然而，在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卻發表了大量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如《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1940年1月9日）；《列寧逝世十六周年》、《列寧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列寧論戰爭》、《列寧的合作社計劃與社會主義建設》（1940年1月20日）；《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作為革命者的導師和教育者的馬克思》、《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事業》（1940年5月5日）……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可說俯拾即是，就是在廣告中也頗多痕跡，如1940年2月17日所登「精裝資本論業已到渝存書不多購欲從速」（註：原文如此）等……若依照國民黨反動法令，宣傳異黨思想當屬違法的話，上述文章能在新華日報上與讀者見面，就只能說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太過無能了。
國民黨新聞檢查官之愚蠢亦有其他旁證，即從共產黨就皖南事變在新華日報上對國民黨展開鬥爭的兩個細節便可見一斑。1941年1月12日（皖南事變過程中），新華日報便在本報慶祝三周年的新聞裡透露：「周恩來……告訴我們……黑暗是必然被衝破的。好象剛才的消息，說到新?軍最近在向北轉移中，被敵寇重重包圍；但相信那些戰士們是會衝破包圍和黑暗的……」熟悉時局的人們都知道，「新?軍」即「新四軍」，新四軍駐地附近並無日寇，這「敵寇」二字乃國民黨軍無疑。這樣明確的信息居然也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放行了。而據說，這還是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將原文的「國民黨反動派重重包圍」改成了「敵寇重重包圍」而允許發行的[7]。
1月18日為了使周恩來同志就皖南事變的題詞得以發表，新華日報特意發排了兩篇能通過檢查且又與題詞、輓詩所佔版面一樣大小的稿件，在坐鎮報社的檢查官眼皮底下印出幾張，讓他們「放心」而去，然後立即換版，迅速開機大量印製，是日「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題詞公諸於眾，國民黨陷入了輿論的旋渦之中，而此事中間檢查官的敷衍公事便是使國民黨被動的一個原因。在檢查當時，面對章漢夫的質問，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毫無底氣誠惶誠恐地用這樣一些話辯解：「國家大事嘛，我們也不必多談。總請你們諒解，我希望明天大家都沒事，對我好，對你們也好……」章漢夫詰問這位「年紀輕輕」的檢查官為何要幹這個時，他答道：「一個人總得有個職業嘛，我學過新聞」，且還「漲紅了臉」[8]。業務有一定基礎，智商不一定太低，自知理虧而心虛，靠著國民黨混飯吃……這樣無數個新聞檢查官構成了整體「愚蠢」的國民黨新聞檢查官隊伍，與為著美好理想而執著戰鬥的共產黨的新聞隊伍形成了鮮明對照。
二、抗戰勝利後《新華日報》的版面上的相對自由
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新華日報等掀起了一場拒檢運動。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在抗戰勝利中紀念『記者節』……對於戴著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我們『文章報國』的志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中國為種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歐美報章報導抨擊中國檢查制度的文章，紙不絕書，而我們都受之坦然，怡然自稱我們是爭取自由的『民主』強國！……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重慶十大雜誌，包括一貫保守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半月刊合作出版《聯合增刊》，首先自動實行原稿不送審查，發起有力的「拒檢運動」。
9月17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廢除出版檢查辦法》，規定「自民國十月一日起廢止戰時出版品檢查辦法及禁載標準」，同時，將「收復區」視為軍事戒嚴區域，仍實行新聞檢查制度。9月23日，新華日報就此刊布消息。
而此後一段時間，拒檢運動仍如火如荼地展開，9月23日新華日報登載《復旦廿一團體響應「拒檢運動」》，25日又登出《拒檢運動風起雲湧燕大新出壁報實行拒檢》，26日登出《昆明出版界響應拒檢》、《話劇檢查也應取消》等消息，鋒芒直指國民黨當局。
1945年10月1日，新聞檢查制度取消，新華日報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其版面上的相對自由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
10月1日，新華日報發了兩篇社論，其一《言論自由的初步收穫》：「新聞檢查制度和書刊審查制度，今天在大後方實行廢止了。……這種制度的不合理，令人頭痛……其痛苦真是一言難盡。……檢查制度的廢止，是言論自由的開始，但還不是言論自由的真正實現……檢查制度……收復區卻還在繼續……其次，報章雜誌的創刊，須經登記核准，這一制度還沒有廢止……再其次……郵檢制度還沒有廢止……我們認為這種太無『理由』的制度必須立即廢止……總之，信任人民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民主就是認人民為主人，對他連信任都沒有，還談什麼認他為主人……現在大家都在說民主了，請首先信任人民吧。……盼人家來賜予，不知自己用力爭取的人是不會得到自由的……我們更要……增加信心，更加努力，爭取更多的自由，爭取一切應有的民主自由。」其二：《人民的報紙》，該社論說：「當此新聞檢查制度廢止的時候，一定有很多讀者要問：在你們有了自由的篇幅後，你們將有些什麼新的表現呢？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將更加努力使新華日報成為人民的報紙。」同日還借《成都文化界意見新聞檢查雖然取消並非言論完全自由》等新聞，表達了爭取「言論完全自由」的呼聲，該新聞寫到：「……川大同學發起了拒檢運動後，學校當局立採『精明措施』……停止檢查，但規定著者應署真實姓名，筆名一律不準發表……這一規定的實質無非是變相的統制思想和窒息言論自由。川大同學以行動表示不承認，在拒檢後出版的第一期聯合壁報中，所有稿件都未署名，他們說：『舉凡一切取締言論出版和妨礙自由的統治法令，我們都不能承受』。……四川大學同學拒檢聲明中說的『縛在我們身上的枷鎖只有我們自己來打碎，封住我們嘴巴的封條也只有我們自己撕毀』這句話，在青年朋友中很是流行。」
10月1日以後，新華日報自撰的新聞稿件如「延安特訊」、「上海通訊「等明顯增多，而不再象以前那樣以採用與編輯「中央社」稿件為主。這也是新華日報版面自由增強的一個表現。
熊復說：「新聞檢查製取消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新華日報取得了較大自由來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黨的主張和人民的要求。這時期……充分報導了各解放區迎擊國民黨反動派進攻的鬥爭，也充分揭露了美國所謂調處實為掩護國民党進攻的真相。全面內戰爆發後，新華日報每天都登有新華社發的戰報，每天闢有專欄登載國民黨被俘軍官的名單……」[9]從1947年1月25日刊登《放下武器的都當朋友看待！六十五師被俘軍官介紹親友們如有信件請交本報轉》開始，，新華日報每天都有被俘軍官之介紹，可以想像，這樣的新華日報對國民黨軍心民心起著何等強烈的打擊作用！內戰爆發後，新華日報往往以「反動派」「國民黨反動派」等字眼直稱國民黨當局，隨舉幾則新聞標題：《國民黨軍集中萬餘人侵佔膠濟中段青州站》、《美國不應該援助國民黨反動集團》、《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抨擊國內獨裁統治》（1946年7月2日）；《反動派自供豫鄂內戰行動目的意圖一舉「消滅」中原將士》、《國民黨反動派邊打邊談華北中原各地內戰擴大》（1946年7月11日）……這樣的新聞比比皆是，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之一能出版這樣與國民黨完全敵對的報紙，我們不能不承認新華日報在版面上是相對自由的，否則我們便把馬克思主義新聞研究工作者應有的尊重歷史的科學態度都喪失了。
三、虛假自由的背後：政治不自由必然取消版面上的相對自由
在承認《新華日報》取得過階段性的版面上的相對自由的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版面上的相對自由只是歷史真實的一個方面，歷史真實的另一面就是新華日報版面後的不自由。試舉幾點，1939年，國民黨實行限共、反共政策，新華日報的記者和其他工作人員被剝奪了到戰區採訪的權利，甚至不準離開重慶，不準出青木關一步。戰爭時期新華日報的稿件受到嚴密控制，僅1940年12月，新華日報送檢被「免登」的稿件為22篇，被刪登的稿件為47篇。1941年1月8日，新華日報送檢稿件15件，就被扣壓11件。據1941年1至5月統計，新華日報送審稿件被判「免登」209次，「刪登」109次[10]……在新華日報的辦報歷程中，報館、營業部被搗，報丁挨打被綁的事件發生不少，而報紙最終也於1947年2月28日被停刊。國民黨所謂「國家第一領袖至上」的一黨專政最終容不下這樣一張新華日報，政治上的獨裁、不自由必然會剝奪報紙版面上的相對自由。新華日報版面上的相對自由的喪失，直接反映了那個時代獨裁政治的黑暗。
國民黨能容忍新華日報這些報紙在版面上有一些相對自由的原因很複雜，其中重要一點便是：由於孫中山先生民主主義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念的影響，國民黨新聞立法活動的指導思想與基本原則（至少說公開的指導思想與基本原則），還是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論[11]，在國民黨政權統治的21年裡，無論是它稱之為「訓政時期」的十年內戰期間，還是舊政協會議後的所謂「立憲」時期，它始終打著「言論出版自由」的招牌或者作著一旦形勢緩和即給人民以充分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允諾。從1931年到1947年，它發表過不少「保障新聞自由令」，從表面形式上看，其基本的新聞法規（主要是1930年頒布並於1937年修正頒布的「出版法」），確比中國歷史上的清末的新聞法規、北洋軍閥政府的新聞法規在法律形式上有所進步[12]。由於國民黨自命奉行民權主義和新聞自由的原則，因而新聞界人士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展開向國民黨當局要新聞自由的鬥爭，使其在對異己的輿論力量進行鎮壓之時頗費躊躇，多耍陰謀而不敢明來，客觀上為人民較為自由的表達提供了空間。吳玉章在《回憶〈新華日報〉》中談到：「新華日報象一把尖刀一樣刺在敵人的心上，因此，敵人天天都想拔掉它。還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敵人就藉口新華日報登了駁蔣介石一文，說什麼「侮辱了元首」，大肆叫嚷要封閉我們的報館。後來又想出了一個辦法，捏造了一些團體，在柳州、開封等地法院控告我們。柳州法院把這一控訴案轉到重慶，重慶法院便想藉此打擊我們。但在我們嚴詞駁斥和律師界朋友的幫助下，重慶法院不得不批出：查我國法律無侮辱元首之條文。如系毀謗，須本人起訴。蔣介石怎麼好來起訴呢？這個案件就這樣不了了之。全面內戰爆發後，反動派對新華日報更加痛恨。他們大叫：『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怪事，在打仗的時候，竟允許敵人在自己的區域發宣言、發戰報，進行宣傳？』……想以此作為迫害我們的藉口……敵人對新華日報的稿件更加緊了控制。新華社的稿件不準登，前線的勝利消息不準登……。我們有時也作些不損原意的改動，更多的時候根本不理睬，該登的還是照樣登。敵人對我們毫無辦法。」[13]
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必使「新聞自由」的法制流於虛設，成為新聞的人治，執「法」過程中因「領袖」因具體執法者的個人價值判斷與思想素質與歷史潮流相左，必最終使「新聞自由」由虛偽走向虛無，連表面文章都做不成。新聞自由，究其根本是個政治問題。
又要政治上獨裁，搞一黨專政，又要在新聞等領域讓其表現出虛假的自由，國民黨意欲兼顧這本不可能得兼的二者，最終結果便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痛失天下，到臺灣去後，便一度學得「聰明」些了：牢牢控制住新聞出版，只要書籍報刊內容稍不利於國民黨的統治，一律查禁。
注釋：
[1]、[2]、[4]我國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概述[J]. 新聞學季刊（第一卷），（4）. p. 34.
[3]、[10]新華日報關於皖南事變的宣傳鬥爭[J]. 新聞研究資料,（57輯）.p. 216.
[5]中國現代出版史料 丙編[M].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56年. P. 487.
[6]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 丙編[M].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56年. P. 496.
[7]新華日報的回憶[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P. 5.
[8]報人生活雜憶——石西民新聞文集[M]. 重慶出版社，1991. P. 76.
[9]新華日報的歷史地位及其特點[J]. 新聞研究資料,（9）. P .1.
[11]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道德[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P. 171頁.
[12]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的新聞法制[J]. 新聞學論集,（11）. P. 244.
[13]新華日報的回憶[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P. 41.
（作於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