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因為日心說被燒死?真相沒那麼簡單

[摘要]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布魯諾還被人們當作思想自由的平民先鋒形象，而不是科學家的形象。

作者：聶建松（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宗教學博士）

布魯諾被當作一個哲學思考者而起訴，因為他大膽的關於「無窮多個世界」或者「地球移動」的看法而被火刑，這樣的傳說已經站不住腳了。隨著《概要》（筆者註：Sommario del Processo di Giordano Bruno，布魯諾的審訊過程的概要）的出版，這個傳說被釜底抽薪，這部作品顯示出在審訊中「哲學或者科學的問題」並不是關注點，並且在科爾薩諾（Corsano）和費勒泊（Firpo）的筆下，強調的乃是布魯諾的宗教行為。

——《喬爾達諾·布魯諾和赫爾墨斯傳統》，【英】弗蘭塞斯·A.葉慈（Frances A. Yates）

【布魯諾真的大丈夫？——對某些傳統歷史觀的重新思考】

第二個大千禧年（公元2000年，Great Jubilee）的三月十二日，這一天是天主教教會的「恕罪日」（Day of Pardon），用來提醒人們要進行自省。在梵蒂岡城，教皇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做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我的過犯》（Mea Culpa）的講話，請求上帝原諒教會在兩千年以來所犯的過錯。其中尤其提及了教會所使用過的「暴力手段」，即十字軍和宗教裁判所等行為。

頗有些值得回味的是，在距離梵蒂岡城咫尺之遙的鮮花廣場（Campo dei Fiori）上，就挺立著喬爾達諾·布魯諾的雕像。他就是死於宗教裁判所的審判，而且就在此地遭受了火刑。

位於義大利鮮花廣場的焦爾達諾·布魯諾雕像

然而，就他受刑的原因，絕大多數人對此的看法，恐怕仍然停留在這樣的印象之中，即布魯諾同哥白尼、伽利略一樣，都是日心說的捍衛者。或者，更進一步而言，布魯諾是一位科學的殉道者，他的死就意味著「宗教對科學的壓制和迫害」。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歷史觀形成是有客觀局限性的：一方面，此前關於布魯諾的研究一直囿於史料的不足——拿破崙將大批梵蒂岡的文獻送到了巴黎去做紙箱子，其中就包括了關於布魯諾的審判。日後，研究者是從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的存檔，以及教皇庇護九世（Pius IX）的私人收藏中，重新找到的這些資料；一方面，自十七世紀開始的理性啟蒙運動以來，人們一直把布魯諾視為伽利略的先行者。另一位偉大的天文學家克卜勒（Johannes Kepler）對於伽利略的「軟弱」進行了批評，也成就了布魯諾的「英勇」形象。

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布魯諾還被人們當作思想自由的平民先鋒形象，而不是科學家的形象，用來反對當時的貴族政治和宗教權威。

然而，正如當代著名的文藝復興研究者弗朗塞斯·A.葉慈所證明的那樣，隨著史料的重新發現，人們頭腦中布魯諾的固有形象，應該有所改變了。

譬如，在安德魯·迪克森·懷特著的《科學-神學論戰史》當中，有著這樣一段文字：

這種新的真理（筆者註：哥白尼的學說）不可能被隱瞞住；對它，無論是一笑拒之還是蹙額壓制，都不可能起到什麼作用。許多人已經接受了它，但是在羅馬教皇能夠聽到的範圍之內，似乎只有一個聲音敢清楚地表述這個真理。這位新出現的勇士就是那個怪人喬爾丹諾·布魯諾。他被從一地追逐到另一地，最後他與追逐他的人展開了可怕的唇槍舌劍的論戰。為此，他在威尼斯遭到誘捕，在羅馬的異端裁判所的地牢中被監禁了6年，最後被活活燒死，他的骨灰被拋灑在風中。

這段話看起來確實驚心動魄，仿佛整個歐洲都遍布了教會的「蓋世太保」。無論走到哪，布魯諾都隨時面臨著被捕的危險。然而，這樣一段文字卻忽視了當時歐洲的複雜情況。

彼時，正值「宗教改革運動」時期，歐洲的宗教版圖早已四分五裂，新教和天主教的鬥爭如火如荼：在德意志，這場運動的發源地，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他的追隨者成了「路德宗」教會；在法蘭西，胡格諾派（Huguenot）和天主教矛盾激化，甚至由此引發了「宗教戰爭」（les Guerres de religion）；在英國，在伊莉莎白一世帶領下，聖公會也脫離了天主教。此外，在布拉格——當時哈布斯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作為著名的宗教寬容者，皇帝魯道夫二世（Rudolf II）旗下則聚集了一批宗教改革人士、天主教人士以及猶太人。

要知道，布魯諾可都在以上這些地方居住過！因此，實難想像，僅僅作為一個天主教的機構，宗教裁判所能夠把勢力拓展到全歐洲的各個角落。

【人人都恨布魯諾！——布魯諾的生平簡介】

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下布魯諾的個人歷史，以便從細節上澄清更多的實際情況。

1548年，布魯諾生於那不勒斯東邊的諾拉，他日後也非常驕傲於自己的家鄉，總是自稱是「來自諾拉的人」。他幼年受洗的教名本來是「腓力珀」（Filippo），不過他加入「多明我會」（Ordo Dominicanorum，基督教的一個著名修會）之後就放棄了這個名字，「喬爾達諾」（Giordano）實際上是他的「法名」，因為這是修會賜給他的名字。布魯諾少年時加入這個修會，主要是因為這個修會提供免費的教育。

一開始布魯諾還是很尊敬修會的前輩，稱他們為「地上的眾神」，但是他之後就很激烈地批評他們是「驢和不學無術的人」。這很有可能是因為，在修會學習期間，他接觸到了「瓦勒德派」（Valdensians）——這是受到了人文主義學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影響的一個團體。正是這個團體使得他逐步形成了日後「反-主流基督教神學」的一些思想。儘管如此，在25歲的時候，他還是成為了一名天主教神父。

布魯諾與宗教裁判所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他成為神父之後的第三年。他被指控為有反對基督教思想的行為和言論，因此他被召喚到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去為自己辯護。在羅馬，他似乎沒有成功恢復自己的名譽，因此他仍舊「偽裝」成多明我會的成員，跑到了義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在那裡，他寫書賺了一些錢。之後開始遊蕩於義大利北部，期間以講授天文學基礎課程為生。

然後，他決定去當時的宗教改革活動中心日內瓦，在那裡改宗成為了一名「加爾文宗」（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一派）信徒。最終，他在日內瓦學院中獲得了一個教職。教學期間，他開始攻擊學院裡一名非常重要的學者的哲學觀點（從日後布魯諾的言辭習慣來看，他說的話可能非常不客氣）。因此在留下一封道歉信之後，他離開了日內瓦。（同時，他也脫離了加爾文宗。）

隨後，他又來到了法國，在土魯斯大學裡找到一份教職——在這期間，他又諷刺另外一個教授是「驢」。為了躲避當時法國的宗教戰爭，他來到了巴黎，並且成功地引起了法國國王亨利三世（Henri III）的注意，接著國王將他推薦給了法國大使米歇爾·德·卡斯特勒瑙（Michael de Castelnau），其後布魯諾隨他來到了倫敦。在這裡，他將自己的一個作品呈給了伊莉莎白女王一世。

伊莉莎白一世畫像，約1575年

他試圖在牛津大學進行公開講座，不過聽眾們卻認為，他逐字逐句地抄襲了著名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哲學家馬爾希利奧·費奇諾（Marsilio Ficino）的作品。他對此非常不滿，在自己給法國大使的信裡，稱牛津的人們為「書呆子、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以及「驢」。

隨著法國大使受命回國，布魯諾也不得不隨之回國。在此時，布魯諾考慮過回歸到天主教，為此他求助於西班牙大使去向教宗求情。可是，大使對他在英國的行為表示不滿，因此拒絕了他。

（在法國，他認識了與父親一同參軍的一位數學家，然而他又與之爭吵起來……）

在巴黎的康布雷學院（Collège de Cambrai），布魯諾帶著挑釁的口吻組織了一場關於「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公開辯論，意在擊敗巴黎所有的大學。在他的學生替他念完了講稿之後，一位教授上臺罵了他，最後竟演變成了一場騷亂。布魯諾也因為這場騷亂逃離了巴黎，再也沒有出現，而這場辯論也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在離開法國後，他來到了德國。一番周折後，他幸運地作為編外私人講師，在威滕伯格講解亞里斯多德哲學——這恰恰是因為他對當時主流的亞里斯多德哲學詮釋的攻擊。然而，布魯諾又一次企圖涉足政壇，這使得他牽扯進了德國當時的宗派之爭。

隨著他所不喜的「加爾文宗」影響的加大，他根據好友的建議前往布拉格，投靠當時的皇帝魯道夫二世。然而，在魯道夫的宮廷中，他與持天主教信仰的父親好友（之前的那位數學家）的再度爭論，使得他與天主教團體交惡，也斷送了回歸天主教的希望。在得到了皇帝賞賜的三百銀幣之後，他去了德國的圖賓根。

在圖賓根，他不受歡迎，市政府給了他一點兒小錢，希望他儘快離開；稍後，他去了黑勒姆施泰德（Helmstedt），然而他卻被當地的牧師「逐出了教會」（excommunicate）；稍後，他去了法蘭克福。在法蘭克福，他得到了來自威尼斯的邀請。回到義大利之後，他試圖獲得帕多瓦大學的數學教席。事情未成，只得又返回威尼斯。

次年，他被他的房東舉報了，因為房東認為布魯諾未能教會他許諾的「魔法」。布魯諾也因此被宗教裁判所拘留了。

（在這期間，布魯諾又被一同羈押的犯人舉報了……）

威尼斯宗教裁判所並未把這件事當成大事，但是根據程序，布魯諾的案件被寫成了報告遞交給了羅馬，而羅馬又恰好發現了布魯諾就是當年的「逃犯」。

於是當年的案件重開，布魯諾的各種作品也開始被宗教裁判關注起來。可是，這時候布魯諾的作品已經太多了……重新收集這些作品又花費了很久的時間，這一耽誤又是好幾年。另外，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在這期間布魯諾受到過什麼刑訊。不僅如此，在審訊的最後階段，布魯諾已經認罪了，並且他還給教皇寫了一封信，再度表達了重回教會的希望。

直到此時，布魯諾似乎也沒有死刑的跡象，可就在突然之間，風向一變，布魯諾翻供了！

他認為他所寫的沒有任何異端內容，並且堅持一定要見教皇。教皇可能非常惱火布魯諾的行為，命令結束審判，並把布魯諾移交給世俗法庭。（要知道，即便按照當時的法律，宗教裁判所沒有世俗執法權，故而沒有權力判決人死刑。）

然後，便是大家熟知的情節了，在這點上還是沒有什麼疑議的。

透過他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布魯諾肯定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可是，他的脾氣也真的非常之差，在任何地方都容易跟人起爭執，甚至有時他會主動挑起辯論。他不是沒有才華，然而他可能太過自信了，認為「餘輩皆凡人，不足解我憂」。另外，他還有一個很差勁兒的毛病，就是愛罵人。其實正是這些因素，使得他在每一個地方都沒法停留太久。

不得不說，布魯諾也絕非一個單純的科學家形象，尤其是通過法國大使的關係，在接觸了宮廷圈之後，他對政治的興趣經常大過學術。可是，他又希望在學術圈中謀得一席之地，以期通過學術地位來獲得政治資本。他在牛津和巴黎所做的公開講座，便確實有這種傾向。為了博取名望，他甚至一度給自己起了一個140個字母的頭銜。

至於他的死亡，就目前來看，很有可能是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在審判期間，他很可能了解到教皇對某位教授的欣賞（他寫信讚揚過教皇和這位教授，可是他在此前的另一部作品之中，卻罵過此人），他認為自己的學說與那位教授的研究內容十分相似，故而他覺得自己也有希望獲得教皇的欣賞，然而他的翻供行為看起來卻更像是「頑抗到底」的象徵，這才最終斷送了他的性命。

【他到底在研究什麼？——布魯諾與日心說】

雖然，布魯諾曾鼓吹過日心說，尤其是他在倫敦的時候，鼓吹得最為賣力。不過，這是否意味著他對哥白尼的學說已經有所了解了呢？或者說，他在什麼意義上為哥白尼的學說所打動，從而選擇了「日心說」呢？

當布魯諾在英國演講之時，一位英國名流不客氣地這樣評價布魯諾：「這隻『義大利的水葫蘆』，他自稱是『來自諾蘭的腓力珀·喬爾達諾·布魯諾，掌握了更為精妙的神學的博士』，這名字比他的身軀還要長……在1583年，他訪問了我們的大學。他的內心燃著火，想要取得一些傑出的功績，在這個久負盛名的地方成名……他試圖將很多其他內容立足在哥白尼的想法之上，即地球確實在轉動，而天空仍然靜止不動；實則反之，轉動的是他自己的頭顱，而他的大腦仍然靜止不動。」

從這段犀利且刻薄的評論來看，布魯諾是將「很多其他內容」與「哥白尼的學說」聯繫在一起了，而非簡單地做了一個天文學報告。那麼，這些其他內容都包括什麼呢？這裡面有一些幾何學的內容，馬爾西利奧·費奇諾的思想，對亞里斯多德的批評……那麼，這些內容又是怎麼在布魯諾的思想中串聯起來的呢？

首先，還是讓我回答下布魯諾一直在研究什麼。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在英國演員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出演的《神探夏洛克》之中，主人公福爾摩斯擁有的一項神奇的技能——記憶宮殿。其實，這個情節其實並不完全是編造的。「記憶術」（Mnemonic）在古希臘-羅馬的時候，便已經為演說家所使用，用來記住自己所要演講的內容。他們利用城市中的建築物，將自己演講的主題與之一一對應，這樣一場演講便成了腦海之中的「城市漫步」。再後來，已經不僅僅用城市建築，同時還會使用一些其他的符號系統。比如，黃道十二宮的星空圖。

在那不勒斯學習的時候，年輕的布魯諾通過與那些人文主義者的接觸，應當已經學習過這種「記憶術」了。日後，他之所以能夠引起法國國王的注意，以至於能夠陪同法國大使前往英國，一方面是因為他獨特的宗教信仰狀態（同時脫離了天主教和新教），另外一方面則恐怕是因為他對「記憶術」的了解。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便是關於「記憶術」理論的書，《論理念的陰影》（De umbris idearum）。在這個意義上，他如果再晚個幾百年出生，或許會成為弗洛伊德或者榮格這樣的人物。

可是這種「記憶術」又是怎麼與「日心說」聯繫在一起的呢？這要歸功於布魯諾的獨特的「記憶術」理論。

就常識而言，我們會認為，所要講解或者所要表達的內容是與某個客觀事實對應的。記憶術只是幫助我們整理思緒，協助記憶的一項工具。然而，在布魯諾看來，這是截然相反的！他認為「記憶術」中的幻想世界才是真實的，因為它反映出了某種「人類心靈的底層結構」，同時這個結構甚至也是整個宇宙的結構，而這個結構的本質上是「數字」和「幾何」的。

為此，他一直試圖去構建一套數學系統，來說明這種「幾何」結構。（在這個意義上，布魯諾對於數學的了解，勝過他的天文學知識。）

由於布魯諾有著「心靈-宇宙」這樣的想法，故而他認為宇宙應當是無限的，因為我們人類的想像力也是無窮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批評以亞里斯多德為基礎的「地心說」宇宙觀。這是因為「地心說」有著這樣一個哲學前提：宇宙是一個「自我運行」的巨大機體，它的最外圍應當是「至高的太陽」的軌道，其餘星體則不會超出這個範圍，或者就在這個範圍左右——這意味著宇宙是一個「有限的存在」。哥白尼的學說，則打破了傳統的「地心說」宇宙圖景：太陽是中心，其餘的行星圍繞著它，這或許意味著在這些行星的軌道之外，可能還有更多別的行星和「星體」！

儘管在現代人看起來，布魯諾的思想非常接近現代天文學。不過，我們仍然得注意這樣的事實：從前文來看，布魯諾一生都在不停的遊蕩之中。究其一生，他可能都沒有像哥白尼或者伽利略，踏踏實實地進行過實地的天文觀測。另外，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他真的參與過天文學的學術團體之中。他對於「哥白尼的學說」親近，更多的是因為「哥白尼學說」中的某些成分為他自己的哲學理論提供了一個基礎——正所謂的「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

那麼，布魯諾對哥白尼的學說到底有多少了解呢？

他雖然對天文學有過了解，但是這更多地是源於他當年在多明我會中的教育經歷。在他所接受的教育之中，其中有一項便是「天文學」。另外，確實有證據表明，布魯諾擁有哥白尼的天文學手稿！對，就是哥白尼寫下的手寫體稿件。

然而，他在閱讀這份手稿的時候，卻不知道是因為筆跡的原因，或者是因為拉丁語的原因，總之，誤讀了一個詞，這導致了他錯誤地領會了哥白尼關於「地-月系統」的學說。哥白尼認為月亮繞著地球轉，而地球繞著太陽轉；布魯諾則認為哥白尼的學說是，地球與月球在同一軌道上，圍繞著太陽轉！

雖然無礙於他整體上的哲學學說，不過我們卻很難說，他認真地驗證過哥白尼的「日心說」，否則不可能出現這樣低級的錯誤。

當然，日後在宗教裁判所提出的針對他的八項指控中，確實有一項內容跟「日心說」有些關係，可卻又很難說是一個專門針對「日心說」的指控……那麼這項罪名是什麼呢？

在《聖經·傳道書》之中，有這樣一句：「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匆匆回到升起之地」，當時的教會認為這是關於「地心說」的支持證據。布魯諾沒有認可這種說法，然而他也沒有認為這跟「日心說」有什麼直接關係，他甚至可能認為這句話表達的就不是「天文學」內容！他認為，這是一種詩意的表達，意在告訴人們「世界總是在變幻之中的」。

這麼看來，如果布魯諾真的是因為捍衛「日心說」而被燒死的，那還是蠻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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