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謎語」的傳播
「沉東京、浮福建」這句似乎帶有科學內容的傳說，傳播所及:東北至浙江溫州、平陽，西北至福建崇安、鉛山，東南至臺灣，西南至海南島，海外則凡有閩南人僑居之地，無不盛傳之。傳說的來源既古，傳播的範圍又廣，早已是家喻戶曉，老少皆知。而傳播者又講得娓娓動聽，證據鑿鑿，世代相傳，也就成了一個為人所津津樂道而又令人費解的、非常玄妙的問題。 至於福建如何浮?東京何在，又如何沉?福建浮於何時、東京沉於何時?雖經漫長的歲月，前人皆滿足於迷信的解釋，而不予深入探索究竟。科學日興，對前人穿鑿附會的解釋持懷疑者日多；有的雖脫離迷信，但亦另入歧途，皆未得正確的理解。歸納其要，有以下各點:
1.地理因素 把傳說的緣由徵之故老，多說是在福建省泉州市晉江深滬的宮仔口渡頭邊，每逢最低潮時，可看到水底有一石碑，刻著「東京大路」四字，碑旁有石鋪大路，從水底朝東向海延伸，附近的居民也都說此路直通東京；還有，本灣內船戶每於風平浪靜的凌晨，在船艙內常可以清晰地聽到雞鳴、狗吠及人語聲，極似是從水底傳來的。耳聞與目見的兩事湊合在一起，便信以為真有個東京沉在水底，且人畜在水底尚照常生活，歷代繁衍。倘或不然，則必定是其陰魂不散，至今猶有靈聖。深滬一帶的船戶真是講得繪影繪聲，鑿鑿有據。 在惠安縣崇武、小岞等地的傳說亦近乎是，但據說東京是在東邊的海中(已不屬於深滬灣外)。幾十年前，有的船戶在這一帶海域放網，且有撈上古屋瓦，於是，迷信者更加堅信水底住有居民。亦有個別脫離迷信思想者，卻認為立了「東京大路碑」的地點是古時對日貿易的專用港口或碼頭。又有人認為是古「無諸」國的國都，由於地震而突然下陷，而這些指路碑因基盤未陷，得仍屹然存在。 至於「浮福建」呢?崇武人有的認為是指浮了烏龜嶼(莆田東南海中)。多數人認為東京沉後才導致福建浮起。還有一些很不科學的說法，把武夷山的架壑船棺指為福建陸地上升的明證。真是講得神乎其神，玄妙難測了。 2.政治因素 有人從政治角度推測，認為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語，即趙宋王朝的「汴梁失守」是「沉東京」；以後的偏安江南，促使福建的經濟繁榮便是「浮福建」。 此外，東山縣一帶的傳說是:南宋末年，幼主欲移蹕兄弟島(東山東南的二小島)，建國都一如東京；以後不果，「沉東京」也就是形容所舉的無成。 其次，近有人認為「東京大路碑」是倭寇立的。當其登陸劫掠時，先立此碑，備作回歸時下海的路標。 正是眾說紛紜，各執一端，乍看似乎言之成理，但略加考究，則矛盾百出，難以自圓其說。欲求其真實，必先實地調查，而後運用科學方法分析，庶幾可得出正確的答案。現把「沉東京」與「浮福建」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考證如下。
二、「沉東京」
A、實地調查 為要找出沉東京的真實性，就應找到作為傳說所依據的實物，進行觀察和考究。多年來調查獲得，在閩南沿海一帶，北起湄洲，南至東山，凡十七個地點，皆有「東京大路」四字的石刻，列表如下: 東京大路碑調查表
根據調查所得的資料，可分為碑、橋、石路及其他，共四類，列下: (1)碑:碑石皆系花崗巖，用常見的楷書刻上「東京大路」或「往東京大路」、「大路通(往)東京」，皆立於碼頭或其附近，僅古雷一處不立碑，而是寫在面向海的城牆石上；峰尾及大岞二處，字刻在盤石上。 (2)橋:僅一座，在永寧的古碼頭附近，通稱「東京大橋」。 (3)石路:傳說的共有三處，分別在深滬、峰尾、大岞，皆在水底，鄉人呼名為「東京大路」，其碑皆立於石路靠陸的一端，但現在皆見不到。 (4)其他:a、傳說東山兄弟島曾於宋末大興土木，備作行都，其時有官員來往。雖至如今，島旁還常發現有柱梁等物，東山人指該島為「沉東京」的東京。b、小岞的骸缸內蓋有墨書「東京西門外人氏」，缸已重葬，難尋。 結論:根據以上的調查，有關「東京」的碑、橋、路等存物，並非一處，且都毀於近、現代，目睹其物、其狀者皆大有人在，定非虛構。路既以東京為名，又有路標指往東京，加上骸缸蓋的墨書(見表第十一項)，可斷定古時不但實有東京其地，而且是個城。下面就它的具體地點和沉沒進行討論。 B、東京皆未沉 既然有諸多的實物證明確有東京其城，且碑皆指向海，路亦通達於海，由於城既號稱東京，說明它的存在決不早於有文字史之前。我們就試先找出歷史上水路可達的東京，看其「碑」是否把「路」指向那裡。 (1)海外東京 甲、日本的東京，原名江戶，明治元年(1868年)才改稱東京；其出現的時間不過一百多年，遠後於立碑的年代。 乙、越南河內，漢唐時原名交州，近代在法國殖民者的統治下，於公元1883年曾一度取名東京州，其地瀕東京灣(即今北部灣)。此名之出現更後於日本的東京，僅滿百年。 丙、遼國置遼陽府為東京，金仍之(公元916-1125年，共210年)。此城雖在大陸，但和華南交通卻從海上。當時遼、金二國與宋世仇，互相攻伐，故絕無在閩南口岸立碑指引人們前往敵國之理。 以上三處東京皆從海上可通，但皆與碑、路無關。我們只得再找陸上的東京。 (2)陸上的東京 甲、南詔於公元805-809年以昆明善闡為東京，為時僅四年，與碑無關。 乙、洛陽與開封:漢高祖時人稱洛陽為東京，東漢光武帝都開封時也正式命名為東京，後漢都洛陽復以洛陽為東京，北宋亦以開封為首都又稱東京。計汴、洛二城從西漢(公元前206年)起，直至宋靖康(公元1126年)止，輪稱為東京，前後凡一千三百餘年。 以上六處之外，別無與碑有關的東京。這些東京也皆從未沉過。 C、不可能有沉沒的東京 若說沉沒的乃是上列六處之外另一處在深滬灣外的古東京，則假設該東京於史前沉沒，而其時尚無文字，哪能有立字之碑?若是三代時沉沒，則碑字該用甲骨文或古篆，雖秦漢也還是篆隸並用。今碑字是通俗的楷書，可以說這個所謂海上東京當其繁榮而立碑指路之時，是遠後於楷書出現的魏晉。既然十餘個碼頭皆立有碑，說明這個「東京」是個檣櫓連雲的大商埠，或車馬輻輳的大都會；偌大的一個東京，必定和當時中央政府長期有密切往來，與閩南的居民必定有親友上和商業上的關係，它的沉沒，是天大的災禍，哪能史乘不載呢? 但贊成沉沒之說的卻又提出:閩西的石灰巖地區發生陸沉之事，不是罕見；且其沉沒多出於突然，造成的池沼現多存在，足以為據。也有見於記載的，如地中海北沿曾於一夜之間突然凸起一個小島，越數星期後，復漸沉沒。南洋群島的某些角落，在近、現代也曾出現同樣的現象。 不錯，這些都是事實。但前者是由於基巖溶解而沉沒；後兩者則是因處於火山活動帶，且它們的變動的範圍僅限於小島或池沼，談不上一個大城市的面積。若按所傳東京在深滬灣外，即在整個閩南沿海的某一處海岸附近，但這一帶基底全是火成巖巖體所構成，絕非可熔性的石灰巖可比；且該處已非火山活動地帶，其能夠突然發生的變動不過是地裂，縫寬最大也不過二十餘米，無法埋沒一個城市。至於褶皺和斷層，雖亦可造成地面的大幅度升降，究竟需要千、萬年的緩慢過程，和本題無關。 綜上所述，可以斷言，沒有沉沒的東京。 D、「東京」何在 「沉東京」空有其詞，查無實據，自屬子虛；但碑、路(橋僅一座，就算作路的一段)卻確有其物，不容否定。因此，應將碑和路作為線索，來找出它們所指的東京。 據說:「碑」是古人指導旅客前往東京的。那麼，我們從深滬灣的碑來看，旅客既能從千百裡遠的內地來到「碑」處，何難繼續摸索到二、三十裡遠的深滬灣口的東京。可以說，植立於此地的指路碑對旅客實屬多餘。再者，碑皆植於北來大路的南端，再往南便是海，而且皆是停舶處，碑字又大多面向海洋，可以說這些碑分明是在昭示舶來的商旅「從此陸行，可抵東京」也。 既然從此遵陸北上可抵東京，就說明東京是在內陸不在海中。而這個東京，除了汴、洛而外，別無可求。 再從泉州後渚港來看。其港曾是泉州海外交通最發達的港口之一，碼頭亦曾有一碑。從碼頭入泉州城共有南北四路可通:靠南一條通泉州城南門，北邊的一條通東門，中間二條俱通塗門。這四路中僅有北路加植一指路碑，立於後渚西北之四腳亭旁，餘三路皆無碑，這說明惟有北路才是通東京的捷徑，故立碑於此以指引行人。假使碑是指引行人向海，則四路皆應立碑。碑既是指引商旅北行，那東京也就是上證的汴、洛了。 E、碑為何植放在閩南 自天寶末年，中亞陸路交通梗塞，所以大秦、天竺以及殊域異邦的人民要續繼和中國通商，就惟有泛海揚波因風而至了。同時，由於航海術的進步，遵海反較遵陸為便利。這種互市自唐迄明，政府實行鼓勵政策(其中不免有某些時期實行禁港)，泉州港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走向繁盛，且在宋元時躍為全四大港之首。 由於泉州港具有水深、港闊等許多優越條件，所以它成為通向在政治、經濟上起著重大作用的大後方——東京的前站。當時朝貢使節紛至沓來，隨之而到的富商巨賈，更是絡繹不絕，目的地大多以東京為中心，旁及沿途四周的城市，其主要是從泉州港登陸；但事實上亦每視朝代之更易，卸貨之方便，司舵之選擇而停泊船隻於附近的港口。故北起惠北、南至東山沿海的碼頭多立有指路碑以指引舶來旅客。 有人又說:閩南距東京數千裡，為何指路碑僅見於閩南的一些碼頭，而往東京的數千裡路程則未見一碑?關於這點，我們以為蕃使、海商南來，一路以羅盤指揮航向，及至舍舟登岸，必須自擇去向，但人地生疏，非問不可，為方便商旅，指路碑就應運而立了。 當此舍舟陸行的第一站，才需指路碑；登程之後，則沿單徑大路而行，路上有車馬、挑夫、小販等絡繹可隨，已不須碑了。試舉泉州城內的「福州大路」碑為例:泉州城內數處牆壁上有著「福州大路」的墨書或刻石，如天妃宮東西二牆的外壁(即關刀池邊與寮仔街)、小菜巷、登仙橋邊、東邊巷等處的牆壁，而以小菜巷的四字石刻最為清楚(保留至文革後期始廢)。該巷也因之被呼「福州大路」，至今未替。這些僻巷距福州三百餘裡，為何立了指路標呢?蓋南來的赴舉士子、驛傳、商賈要上蘇、杭，甚至北京，福州是其第一站；行者在郊外有官路可循，毋須問路，一進城市，則條條是路，無從選擇，而遠行者欲選捷徑，一進南門，見有指標，便可遵循，免於大街的擁擠、徘徊，行者得以迅速出東門，登上福泉官路。這與「東京大路」的路碑只立於船舶停靠的碼頭附近，其理正同。
F、「沉東京」邪說之形成 泉州城內「福州大路」的路標，隨著本世紀初，驛運與科舉的取締而失去了指路的功用；百年後的今天，雖世居「碑」旁的居民，也皆不知「福州大路」作何解，甚有誤認為該處原多福州人聚居，故名其路。 由此，我們不妨假設「東京大路」碑陸續植於沿海的許多碼頭後，從宋至明，著實起了應有的指路作用。明初，倭寇侵擾沿海各地，海舶少行；鄭和下西洋後，海外交通又再繁盛一段時期，其時碑仍有作用。迄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倭氛大熾，東南沿海備受侵擾，明廷厲行海禁，海上交通遂陷停頓，碑也就乏人問津了。其後，清政府為防止沿海人民與鄭成功的軍隊互通聲氣，接濟糧餉，於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厲行「遷海令」，將沿海十裡內的居民掃數內遷，從此，碼頭一帶空無人煙。數傳之後，故老雲亡，還歸故裡的後裔見「碑」已不知其義，從而妄加猜測。益以康熙年間安徽泗州古城整座陸沉於洪澤湖中，災民南下，傳述災情，翻起近事，迷信者依樣畫葫蘆，溶化了當地的神話；晉江沿海是海市蜃樓經常出現之區，容易引起人們幻想，加上船戶耳目錯覺，牽強附會，「沉東京」的邪說便由此而具備雛形。於是你增我補，捏造之功日益完整。三百年來，其說渙漫，蠱惑人心，致愚者深信，智者半疑。其後，某路大梨園曾於《壽昌找母》一劇中，將深滬一帶有關「沉東京」邪說中的材料編入其說白之中到處演唱，於是，「沉東京」之說傳遍閩南，甚至達於家喻戶曉了。 G、立碑的時間 泉州海外交通的繁盛，雖起於唐，假若此時有碑，應寫「長安大路」。故「東京大路」碑之植，應是始於宋，延及元、明。元、明二朝雖不都於東京，但外國商旅對中國的改朝換代，不甚了了，他們熟知者僅「東京」一名，並知舉凡經泉州向北行的沿途城市，皆以泉州為起點，而碑亦皆適用。 估計閩南沿海凡常停舶海外來船的碼頭，自宋至明，陸續立碑，從漳浦古雷城牆的「東京大路」可知他處之碑尚有明代新立者。到了倭氛猖獗的嘉靖(公元1550前後)年間，閩南一帶的海上交通瀕於斷絕，碑始不復植。 H、「東京」即開封 根據以上的論述，已證東京大路是北上汴、洛之路，碑又始植於宋代，我們可更進一步說，東京即是確指宋都——汴梁，即開封。 「東京」既已找出，對於其他許多附會的傳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浮福建」
「浮福建」之說的起因，據了解有四: 其一，因古文獻的謬誤，而以訛傳訛，一些人閱《山海經》中的《海內南經》稱「閩中山在海中」，就認為既然古時閩在海中，現在又確在陸地，福建當然是後來浮起來的了。 但《山海經》之記載常多穿鑿、荒唐。福建本屬多山丘陵地帶，周代以前，中原之人罕能從陸至者。《考工記》稱:「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可見雖至周時，中原之人慾往浙南者常遵海而行。其時航海術未精，未敢遠航者，從越海遙望，得福建之一鱗半爪(邊緣島嶼)，遂認為窺見福建全貌，故有「閩中山在海中」之訛。清吳任臣在該書註解中已指出:「何喬遠《閩書》曰:按謂之海中者，今閩中地有穿井闢地，多得螺蚌殼、敗槎，知在洪荒之世，其山盡在海中，後人乃先後填築之也。」可知古人所指的「閩中山在海中」乃係遠古時期，雖大禹猶不及見也。所以用《山海經》來解釋福建之浮，是不適合的。 其二，從地名及其科學記載，顧名思義，而倡「浮福建」之說。如《泉州府志》卷之六提到:「洋嶼在三十三都，距郡城六、七裡，平疇突起，山中時有蠣殼，豈古海洋之嶼歟?」它與顏真卿之「滄海桑田」及朱熹見到巖崖蚌殼層而推知其系古之海底，同是正確的科學見解。倣此，則晉江之「古浮」、廈門島西南端之「浮嶼」，皆足令閩南人產生海底上浮的概念。其實從地質學來說，福建東部早在中生代時已是東南古陸，其後雖略有升降，也只屬大陸邊緣的起伏而已，固未曾處於海中也。 其三，泉州的「陳埭」是五代時陳洪進開始圍墾的，以後沿海墾田日多，鹽田面積日廣，港灣日漸淺狹，這些都是濱海居民熟視直觀的事物，最易獲得體會。還有如莆田湄洲之旁有一嶼，當地人也說是「逐漸浮起，古時無也」。至於陳嘉庚先生以其兒時曾在王公宮前戲水，老時宮前無水可戲，而倡其「海水減少」(按兩極積雪增加，雖亦可使海水減少，但近期的海退，不是海水減少，而是出於陸地上升)之說，對這些地殼的輕微升降現象，只要善於推理，雖未習科學者率皆知之。但只要一二人倡於前，而一方之群眾隨而和之，地浮之說便迅即遍傳。 其四，另外，還有一些附會之說，如看到武夷山的架壑船棺，而認為古時福建確在海底，而武夷山亦只微露峰頂，船棺乃當時從水面漂遊入於巖洞，後來福建上浮，致使船棺架在令人所無法到達的高空石穴中。這是對地殼升降運動的一知半解而牽強附會者。 「浮福建」傳說的依據，上列四點，必居其一。船棺之說，乃近代迷信者所附會，傳播不廣，毋足注意。如果是從其三或其四得出的結論，則它既暗合地殼運動的規律、滄海桑田的更迭，而又沒有像「沉東京」純屬迷信的虛構，是確有可取之處。但應考慮在交通梗塞的古時，一地之浮只能得出該地之浮的結論(如「浮古浮」或「浮洋嶼」)，古時無人能將全省沿海各處之浮而總結出「浮福建」之結論的。此說影響力如此之大，蓋因《山海經》乃古時民間的地理參考書，直至清末尚極普遍，甚至《居家必備》一書(當日用百科全書)也摘刊它不少材料，稍微識字之人皆樂於披閱，故福建之浮的概念，早就奠定於人心了，極可能較「沉東京」之說成立得更早。 這樣說來，「浮福建」並非從觀察得來，而是基於「閩中山在海中」的附會推測，所以此半句雖貌似符合科學，實乃「幸而言中」耳。
(四)兩事的湊合
「沉東京」與「浮福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它們又如何被串綴成為一句話呢?主要原因是由於人們對於運動著的事物，常懷有因果概念，正如天秤兩臂之一起一落，或吊戽之鬥上則石下，鬥下則石上，此類事物見之既慣，遂為該兩事造成湊合之機，也就是以一地之沉而促成他地之浮，是既屬因果關係，又符於辯證統一。 其次，國人對於文字或語言，素喜對仗，雖文盲者亦常能作佳對，遇「沉」自能對「浮」。但「東京」卻不一定要求對「福建」，鄉人可能把附近地名以「洋嶼」或「古浮」對，無如連續讀出有些拗口(因不協平仄)；人們既然從《山海經》推知福建是浮起來的，遂採用「福建」來對「東京」，於聲調遂協，於是乎「沉東京」便對「浮福建」；眾口易於流傳，未幾，遂演成一句口溜了。 其實，只要略加思索，稍微推敲，這句順口溜的矛盾可以立見。「沉東京」、「浮福建」兩事既有互為因果的關係，也就含有次序性，意即先有東京之沉，而後有福建之浮。誠然，東京未沉時，則福建未浮。既然尚無福建，又何能立碑?到了東京既沉，雖浮起福建，但立碑已屬無用，何暇多此一舉。作為一個迷信者，尚有必要將該「謎語」的次序對換一下，即「浮福建、沉東京」，這樣庶免與碑產生矛盾，因福建先浮，東京未沉，可以立碑；爾後，東京雖沉而碑立在已浮的福建，才得以遺留至今。此是餘事。其餘的謬誤，上文已予辯駁，於茲不贅。
(五)餘言
「沉東京、浮福建」這句話，前半句既出於臆造，後半句又純屬無稽，但是歷來解此謎者，皆將它當真實看待，然後極力尋覓事物來證實。由於臆造與無稽，終不會有史實，故考證皆告失敗。實則解此「謎」者並不需要高深的歷史專業知識，只要略知漢字的幾種字體(真、草、隸、篆)的出現時代，今古地名(閩、福建、東京)的一般歷史，雜以些微的地質常識——地殼的運動，茶餘飯後稍運思考，略行推理與歸納，則此「謎」之破，易如反掌耳。豈料三百年來以訛傳訛，解惑無人，以致聽任自流，遺留至今，若不加以澄清，還將有長貽後人之憾。 解放初期，福建省的地質工作者乍聞此「謎」，深感興趣，欲予揭曉，又覺此中矛盾重重，無從下手；繼而惶惑不決，待予否定，又因它部分暗符地質學原理。六十年代初期，又聞有人擬花工夫予以考證，至今也未見報導。1979年某地出版的一刊物上，為解釋此「謎」，自身又陷入新矛盾之中。深恐今後有人為猜此謎，續耗精神，且誤入另一歧途，餘向有疑必決，不決則惴惴於懷，故特作一番揭「謎」嘗試，錯誤難免，惟冀得玉。 以上解釋，倘或有當，則可使「東京大路」碑長期被誣為「沉東京的鐵證」一案，得以昭雪；同時，可使物歸原主，由海外交通史界將「碑」接受，增添一件貨真價實的海交史物證。 （老陳註：本文作者為泉州歷史研究會會員，華僑大學化工系教授陳允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