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事英語教學40年的邱東林一臉嚴肅，他手裡拿著準備好的兩頁材料，「英語熱有什麼不好？為什麼批評？不可理解。美國人也在積極地學習外語，這是趨勢，全球化下的趨勢！」
1862年，中國第一個外語學習機構同文館成立，圖為同文館的學生跟洋教頭學習外語。
北京2016年高考方案中，高考英語分值由150分減為100分，中考英語科目分值由120分減少為100分；山東從明年起取消高考英語聽力測試，英語試卷滿分從現在的150分降到120分；此前，江蘇還傳出英語將「退出」高考，以等級形式計入高考成績…… 有關高考調整熱度還沒有結束，教育部又出面澄清：從未將英語四級與大學學位掛鈎。這些是否傳導出一個信號：英語真的要降溫嗎？它要為母語讓步？包括英國廣播公司等在內的媒體提供了另一個視角：持續的英語熱降降溫，表現了崛起中國的自信。從1862年英語正式成為規範課程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人對英語的態度始終在變，爭論也一直存在，糾結心態充斥在課堂裡，當然更糾結的還是在課堂之外。
10月30日下午，邯鄲路220號的復旦大學文科樓，從事英語教學40年的邱東林一臉嚴肅，他手裡拿著準備好的兩頁材料，「英語熱有什麼不好？為什麼批評？不可理解。美國人也在積極地學習外語，這是趨勢，全球化下的趨勢！」
在這位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博導眼中，目前所談論的英語熱實質上是考試熱，而考試熱確實存在問題。真正意義上的外語熱本身不是壞事，或者說沒有什麼不好，它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結果，是交流的需要，尤其對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加不易。
邱東林教授將英語熱與國家的發展戰略聯繫的視角，其實一直貫穿在英語成為中國規範課程後的150多年裡。
戰敗「自強」
被迫工具性地學習
經歷了中英鴉片戰爭的清政府，從向來自詡「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擬的狀態中，開始出現了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士。他們認為，唯有了解和學習「西洋」文明，謀求振興，鞏固統治。
因英語人才缺乏，語言文字不通，中英之間還產生過齷齪，甚至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誘因之一。根據《南京條約》，中國開放廣州等通商口岸，身處廣州的地方官員咬定條約中開放的「港口」，並不包括城牆之內的廣州城，因此英方人員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準進城。而英方認為，「口岸」（port）不只局限於港口，開放包括廣州城在內。雙方爭執不下。香港總督兼遠東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後，身為自由派政客的他，雖然主張憲政、民權，但在遠東他發現，一切理論都無計可施，依然無法讓英國人進入廣州城內。最終，藉助「亞羅號」事件，英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爭結束後，英國特意在《天津條約》中規定：自今以後，遇有文辭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並敦促中國加強英語教育。中國自身也終於在慘敗中吸取教訓，開始洋務運動，大規模培養外語人才。
鹹豐十年(1860年)，恭親王奏請設立總理衙門。次年，總理衙門設立，但官員們大多不懂外語，於是恭親王等人又奏請在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學習外國語言文字。於是，京師同文館就於1862年應運而生，隸屬於總理衙門。
1862年同文館開辦時僅設英文館，由英國傳教士包爾騰(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習。隨後，法文館、俄文館、德文館、東文館（日文）等相繼成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被任命為總教習，他也是該館第一任校長。自光緒十三年(1887年)起直到1900年該館停辦時，每年學生總額維持在120名左右。
同文館第一次總考試於1865年10月11日至19日舉行，歷時9天。初試是把外國照會譯成漢文。複試是將某條約中的一個片段譯成外文。最後口試，密出漢語條子，令考生口譯成外語。
除同文館外，各地也舉辦了外國語文學校，諸如1863年設立的上海廣方言館，1864年開辦的廣州廣方言館等等。縱觀這些學校，功能有兩個: 一是培養翻譯人才，另一類意在培養專門軍事科技類人才。
當時正在維新中的日本，也正在狂熱學習西方，文部卿森有禮甚至主張把英語當做國語。後因日本民族主義者忌恨，森有禮被刺殺，但日本更徹底地了學習西方，最終擊敗了清政府。
自此，清政府的自強運動以失敗告終。光緒皇帝、翁同和、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決心走維新道路。張之洞於1898年3月在《勸學篇》中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成為當時的教育宗旨。根據這個宗旨，他們於1902年擬訂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1903年，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加以修訂而成《奏定學堂章程》，奏準頒布後，成為「癸卯學制」。
按「壬寅」、「癸卯」學制，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均開設外語課，這也是我國大中學校普遍開設外語課的起點。「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勤學洋文」，而對初等小學的外語教育，是「斷不宜兼習洋文」；而設在通商口岸附近之處的高等小學堂，可在學堂課程之外兼教洋文。
此後的研究者認為，語言學習中，始終存在著中學和西學的地位問題，而解決之道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認為，外語學習的首要條件就是精通中國古典作品，因為只知外國，不知中國，無異於丟棄良心。
教會學校
也有拒絕全英語教學者
諸如同文館等在內的學校，選拔的生源有限，而真正讓英語教育擴大影響的，是隨後的教會學校。
最早一批教會學校在中國南方的澳門和香港建立。比較知名的是馬禮遜教育學會學校和英華書院。容閎便是馬禮遜教育學校學生的《英語集全》作者之一。容閎是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第一名中國人，後來在建立大清幼童出洋肄業局方面頗有影響，被清政府邀請出席會議，與高官共商採取何種對策使中國現代化。馬禮遜教育學會學校的畢業生也在「自強」運動中發揮了直接作用。
在整個19世紀一系列有影響的教會學校中，1862年建於香港的中央書院（後改為皇仁書院）最為出名，因為它出了一個著名的畢業生——孫中山。1884年到1886年在該校就讀的孫中山，1923年返港演說時說：「我們必須以英國人為榜樣。我們必須把英國好政府的榜樣傳遍中國各地。」這遠遠超出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範疇。
起初，教會教育進展緩慢，到1870年代僅有20家教會學校，學生約230人。義和團運動之後，在華傳教士人數飆升。1925年，基督教會小學7000多所，學生人數超過了25萬，其中中學生人數約為26000人。
另一個以外語教育出名的是教會大學。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外國傳教士共在華建立了13所新教會大學，著名的有上海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嶺南大學、滬江大學、匯文書院等。1949年後，這些大學不是改名，就是被其他機構合併。這些大學一般人數很少，影響力達到高潮時，總入學人數也不過12000名學生。這些學校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很多中產家長都把子女送去接受教育。
上述大學，大多都選擇了使用英語教學，雖然對語言的管理不盡相同。有些大學畢業生的英語質量全國聞名，如上海的聖約翰。英語在這裡成為主要的教學手段，該校也被稱為「中國英語培訓中心」。
匯文大學（燕京大學前身），已經超越工具化論調，它的英語教學計劃的目標是：「我們的目的是讓學生獲得關於英語語言的批評知識和實際知識，從而在他（學生）面前打開神學、科學和哲學的寶庫。」
燕京大學十分強調中文學習，特別是哈佛燕京學社建立後更為如此，其宗旨就是要成為一座中國文學的編目和研究中心。現在該學社仍活躍於哈佛大學中。
對全英語教學，也有教會大學反對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齊魯大學。
該校校長、美國傳教士狄考文主張用中文教學。他認為，如果使用英語，學生會被誘惑到外面經商賺錢。後來齊魯大學學生罷課請願，要求引入英語課程，仍遭到狄考文的強烈反對。
「正如經驗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是一般的年輕人所難以抗拒的。」狄考文說，「中國的一些年輕人發狂地要學英語，因為他們認為學了就會有錢。」當然，他主張中文教學的另一個目的是，便於在中國傳教。
這種教會學校帶來的影響，並非讓所有人開心。比如，1920年訪華的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對他所見的諸多方面感到沮喪，他甚至懷疑美國傳教士的教化熱情背後隱藏的目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莊士敦也批評傳教士在中國的影響。
「五四運動」之後，傳教士教育受到中國學生和教師的炮轟，「五卅事件」發生後，更出現大學學生退出教會大學的浪潮。另外，當局要求教會中學登記，校長必須是中國公民，宗教課程變成選修，教學方式按政府大綱執行。因此，約3000名傳教士離開中國，教會學校式微。
民國時期
生源好的精英式教育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9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學制系統，1913年1月又作了補充修改。因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於是民國初年的學制又名「壬子、癸丑學制」。
這一實行到1922年的學制，對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外語都做了規定，如高小視地方情況可於第二或第三年加設外語，中學四年外國語為必修課，大學預科必修外語，文、商本科英語和第二外語必修。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報考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國文與英文。英文考題是造句、填空、改錯、中譯英、英譯中。最後還有簡單的口試。」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回憶，他被錄取後到北京大學預科上學，當時預科還要求選擇一門第二外語。
國民黨執政開始後，政府控制的學校很快超過了教會學校。到1920年代，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國民黨政府控制。國民黨中學中，對外語學習規定相當寬泛：通常的方法是語法翻譯，典型的意義就是精讀、背誦並對句子進行語法分析。
當時，這類辯論有很多，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國人的價值觀受到西方侵襲。到1927年，中國輿論已轉而反對教會學校，教會學校越來越被視為「文化和心理分裂的來源」，而且是帝國主義的一個例證。
以至於1920年代後期，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為三派：英語派、法德派和日語派。其中英語派的代表有溫源寧、吳經熊、孫科和林語堂，他們主張中西融合。
爭論之中，對英語教學的影響並不顯著。從1923年到1941年，國民政府陸續出臺了中學外國語課程大綱，但並未達到影響全國的力度，這種精英式教學模式雖然未掀起英語熱，但是當時的開放口岸的學生學習英語的熱情仍舊很高。
這種熱情讓在華的外國人也感到不解。香港大學首任英語教授、從1920年代後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華擔任英語教授的羅伯特·K.M.辛普森，在反思當時華人學生學習英語的問題時指出：「對英國來說，英語是人們渴望繼承的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但對其他民族來說則是一種艱難的習得。我有時詫異他們（華人）為何急於要學會這種語言。我曾把這個問題作為文章考題提出來，並從不止一個考生中得到了同樣的回答，『因為美國人使用這種語言』。」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院原院長、教授虞建華歸納，民國的英語教育是小眾的、少數人的教育，生源非常有限且質量很高。當時的情況是，外國人在中國興辦教會學校，因是強勢文化，因此實行全部西化教育。這些都使得後來的畢業生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能力很強。
另外，他認為，當時的高校擁有真正自主考試的權利，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導學生加強的是英語能力培養，而非現在以多項選擇為代表的客觀題型考察。這都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1949年後
英語教育在遇冷中變形
1949年10月後，首先熱起來的外語是俄語。
1949年後，中國政府宣布「一邊倒」，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中美外交關係中斷，英語被俄語替代，成為第一大外語。隨著韓戰爆發，英語更成為冷門。而外語教育的目的是：「外語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國家建設和人民事業服務」。
從1953年開始，從中學到大學，俄語成為最受歡迎的外語。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設英語課，已開設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語教師轉入其他學科，或改教俄語。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59年。最能證明當時英語遇冷的是，1957年全國只有850名中學英語教師。
中蘇關係熱度，並非一直高溫。1956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討論會上指出，必須擴大外語教學。1956年年底， 英語專業開設高校回升到23所，學生2500餘人。
上世紀60年代，中蘇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英語開始逐步回歸人們的視野。1961年，教育部頒發中學英語教學方案，要求重編英語課本。1962年，英語被列為高考科目。兩年後，教育部提出，在學校教育中確定英語為第一外語，並要求增加學英語人數。
「文革」時期的英語教育，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1966年6、7月，中小學學期考試一律停止。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學校放假半年鬧革命。當年年底，中央發文要求，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農村小學的文化革命「和所在隊、社一起搞」。
停課鬧革命，英語教育無從談起。1966年6月，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請示報告，指出目前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能再用，必須重編。而當時負責編寫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專業人員，被一律下放到安徽鳳陽勞動。
1967年2月，中央號召複課鬧革命，不過英語課遲遲未能複課。直到1969年，英語才重新出現在課程表上。
「文革」期間，英語教育的停滯和混亂，從教材上就可以體現。1969年7月出版的山東省中學試用課本英語第二冊書本上，標明「專供複課鬧革命使用」。
19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隨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務院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強調重視英語教育和英語教材改革。但是，這種糾偏迅速被壓制，「極左」思想再次佔了上風。
1973年6月30日，遼寧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青、生產隊長張鐵生在參加高考時，在白卷後寫了一封不贊成文化考核的信。這封信被全國報紙轉載，文化考察成了舊高考制度的復闢。1973年夏，河南唐河縣馬振扶中學一名女中學生的考卷上出現了這樣的順口溜：「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當接班人……」
「白卷事件」和「順口溜」很快聞名全國，英語學習受到排斥。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的英語教材充斥著政治詞彙。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紅太陽）、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躍進）、fall in （集合）、line up（戰隊）、front pass （向前三步走）、halt（立定）、sling arms（背槍）、fix bayonet（上刺刀）、air-raid alarm（緊急警報）、black-out（燈火管制）、antiaircraft machine-gun （高射機關槍）。而類似的句子也很常見：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們寬待俘虜！）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們就開槍了。）Don't try any tricks！（別耍花招！）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們的密碼說出來！）What is your password！（你們的口令是什麼？）1
1978年後
開放的需求中走上神壇
到了1980年代初，中國開始重視英語，特別是主要大城市的學校，因為它被認為對大學學習和就業越來越有幫助，而且被廣泛認為是「國際交流和貿易的語言」。
與此同時，對於外國文化和語言相關的「精神汙染」，擔憂依然存在。1978年的教學大綱以下列語言在政治上賦予合理化：在某些方面，英語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國際階級鬥爭、經貿鬥爭、文化和科技交流、國際友誼發展等……
這部教學大綱1982年修改時，重點發生了轉移，從政治轉向了經濟，其中的觀點在1993年的英語教學大綱中又針對初中加以重申，規定如下：外語是與其他國家交流的一項重要工具並能在促進國家和世界經濟、科學和文化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1993年教學大綱的目標還包括促進交流，學習外國文化。這些目標後來又在2000年英語教學大綱修改稿中針對初中做了修改。
此後的英語，被一個人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I enjoy losing face. I welcome setbacks. Relish suffering. Seek success.」1990年代後期，中國英語教學法是一場由一位名叫李陽英語教師推動的。據稱，他給1300萬中國人上過英語課，他的教學法是瘋狂英語，他不停地讓他的聽眾：「儘量大聲講！儘快地講！儘可能清楚地講！」
他不停地說著他的自卑情結，13次大學考試不中，連續3個學期英語沒過關。他說，中國人學習英語關鍵是缺乏信心。「我們需要什麼？我們需要英雄。我們還需要什麼？我們還需要英語。」李陽大聲地告訴他的助手。
他還告訴學生，在海外教英語可以賺錢，「在日本教英語，最高工資每小時3萬美金……去週遊世界吧！」
當然，李陽口中還不斷重複「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和「Make the voice of China be widely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他還僱傭一個胖乎乎、開始禿頂的美國人在臺上當丑角。他自己被前呼後擁，是個明星，他也賺了很多錢，他從書和磁帶銷售中獲利。
發明了這種被國外英語語言學專家稱為「莽漢」式英語的李陽，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銷店，「他終於找到了歸屬」，一名網友如此評價。
不管英語多麼熱，對它的態度因人而異。1995年的一份報告說，很多學生都不願學習這種語言，之所以學習是英語很重要，而學生們則是「純粹是因為不得已而為之」。據他們稱，大多數中國人學英語不是為了國際交流，而是為了獲得社會和經濟的流動性。
儘管如此，英語教學繼續擴展，後來出現了英語熱。許多城市出現了英語角，各種涉及英語的證書越發受到歡迎。英語成為中國第二種強大語言。英文報紙、英文廣播、英文電視等都在增加。
還有，到英語國家求學受到追捧。1997年的一份報導稱，1978年至1997年間，共有27萬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其中40%去了美國。據人民日報報導，1978年到2000年，共有40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
中國的英語熱卻是主要體現在考試熱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消費研究院報告顯示，在考試的帶動下，國內英語消費群體有3億人，有5萬所英語培訓機構，年銷售額超過300億元，並以年增長率30%的高速增長。
「英語熱不是問題，而考試熱確實問題大。各種級別考試充斥在這個國家，考試種類過多，其實這裡面有精簡的空間。」顧東林擔心，英語考試社會化會帶來的問題，「會不會成為一個賺錢的行業？是否會衝擊正常的教學？」
當北京市高考英語權重降低後，有人把這種調整歸因於民族自信心的增強。對此，擔任教育部英語教育指導委員會成員長達10餘年之久的虞建華教授認為，增加母語權重減少英語權重，這只是個微調，與民族自信無關，更不是所謂的民粹化。
而對於此舉能否帶動母語熱，受訪者多認為不能直接畫等號。
「這種調整，不能因為考試分值的調整，就想帶動母語熱，這還是分值決定論。」顧東林指出，英語熱的降溫，是否直接導致母語熱，還需要更強的邏輯證明。
當早報記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學階段英語教學時，顧東林回應說，30多年來，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教育對中國人認識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說功不可沒，「不能因個別人的想法，想廢除就廢除。」
對於學習英語的困難問題，虞建華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學習英語不快樂，是教育問題，不是語言問題，「數學也一樣（難）。」他指出，英語需要不斷地練習才能掌握，這就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學方法不科學，加重了學習者的負擔。
每當議論紛紛之際，中國的不少英語教學名家都會強調，掌握一門外語過程中，學習文化非常重要。畢業於清華外語系，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王佐良教授，曾任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在上世紀80年代，但凡學英語的，都會識得他的大名。他曾給外語學習者一條建議：
「語言之有魅力，風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為後面有一個大的精神世界。」
（本文參考了《中國式英語——一部社會語言學史》，《跨文化視域下的外語教學》等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