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墮落

(spaceX載人飛船發射成功）

吳晨/文

2020年5月底的美國是一個矛盾混合體。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比過去幾十年美軍死亡人數加起來還多，美國例外的想法在疫情面前不堪一擊，而川普到底該為此負多大責任，成為各方討論的焦點；中西部明尼蘇達州黑人遭白人警察虐殺的案件繼續發酵，全美反抗種族主義的抗疫失控成為街頭暴亂，再次揭開美國一直無法解決的社會瘡疤；與此同時5月30日，「鋼鐵俠」馬斯克的私人航天公司SpaceX成功將載有兩名NASA太空人的龍飛船送上太空，與國際空間站對接，為更經濟的私人航天再下一個裡程碑，也宣告自2011年太空梭退役之後美國依賴俄國聯盟號飛船執行載人航天任務歷史的結束。

SpaceX的成功在遭遇史無前例的社會動蕩和疫情難題關鍵時點，為美國注入了難得的科技樂觀主義，仿佛51年前阿波羅登月成功時那樣。恰如馬斯克一再提起的徵服火星的夢想，私人航天也喚起了一種久違的開拓新邊疆，探索人類未知領域的冒險精神，而且這種探險不再是國家的專利，更不用說未來可能大爆發的太空商業旅行讓千萬富翁們都可以「過把癮」。

但即使在1977年，耶魯大學教授尼爾森（RichardNelson）在《TheMoonandTheGhetto》（月亮與貧民窟）一書中就提出，登月容易，相比之下減少貧富差距，處理種族衝突要難得多。而這些難點恰恰戳中了美國當下的科技樂觀主義的盲點。開拓新邊疆，不僅因為擁有新科技發展的推動力，而且因為缺乏阻力，這一點常常為人所忽略：登月不會動誰的奶酪（既得利益），登月甚至可以給軍工集團帶來更多的利益，要知道，在阿波羅計劃的鼎盛期，NASA佔美國政府預算的比例超過5%，而以馬斯克為代表的一系列私人航天努力，背後也代表大規模風險資金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相反，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處理棘手的種族衝突，背後的利益糾葛紛繁複雜，需要動許多富人的奶酪，並非是用一套新技術就立竿見影能解決的。套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流行語，這些問題並不是一個APP就能搞定的（科技萬能主義的口頭禪通常是：There’sanappforthat，一個應用就搞定）。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杜西特（RossDouthat）在新書《TheDecadentSoci－ety》（頹廢墮落的社會）中，對美國盛極而衰做了一番透徹的分析，痛感美國的「墮落」。

杜西特認為，晚近發生的推動科技快速迭代的科技樂觀主義，實際上已經墮落成為科技的自吹自擂主義，一方面代表了少數投資人和創業家的自負和自滿，另一方面則隱含了真實世界的停滯與虛擬世界繁榮之間的脫節。除了科技一騎絕塵之外，現實世界並沒有巨大的改變，尤其在基礎設施的建設停滯，而商業模式的創新也放慢了之後，這才是當下美國最顯著的特徵。

有人會爭論，科技加速到來的判斷難道錯了？自從智慧型手機被發明之後，移動網際網路的確給人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杜西特卻質疑說，這種變化真實麼？還是只是認知的變化？當五月最後一周的周一，又一個黑人被白人警察壓倒在地，被壓著脖子窒息而死的鏡頭引發全美各地的騷亂時，杜西特的觀察似乎並沒有錯，這樣的鏡頭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鏡頭幾乎沒有改變。如果說有差異，則是社交媒體推動這段視頻的傳播速度以幾何級激增。

普通美國人感受到的改變，可能只是因為注意力變得更分散了，更碎片了，才會被唾手可得的信息碎片所刺激，以為工作和生活的節奏在加快。而在現實世界中，雖然總是被人承諾改變（歐巴馬2008年的競選口號就是「改變」），卻發現現實中已陷入幾十年的停滯。種族主義傷疤被再次揭起，「黑人也是人！」（Blacklivesmatter！）的口號被再次高喊，背後是社會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掩蓋而不是真正被解決。

而這恰恰是杜西特所提出的美國墮落的更根本的特徵：政治的僵化與經濟的尋租並行，阻礙了真正的改革與發展。被捕獲的經濟，僵化的監管、階層固化、尋租普遍、修修補補又三年、利益糾葛盤根錯節、改革需要繞道走、很多時候是原地打圈圈……這些都是對美國墮落深刻的觀察。

美國政治上的僵化，突出體現權貴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政治旋轉門的雙向流動。美國政治傳統意義上的旋轉門，允許官員/公務員在退休之後可以加入私營部門賺錢，也算是為幾十年「低收入」服務大眾的補償。但旋轉門如果變成真正意義上的雙向旋轉門，入而政客，出而說客，跟隨不同政黨上下臺而輪替，那麼這些政客就真正墮落成為既得利益的發聲筒，他們所謂的「服務社會」云云，都是為利益輸送打的幌子。這也是為什麼川普能夠上臺的一個原因，很多人認為他作為億萬富翁，不再會被利益所裹挾。但現實卻是，打著"排乾沼澤」（華盛頓原本建在溼地上）的川普上臺之後只是把政治交易做得更加明目張胆而已。

既得利益階層對經濟的捕獲則體現在服務內部人的過度監管、讓富人受益的持續降低稅負，對美國夢的壟斷，以及改革的裹足不前。黑石的老闆蘇世明就曾經把那些希望取消特別稅務豁免的提案（他本人深受其益，提案對他意味著加稅）比喻成為德國對波蘭發動的閃電襲擊。

即使歐巴馬這樣打著改革旗號力圖推動改變的政客，也無法逆轉美國政治的僵化，因為官僚系統和利益集團的捆綁已經根深蒂固了。九十年前羅斯福新政時還沒有那麼多利益集團，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詹森（LBJ）推動平等法案的改革遇到的抵抗也並不多。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在自傳《堅定不移》中還稱道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華盛頓仍是一個洗盡浮華的中型城市。但是到了歐巴馬要推動改革，面對的卻是已經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甚至他八年任期內唯一的成就歐巴馬醫改，也不得不依賴複雜低效的規避手法、遮遮掩掩或者推遲的增稅計劃，再加上一些「善意的謊言」來推動，且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

歐巴馬在醫改後不久就奉行「不要做蠢事」（「Don’tdostupidshit」）的行事原則，其實是他推動改革遭遇挫折之後選擇的「修修補補又三年」的得過且過。只是這種折衷雖然致力於解決當下最緊迫的問題，卻在裱糊的過程中加劇了大廈坍塌的風險。

戴蒙德在新書《劇變》中也對美國社會存在的各種頑疾鞭撻毫不留情。

首先，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嚴重。美國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且圈層化最嚴重的國家。美國在監獄、國防和醫療上政府購入在發達國家中佔比最高。而這三項數據又分別與嚴重的種族衝突問題，對外行霸權，以及醫療缺乏效率和缺乏全民醫保相關。

種族矛盾與醫療問題在新冠疫情中又被凸顯出來。以與明尼蘇達州一樣處於中西部鏽帶的密西根州為例（也是汽車城底特律所在地），當地黑人佔總人口的比例不超過15%，但是黑人佔感染新冠和死亡人數的比率都超過三成。黑人普遍中低收入，更多從事需要與人接觸的服務工作，且醫療保障不足，因為食用不健康的垃圾食品而患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的人比例更高，這些都讓他們更容易成為新冠的受害者。

其次，美國民主制度也距離開國元勳的理想越來越遠。美國民主分權制衡的基礎是各黨派的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妥協機制卻被大為侵蝕。原先兩黨政客雖然有不同意見，但仍然能夠在民主的機制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協作，現在卻越來越走極端。

競選時間越來越長，花費的經費越來越多，引發金權政治。候選人更加依賴能夠提供巨額政治獻金的富豪，而富豪捐款主要是為了推進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對於政治中的折中派（中間派）沒有興趣，這就導致政治上越來越偏激。當然，這也與美國普通老百姓對政治生態的惡化不滿有關。

2016年大選前，華爾街著名的量化對衝基金復興基金的聯席CEO，億萬富翁默瑟（RobertMercer）就從大數據分析中洞察出選民的心態變化：因為選民對職業政客充滿不滿，只有局外人才可能贏得大選，他因此把賭注放在川普身上，成為推動川普上臺的幕後大金主。

社交媒體發達所強化的圈層化和觀念的極端化，日益壓縮中間派政治家的生存空間。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發達，讓人與人之間的關聯變得更容易，但是代價也非常高昂。社交媒體的可選擇性——貌似自主卻可能是被推送被餵養的——會讓人更容易陷入自己的圈層，與認同自己或者與自己類似的人溝通交流，而過濾掉多元的資訊。其結果當然無助於妥協並謀求共贏，反而更會加劇極端與對抗。按照戴蒙德的說法，移動網際網路技術發展的直接結果，反而是人與人之間緊密連接的社會資本變得越來越匱乏。

墮落不一定意味著馬上就面臨毀滅，甚至不一定意味著經濟實力的下降，仍然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一定的活力，但明顯發展已經缺乏了方向感，也缺乏了創新以改變的能力。美國的這種墮落本質上是在物質和技術水平已經發展得很高的情況下，出現經濟的停滯、機構的腐朽和治理的無能。

而川普更是這種美國墮落的代表。他對於美國一手打造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出現的新問題，不去展現自身的領導力來解決問題，卻試圖利用關稅和單方面制裁的大棒來讓對手就範，甚至威脅退出全球治理體系，本質上是放棄對自己構造的秩序再平衡的努力。

「羅馬帝國讓我們醉心同時也讓我們恐懼的，並不是它最終崩潰，而是它竟然能夠在沒有創造力、沒有溫情、甚至沒有希望的前提下，仍然又持續了四個世紀。」詩人奧登（W·H·Auden）的這句話貼切形容了為什麼僵化的帝國那麼可怕，也頗適用於老大帝國的美國身上。

（作者系《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