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dley Freeman
譯者：Anna
校對：LITCAVE工作室
配圖：Online
2016年，艾瑪·克萊恩(Emma Cline)的第一本書《女孩們》(the Girls)大獲成功，出版後社交媒體中湧現了大量這位作家的照片。在這些照片中，她看上去既嚴肅又脆弱，既謹慎又張揚。
自2000年扎迪·史密斯的《白牙》出版以來，還沒有哪位年輕女性以處女作引起如此大的轟動。和史密斯一樣，人們對作者的迷戀不亞於對她的書的迷戀。
當時27歲的克萊恩史無前例地獲得了幾乎200萬美元預付款，而電影版權甚至在該書出版前就已售出。她上了《時尚》雜誌，接受了《紐約客》的採訪，到處都有她的身影。
然而，她看上去總是非常緊張，仿佛看到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不斷向她逼近。所以，當我和現年31歲的克萊恩視頻通話時，看到我的電腦屏幕上出現了一個放鬆、微笑的年輕女子，我有點驚訝。
「我正在斷斷續續地寫著我去年沒完成的小說。但是我一直沒能集中精力工作，我很羨慕那些能夠集中精力的人。」
當我問她是如何度過疫情下的禁閉期時，她笑著說。「我本來希望在這個夏天結束前交出最終稿，但時間太緊了。」
克萊恩是從她洛杉磯的家中與我通話的。自從今年3月從紐約搬來之後，她已經在那裡獨自生活了5個月。她說，「這個時期搬家，其實是很奇怪的。
我在紐約住了9年，我非常喜歡那裡，在那裡你能清楚地了解(每個人的)社會背景和職業背景，這也是它的美妙之處，當你在紐約的時候，你會有一種有著凝聚力的生活體驗。
然而，在洛杉磯，它的起伏更大。在這裡，它能讓我寫文章寫的更輕鬆和自由自在。」在《女孩們》中，克萊恩用一種既優雅隨意又令人心儀的筆調描述了1969年的洛杉磯。
我們今天談論的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爸爸》出版之前發生的事情，儘管這本書裡的所有故事都沒有提及到這個書名。
「這個詞有非常單純且甜蜜的含義，但它也帶上了應有的文化包袱，這種關於權力的怪異的性心理認同。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這些主題)出現。」
在《女孩們》中，克萊恩重新虛構了曼森家族，正如本書的名字那樣，克萊恩將寫作重點放在了女性身上，而非邪教的男性領袖。在《爸爸》中，克萊恩又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男人身上。
她說，這些故事她寫了十多年，但當她把它們編輯在一起時，她意識到這本書的整體主題是「某個男性人物的晚年」。
此書以《你能和一個將軍做什麼？》為開頭故事，一個過去極度暴力的父親，由於年齡增長帶來改變，忍受著來自他的成年子女的不尊重。（這篇故事的名字來自於1954年的電影《白色聖誕節》(White Christmas)中的一首同名歌曲，講述的是一位退役將軍的故事。)
在《弗裡德曼之子》中，一位前電影主管面臨著他晚年的失落，這種失落來自他的一個更成功的朋友和一個總是失敗的令人失望的兒子:
喬治如此狂熱地相信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生活會一點一點地走向成功，每一刻都會變得越來越生動和快樂，這樣的想法幾乎讓人感到尷尬。後來喬治離婚了，搬到了紐約，在那之後，他的事業也不斷下滑，然後驟然就失去了工作。
在《門洛帕克》中，本，曾因某些撲朔迷離的事情而被公眾羞辱，但他試圖以代筆作家的身份重新開始，通過藥劑讓自己忘記生活是如何被毀掉的。
她說，「那是我寫的最後幾個故事的其中一個，而且是我感覺與最近發生的事情聯繫最緊密的一個，」發生的事情指的是#Me Too運動。
「社會上並沒有存在著，這是一個男性視角的意識，但我發現了在這個社會中約定俗成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被迫從男性的視角想問題。」
故事是從男性視角展開的,所以讀者能夠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當服務員倆開,留下了理察，他的兒子和一個正在哭的女孩,他突然意識到,按照邏輯推斷,那服務員一定以為他是壞人」，一位父親認為在「東北地區」，他們能看到的是，是一家餐館中，他在欺負他十幾歲兒子的女朋友。
克萊恩眼裡，「我認為一個女人的好看和品味好壞，是由一個男人決定的，這該是多麼可悲啊。」然而，她所呈現的男性形象卻從未被評判過。
她說，「我一直對人們講述的自己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很感興趣。最近，這種情況越來越多，尤其是來自男性的公眾懺悔和自我反思。
我並不想指責我筆下的人物，因為你們和讀者都能感受到他們的某種道德優越感。
我試著復刻他們的內心生活，並回到我自己的意識中，體會大腦本體的感覺，我想讓每個人都受益於這群整體。」
克萊因對這些人寬容並不容易，想一想，她曾在文章中提到過她被性騷擾的經歷：在她獲得文學獎後，被一名作家揩油；一個攝影師不停地訓斥她，讓她在床上擺好姿勢，甚至把她罵哭；她的男朋友在吵架的時候幾乎把她掐死。
「我想了一下我經歷過的這些暴力，精神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如果你想要從中看到一點道德的影子，那麼你會從中看到更重大的意義，是某種遵循邏輯的東西，如果說我對人類有什麼理解的話，那就是，他們不遵從邏輯。」
相反，她說，人們的行為方式是由「攻擊性或恐懼」驅動的。她沒有時間去理會那些流行的理論，即寫這些內容，會給那些男人帶來他們不應該得到的尊嚴和關注。
「閱讀和寫作不是背書。我一直保持好奇心，如果你並不感興趣於別人如何看待你，這是很奇怪的，尤其是當整個文化都被這些人所主導的時候。」
克萊恩在《紐約客》6月份出版的《白噪音》一書中，最明顯地表現了這種文化魅力。這本書並沒有收錄在《爸爸》中，而是充滿虛構性地描寫了了哈維·韋恩斯坦在審判前一晚的內心生活。一開始，韋恩斯坦看起來很可憐，獨自一人在黑暗中走來走去，想像著自己勝利歸來的情景。
然後，他回憶起自己曾如何強迫別人做一些不願意的事情：「有些人反抗，有些人不反抗。有些人一動不動，有些人開始尷尬的笑，因為不舒服。他享受這一切，即使是這些並不是能激動人心的勝利——就像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最後，他總是感到滿足，而另一個人喘著粗氣，眯著眼睛，轉來轉去，臉上浮現出羞愧的表情。」
為韋恩斯坦工作的律師之一是一位美國律師大衛·博伊斯(David Boies)，他幫助韋恩斯坦僱傭私家偵探，這些人挖掘女性原告的醜聞，詆毀她們。博伊斯也是克萊恩前男友的律師，她的前男友在2017年指控她在《女孩們》的草稿中抄襲了他的作品。
同年5月，克萊收到了一份110頁的訴狀草稿，上面寫著博伊斯的名字，其中包括13頁克萊和前任伴侶的私人談話，以及她的私密照片。這些照片是從克萊恩以前的一臺舊電腦上下載下來的，而這臺電腦現在屬於她的前男友。律師聲稱，克萊恩的描述與他們所做的並不相符。
這是一個驚人的諷刺，一位作家的處女作講述的是關於男人如何剝削女人，那麼她自己也應該被這樣剝削。最終，這些隱私性細節被從起訴書中刪除，2018年，法官駁回了剽竊指控。克萊恩說：「《女孩們》出版的任何一段時期，都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她在照片中露出的緊張表情。
這是克萊恩在案件被駁回後進行的第一次大型採訪，當她觸及到這個她並不想提及的話題時，她的手不耐煩迪擺動著，但她的聲音仍然很穩定。她說，博伊斯不能夠影響她描述韋恩斯坦的興趣，但是她同意說她「擴大了人們對黑暗的認知」。
「如果你之前問我，現在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你可以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一個女人嗎，那時，我可能還會拒絕這種意識。所以，這可以見得它的發展是非常令人驚訝和痛苦的。」
用一個女人的性經歷來報復她總是能夠讓她感到羞恥，我問克萊因她是否有這種感覺，或者她是否能在當時看到這是一種無恥的權力濫用。
「任何促使你成為一名作家的特質，可能都與高度敏感和對世界開放的感覺有關。所以我一點也不覺得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很難不把它當成一次完完全全的攻擊。」
克萊恩討厭陳詞濫調，反而覺得經歷會讓她更能成長——「我覺得這是一種追溯式的驗證」，但她覺得這教她：「我不會再在意別人對我工作的看法了。『被公開指責』迫使你給自己套上一層保護網，讓你對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感到踏實，我覺得我已經做到了。」
克萊恩在加州北部出生並長大。她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在談話中，她對自己的家庭成員報以歉意的笑聲。她坦言：「我的父母都是來自大家庭的，但我很想知道，10年裡有了7個孩子是種什麼樣的體驗。」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中長大，對她有明顯的影響——對群體動態的興趣，對單獨空間的需求——還有其他的一些不太明顯的影響。
「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們，看起來是一個略有笨拙的群體，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去度假過。我們默認，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是很孤立的，但這讓我開始閱讀，並對世界是什麼樣子，其他家庭是什麼樣子感到好奇，也讓我愛上了表演」。
克萊恩年輕時曾出演過短片，「但寫作對我來說是更自然的事，我上的是一所新學校，那裡非常接受流行小說，這使我閱讀古典文學的成功率仍然很低。」
「相反，我讀丹尼斯·詹森(Denis Johnson)、瑪麗·蓋茨基爾(Mary Gaitskill)和史蒂文·米爾豪澤(Steven Millhauser)的作品，這些都是我覺得與我相關的作品。」
「而且做這些作品，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哥倫比亞讀書時，她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馬裡昂》，發表在《爸爸》雜誌上，並獲得了《巴黎評論》的普林頓獎。然後她寫了《女孩們》。從外表上看，它就像是毫不費力地在陽光下上獲得了文學的輝煌成就。
直到，黑影突然出現。
《爸爸》和《女孩們》很不一樣，它的風格相比之前的小說夢幻的風格而言更乾脆。但它和前一部作品一樣，都埋藏著一種恐懼感：在每個故事中，都有一種鞋子即將掉落的沉重感覺。
她笑著說，「當我一起編輯這些報導時，我確實在想:『天哪，我的世界中就這麼暗淡嗎?』這絕對不是我每時每刻體驗生活的方式。
但是，我的確看到了一些東西，讓我相信我們生活的某些地方是不詳的，或者是黑暗的，對我來說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