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因哈德·澤爾滕
約翰·納什
1994年，萊因哈德·澤爾滕、約翰·C·海薩尼和約翰·納什共同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喜悅。但老實說，獲獎之前, 澤爾滕與納什並不熟悉。1961年, 他來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個關於博弈論的研討會，那時納什就已經病了, 他們雖然坐在一個桌子邊, 卻從來沒有說過話。
不過，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澤爾滕與納什成了好朋友。2005年，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他表示，以納什為故事原型的《美麗心靈》是一部很好的電影, 但人們不能根據這部電影來看待納什的一生，而且影片中關於博弈論的描寫並不準確。
在納什意外逝世之際，我們找出這篇10年前的訪談，希望以澤爾滕之口，還原更為真實的納什和博弈論。1994 年, 澤爾滕因其在「非合作博弈理論中開創性的均衡分析」中的傑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德國人, 也是現在德國實驗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不能用《美麗心靈》看待納什的一生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人納什(John F .Nash)和以色列人海薩尼(Jr .John C .Harsanyi)與您分享了1994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您能談談和其他兩位的合作情況嗎?
澤爾滕:我和海薩尼一直都是很親密的合作夥伴。我們合作寫了一本書, 發表了一篇論文。1965 年, 我們相識, 雖然他在美國工作, 而我在德國,但是我們經常在一些會議上見面。幾十年來, 我都是和海薩尼一起合作, 他在我的整個研究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可惜, 他已經過世了。
獲獎之前, 我沒有和納什一起工作過。納什的獲獎文章是在1951 年寫的, 也就是說, 他在文章發表43 年後才得到諾貝爾獎。
1961 年, 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個關於博弈論的研討會。那個時候納什已經病了, 我們雖然坐在一個桌子邊, 卻從來沒有說過話。當時, 我也不是很有自信心和納什講話。得到諾貝爾獎以後我才認識納什。現在, 我和納什是很好的朋友。
《第一財經日報》:有一部電影是以納什為原形拍攝的, 叫做《美麗心靈》(A BeautifulMind), 您看過嗎? 這部電影中的納什的形象和您印象中的納什接近嗎?
澤爾滕:我看過這電影。《美麗心靈》是一部很好的電影, 但是人們不能根據這部電影來講這就是納什的一生。藝術方面的真實和真實生活中的那種真實是有區別的。
在這部電影裡, 很多場景都在講納什的病,他的病在電影裡被描述得非常誇張。
電影反覆描述納什看到了三個不同的人,這三個人不停地陪伴著他。但是, 在現實生活中, 納什從來就沒有見過這些不存在的人, 他只是聽到了他們的聲音, 他聽到了超過100 個陌生人的聲音。電影無法用鏡頭反映出他總是聽到不同人的聲音, 所以, 這部影片並沒有描述他聽到了100 種聲音, 而是改成他看到了三個不同的人, 並且這三個不同的人物是非常戲劇化的。
也就是說, 在電影中, 恰好是因為他與現實相悖, 他才有可能從藝術的角度上喚起人們的理解。通過這部影片, 人們找到了一個入口, 人們看到了有這樣的一個疾病的存在, 而這種疾病或許可以喚起人們對於真實的需求和渴望。
《第一財經日報》:那麼這部電影關於「博弈論」的描寫, 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呢?
澤爾滕:這部電影關於「博弈論」 的說法基本是胡說八道, 它本來就不是一部專門說博弈論的電影。
影片中有一幕, 納什在酒吧裡獲得了靈感,這是很容易讓觀眾誤解的。博弈論也許可以解釋一些類似的現象, 但是像電影裡描述的從這種現象中受到啟發, 是不正確的。
但是, 這部電影也反映了普林斯頓大學在上世紀50 年代的基本面貌和求學氛圍。上世紀60 年代, 我也曾去普林斯頓大學看過, 當時也被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深深感動。
諾貝爾獎改變了我的生活
《第一財經日報》:1994 年您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您還記得當時知道這個消息時的情形嗎?
澤爾滕:通知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 我正在超市購物, 電話鈴響時家裡沒人。
我到家後, 看到很多人圍在我的房子前。剛開始, 我還以為發生了入室搶劫之類的糟糕事。有人走來對我說, 「祝賀你」 , 我說, 「為什麼? 請解釋一下。」當時時間太短, 我還沒來得及想, 這時電話鈴響了。剛開始, 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直到我們乘政府專車去市政廳時, 我才慢慢調節過來, 開始覺得這是真的了。
《第一財經日報》:以前想過自己會得諾貝爾獎嗎?
澤爾滕:當然, 以前我也曾經想過這事也許會發生在我身上, 但事情發生後, 在情感上, 這需要時間來面對。
《第一財經日報》:十幾年過去了, 獲獎是否對您的人生產生了很大影響?
澤爾滕:確實, 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剛知道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 突然間, 我就被一大群記者包圍。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都與我平常研究的問題無關。獲獎之後, 世界各地的大學都邀請我訪問, 我必須要作很多報告, 而這些報告和我的研究方向沒有太大的聯繫。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我的生活確實改變了許多。但是就我的研究、就我感興趣的領域來說, 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我一如既往地從事我的研究工作。
我在1994 年獲得諾貝爾獎, 得獎的原因是1965 年發表的一個研究成果。也就是說, 我獲獎的原因在30 年前就已經定下來了。這就是說, 現在可能有些中國人已經做出了一些成就,但這些研究成果要在20 年或30 年後才能得到認可。這種情況也許可以讓我們更平靜地對待諾貝爾獎。
博弈論幫助我更好地了解人們的行為
《第一財經日報》:經濟學和數學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納什本人就是一個數學家, 但是他在經濟學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而在中學的時候, 您的攻讀方向也是數學。
澤爾滕:對, 1947 年開始, 有四年的時間,我在梅爾松根(Melsungen)讀中學。但是我們家住在梅爾松根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裡, 我必須步行一個半小時去學校, 再花兩個小時走回家。路上, 滿腦子都在思考代數學和初等幾何學。
慢慢地, 我發現自己對數學很感興趣, 並且在這方面有一些天賦。另外, 在學校裡我的數學成績也非常好, 所以, 離開中學以後, 我決定繼續攻讀數學。
《第一財經日報》:後來又是什麼原因, 使您決定轉而研究經濟學？
澤爾滕:雖然決定攻讀數學, 但我並沒有決定一定要在這一領域中固守不變。當時我覺得, 除了數學之外, 我還喜歡其他各種事情, 我也曾經對物理學、天文學、植物學等其他很多學科感興趣。
其實人的機遇是很重要的, 人不可能把一生都早早地作下一個決定來。我的人生也是這樣, 並非所有東西都已經事先定好, 會有一些偶然的機遇在裡面。
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個人的經歷迫使我密切地關注政治。在那個戰爭年代, 在德國的一些宣傳中, 誰是純粹的日耳曼人, 誰是什麼血統的人, 都分得清清楚楚。慢慢地我發現, 我的立場與大多數人的觀念完全不同。在希特勒政權下, 作為猶太人的後代, 我必須學著相信自己的判斷, 而不是盲目聽從政府的宣傳和大眾的輿論。這對於我的智力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正是對於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長期的興趣, 逐漸使我對經濟產生了興趣。
《第一財經日報》:實際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是否也會帶給您研究上的靈感?
澤爾滕:在真實生活中, 存在著一些對抗,這些對抗對整個人類來說會有一些非常極端的影響。但是譬如說政治和科學之間的一些矛盾, 其實都不怎麼真實。冷戰期間前蘇聯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就是既有合作又有對抗。
博弈論在這個領域中有很大的作用, 博弈論也可以解釋當時蘇美兩國之間那時的行為。當時, 如果兩國之間的對抗繼續發展下去, 可能今天地球上已經沒有人類了。如果說有什麼讓我突然靈感閃現的時刻,那麼這就是生活中可以激發靈感的細節。
我是活在現在的人
《第一財經日報》:「博弈」(game)一詞, 在英文中有「遊戲」的意思, 學術研究對您來說, 是基於對於「遊戲」 的好奇而產生的持續的興趣呢, 還是僅僅把它看成一份工作?
澤爾滕:究竟是工作, 還是遊戲, 對我來說沒有區別。
我感興趣的是我從內心提出的一些問題。我內心裡有一種渴望, 讓我想知道為什麼是這個樣子。真的, 正是這樣的一些動力使我從事了博弈論研究。
研究不是我的整個生活, 但它是我整個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財經日報》:在這麼多年的研究工作中, 有沒有讓您覺得疲憊的時候?
澤爾滕: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不覺得疲倦。
只有一次, 我感到有一個很疲憊的時刻。
20 年前, 我生病了, 我覺得有一點透支。在這之後, 我覺得又慢慢變好了。1991 年的時候,我覺得心臟有點不舒服, 後來查出我得了糖尿病, 於是我學著慢慢適應。現在, 過了這麼多年以後, 我已經覺得比當時好多了。
基本上, 我不太想過去的事情, 我覺得, 我不是活在過去的人, 不是一個活在記憶中的人,我是活在現在的人, 活在現在的科學探索裡的人。
《第一財經日報》:您現在的研究狀態是什麼樣的? 今後還有哪些打算?
澤爾滕:我非常想集中精力於我的研究工作。現在, 我正在寫一本書, 除此之外, 我經常會接到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 請我去作各種報告。很多時候, 我都在世界各地跑, 在家的時間並不是特別長。
我們的辦公室有許多項目, 有許多工作人員在同時工作。當我在波恩的時候, 我會經常到辦公室, 和他們一起討論項目進展情況。
在過去的幾年中, 我和中國的接觸非常多,我計劃以後經常到中國來。現在, 南開大學和同濟大學各有一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實驗室和研究所。既然建立了這兩個研究所, 我就有責任有義務把研究往前推進, 我會經常來看看這兩個實驗室在科研方面的進展, 我也希望今後這兩個所之間有頻繁的交流, 推進中國在這一領域中的科研。
【本文刊載於《第一財經日報》（2005年3月18日），原標題為《Game(博弈), 是工作, 也是遊戲》，作者羅敏、馬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