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0日，美國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在西雅圖的弗萊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因肺炎病逝。薩根所供職的康奈爾大學於當天發表訃告說，薩根是天文學家、教育家和作家，而且或許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科學普及家。在此之前，薩根已經與一種罕見的骨髓疾病進行了兩年的搏鬥，其間曾經接受過骨髓移植手術。
薩根逝世的時候只有62歲，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可謂天妒英才——但是薩根本人卻未必能認同這種說法，因為在薩根的世界觀裡沒有人格化神靈的位置。對於薩根，科學所揭示出的大自然的奇觀本身就已令人驚嘆了。在他的後半生中，薩根一直致力於把這種科學的啟示通過書籍、報紙和廣播的方式傳遞給公眾。
「同行更容易接受他作為科學代言人的角色」
1934年，薩根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普通家庭。8歲的時候，薩根就開始認為在太陽系的其他行星上一定存在著生命——這後來成為他畢生探尋的一個題目。1951年，他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1956年，他獲得物理學碩士學位，1960年，他又獲得天文學和天文物理學的博士學位。畢業之後，薩根曾在哈佛大學任教。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沒有人知道濃密雲層之下的金星表面到底是什麼樣子。甚至有人想像金星的表面布滿了繁盛的動植物。薩根根據金星自身的輻射特徵，計算出金星表面是一個酷熱的世界，甚至可以融化鉛，這是薩根的科學成就之一。後來，蘇聯的金星探測器證實了金星的表面溫度高達500攝氏度。造成這種酷熱世界的原因是極端的溫室效應。幾十年後，當「全球變暖」還未成為媒體的熱門關鍵詞的時候，薩根就向公眾警告了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效應——也許不會像金星那樣極端——可能帶來的風險。
薩根的其他貢獻還包括對火星表面顏色、季節變化的解釋（不是由於植物生長，而是由於巨大的火星沙塵暴），以及對土衛六「泰坦」和木衛二「歐羅巴」的研究。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是太陽系「地理大發現」的黃金時代，薩根參與了許多行星探測器計劃。例如他參與的水手號和海盜號火星探測器的研製，試圖在火星上發現生命活動的跡象。在後來的先驅者和旅行者行星探測器計劃中，薩根先後提出讓探測器搭載鐫刻有人類問候信息的金屬板和金唱盤，後者就是廣為人知的「地球之音」唱片。
「儘管薩根以科學普及家的身份著稱，但他首先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最新一期出版的《懷疑論調查者》（Skeptical Inquirer）雜誌上，美國宇航局外太空生物學研究所的大衛·莫裡森（David Morrison）撰文指出。莫裡森是薩根所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他在科研上的成就讓他的同行更容易接受他作為科學代言人的角色。」
「激勵著世界上的許多年輕人投身於科學」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薩根就投身科普事業。1966年,他與蘇聯天文學家什克洛夫斯基（I．S．Shklovskii）合作撰寫了《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一書。1968年，薩根來到了康奈爾大學。在那裡他獲得了教授職位，主要從事行星天文學的研究，直到逝世。1973年，他出版了《宇宙聯繫》一書。
1978年，他的《伊甸園的飛龍》一書獲得了當年的普立茲獎。然而真正讓他成名的是兩年後的一部電視片。電視常被稱為「傻瓜盒子」，但是薩根充分利用了電視的優勢。在這部製作歷時兩年、共13集的電視片《宇宙》中，薩根不僅擔任了編劇，還作為貫穿始終的解說人出鏡，帶領觀眾體驗人類探索宇宙的歷史，把微小的原子與廣袤無垠的宇宙聯繫了起來。
1980年秋天，《宇宙》在美國公共電視臺一播出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整個80年代，沒有任何其他在公共電視頻道中播放的節目超過《宇宙》的收視率。據統計，該片已經在全世界60多個國家播出，觀眾人數約達6億。薩根本人為該片撰寫了一部同名的圖書，連續數十周處於《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首位，僅英文版就發行了數百萬冊。
《宇宙》讓薩根名利雙收，但更重要的是他讓美國公眾——特別是那些平日並不關心科學的公眾——接觸到了科學之美。該片播出的第二個月，薩根就成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時代》把薩根稱作「科學的演員」（showman of science）。莫裡森回憶說，薩根在製作完《宇宙》之後回到了康奈爾大學，但是他再也無法回到原來默默無聞的狀態了。「人們在街上攔住他，在餐館吃飯的時候打擾他，告訴他，他們多麼喜歡《宇宙》，或者向他索要籤名。」
1984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以200萬美元的「天價」稿酬，購買了薩根的科幻小說《接觸》。13年後，《接觸》改編成了電影，由著名導演羅伯特·贊米基斯（Robert Zemeckis）執導，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主演。電影上映時薩根已經逝世，因此片尾特地打出了「獻給卡爾」的字幕。雖說是科幻，它的情節卻非常嚴謹，其中的「外星人」也一改以往電影中邪惡的形象。
薩根的科普書籍後來都相繼獲得成功。1984年他寫了《彗星》一書，1992出版了《被祖先遺忘的影子》，1994年出版了《暗淡藍點》。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他還完成了《魔鬼出沒的世界》和《數以十億》兩本書。
美國科學院院長布魯斯·阿爾伯茨（Bruce Alberts）在薩根逝世後曾評論說，卡爾·薩根比其他任何他能想到的當代科學家都更清楚用什麼激起公眾對於科學的奇觀和重要性的熱情。卡爾·薩根所在的康奈爾大學天文系的前系主任耶範特·特奇安（Yervant Terzian）說，卡爾·薩根的工作啟發和激勵著世界上的許多年輕人投身於科學。
「他是懷疑論的馬丁·路德·金」
薩根對於地外生命的興趣從來沒有減弱過。在《宇宙》中，他曾說，如果哪天發現了外星人，沒有誰會比他更高興。但是，薩根也不相信所謂的「不明飛行物」（UFO）是來自外星的智慧生命的飛船。
1947年以來，「飛碟」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神話，變得越來越流行。1969年，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組織的一次會議上，薩根和其他懷疑「不明飛行物是外星人的飛船」的科學家一起，與贊同不明飛行物來自地外文明的人士進行了一場辯論。這場辯論後來以圖書的形式出版。在會上，「他使用了一條懷疑論的標準，這條標準常常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那就是：非同尋常的主張，需要非同尋常的證據。」莫裡斯寫道。
既然薩根成為了科學的代言人，他與偽科學的交手也就不可避免。薩根是一位著名的懷疑論者——對各種超常主張進行質疑，對證據嚴格要求。科學方法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另一場著名的辯論發生在薩根與維裡科夫斯基之間。維裡科夫斯基的《碰撞中的世界》是一本著名的偽科學著作，維裡科夫斯基把神話和傳說當成了真正的歷史，牽強附會地解釋了一番（例如，他提出從木星飛出的一顆彗星，真的為地球帶來了從天而降的食物），倒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在1974年美國科學促進會組織的辯論會上，薩根和維裡科夫斯基當面交鋒。此役過後，維裡科夫斯基的理論便走上了窮途末路，不久幾乎銷聲匿跡。
1976年，包括薩根在內的一批懷疑論者成立了超常主張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發音近似「科學警察」），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糾正當時媒體對於所謂「超常現象」的過分關注。今年11月這個組織改名為CSI——懷疑論調查委員會。
「卡爾留給懷疑論界的遺產是他的最後一本書《魔鬼出沒的世界》，這本書於他逝世的那年出版，現在已經成為了懷疑論的經典著作，每個人都去讀它，」懷疑論者學會主席麥可·舍默（Michael Shermer）告訴筆者。在《魔鬼出沒的世界》裡，薩根討論了各式各樣的偽科學理論，從所謂的「外星人綁架」到李森科主義，從火星上的「人臉」到佔星術。
舍默在1996年的一篇緬懷薩根的文章中回憶說，1987年薩根曾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薩迪納做了一場關於懷疑論的演講，正是這場演講改變了他的人生，最終讓他成立了懷疑論者學會。「薩根是一個英雄人物。他是懷疑論的馬丁·路德·金。」
不過，懷疑論的馬丁·路德·金並不需要超自然的信仰，人格化的上帝在薩根心中並沒有位置。天文學家菲爾·普雷特（Phil Plait）說：「薩根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不需要把宇宙當做一個超自然的創造物來對其進行探索，僅僅是對它進行自然探索，就已經足夠了。」普雷特在網際網路上開設了一個名為「糟糕天文學」的網站，專門揭露天文領域的偽科學。
一位和平主義者的追求
1983年，裡根政府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反彈道飛彈計劃，也就是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薩根隨即公開批評「星球大戰」計劃根本無法起到「核保護傘」的作用，它只能讓核裁軍變得更加困難。1986年，為了抗議美國進行核試驗，薩根還曾故意跨進內華達核試驗場的警戒線，被警察逮捕。
1982年，美國宇航局的4位科學家著手對核戰爭的後果進行研究。他們初步的計算發現，一場全面核戰爭過後，被核武器毀滅的城市釋放出的煙塵會遮蔽天空，可能使全球變冷。但是他們的研究受到了上級的幹擾，裡根政府不願意看到有科學家出來說喪氣話。於是，這組科學家向薩根求助，既尋求技術上的支持（薩根曾經研究過金星和火星的大氣），也尋求政治上的支持。
薩根熱情地加入到了這個研究團體中，他憑藉自己的地位，不僅讓研究繼續了下去，還讓全面核戰爭的後果廣為人知。這就是如今我們知道的「核冬天」理論——全面核戰爭導致大量城市被毀，城市燃燒放出煙塵顆粒。這些煙塵遮蔽了天空，導致地面溫度降至零下數十攝氏度。與此前人們認為的相反，核戰爭不存在贏家，除非有人故意想毀滅人類，因為核冬天會對整個人類文明造成致命的打擊。
薩根傾盡全力宣傳「核冬天」的理論，在報章雜誌上撰寫文章，與右翼人士進行辯論。更重要的是，他把這個理論也帶到了蘇聯。薩根的工作影響了美蘇兩國政府的核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遏制了他們互扔核彈的天真念頭。
和解與合作是薩根一貫的追求。1988年，薩根應邀撰寫關於美國和蘇聯關係的文章。在這篇題為《共同的敵人》的文章中，薩根呼籲兩國聯合起來對付人類面對的一系列「共同的敵人」——包括由於人類活動造成的嚴重環境危機。他在倡導合作的同時指出：「我並不反對健康的競爭……讓我們在藝術和科學上競爭，在音樂和文學上競爭，在技術創新上競爭……讓我們在消除苦難、無知和疾病上競爭，在尊重世界各國獨立方面進行競爭，在制定和貫徹一種負責地保護地球的倫理方面進行競爭。」這篇文章在兩國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0年過去了。這個世界改變了很多。如果薩根活著，他「將陶醉於卡尼西和惠更斯行星探測器，以及火星探測任務的發現」，薩根的遺孀安·德魯彥（Ann Druyan）告訴筆者。然而這個世界似乎又沒有太大的變化。暴力和衝突依舊困擾著一些地區，仇恨和迷信在一些地方甚囂塵上。可以說這個世界變得比10年前更好嗎？
德魯彥說，薩根把原教旨主義、迷信和民族主義視為人類進化史上殘留下來的東西，它們是人類發展的前科學時代的遺蹟。「他相信科學方法會提供希望，讓這些毀滅性的傾向變得不再神秘，剝去它們的儀式和神話的外衣，讓人們看清它們的真面目。」
1980年，在電視片《宇宙》的最後一集中，薩根把話題從宇宙引向了人類本身。這是科學帶來的啟示，也是薩根留下的真正遺產。正如他在片尾所指出的，我們人類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代表了宇宙理解自身的一種方式，因此——
「我們應該忠於整個人類物種和地球。我們為地球呼籲。讓我們生存下去，不僅僅是對我們自己的義務，也是對這個古老而廣闊，孕育了我們的宇宙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