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象授時到四分曆法

　　【求索】

從觀象授時到四分曆法

——張汝舟與古代天文曆法學說

作者：張聞玉 馬明芳（執筆）

　　顧炎武《日知錄》有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

　　在中國古詩文中提及天文星象的比比皆是，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詩經·豳風·七月》）；「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晉陸機《擬迢迢牽牛星》）；「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唐杜甫《贈衛八處士》），等等。可見，在古代，「觀星象」是件尋常事，絕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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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了近現代，天文卻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學問。所以顧炎武慨嘆：「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20世紀60年代，張汝舟先生憑藉其紮實的古漢語功底、精密的考據學研究方法和現代天文歷算的知識，完整地釋讀了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發展主線。從夏商周三代「觀象授時」到戰國秦漢之際曆法的產生與使用過程，他撥開重重迷霧，釐清了天文學史中的諸多疑難問題，使得這一傳統絕學恢復其「大道至簡」的本質，成為簡明、實用的學問。

　　考據成果

　　《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國語》《左傳》《呂氏春秋》《禮記》《爾雅》《淮南子》等古籍中有大量詳略不同的星宿記載和天象描述。《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更是古天文學的專門之作。

　　夏、商、周三代觀象授時的「真相」，經歷春秋戰國的社會動蕩，到漢代已經說不清楚了。曆法產生後，不必再詳細記錄月相，以致古代月相名稱「生霸」「死霸」的確切含義竟也失傳。自漢代至今，眾多學者研究天文曆法，著作浩如煙海。研究者受限於時代或者本人天文歷算水平，有些謬誤甚深，把可靠的古代天文曆法寶貴資料弄得迷霧重重。張汝舟先生對此一一加以梳理。

　　1.釐清「歲星紀年」迷霧。「歲星紀年」在春秋年代一度流行，少數姬姓國及幾個星象家都用過。歲星，即木星，運行周期為11.86年，接近12年。「觀象」發現歲星每年在星空中走過一辰30°，將周天分為十二辰，歲星每年居一辰，這就是歲星紀年的天象依據。可是，歲星運行周期不是12年整，每過八十餘年就發生超辰現象。這是客觀規律，無法更改。魯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出現了「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紀年」因此破產了，僅行用百餘年。而古星曆家用以描述歲星運行的十二次（十二宮）名稱（星紀、玄枵、娵訾……）卻流傳下來。而後，星曆家又假想一個理想天體「太歲」，與歲星運行方向相反，產生「太歲紀年法」。但終因缺乏實觀天象的支撐，也僅曇花一現。另取別名「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作為太歲紀年的名稱，代替十二地支。閱讀古籍時，將這些「特殊名稱」理解為幹支的別名即可（見春秋戰國時期所用幹支紀年別名與幹支對應關係表）。

【表一】資料圖片

　　2.糾正「四象」貽害。張汝舟先生繪製的星曆表是依據宋人黃裳《星圖》所繪二十八宿次序畫的。傳統星曆表迷信《史記·天官書》的「四象」說，二十八宿分為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由於四靈要配四象，於是宿位排列顛倒了，後人誤排二十八宿、十二宮方向，貽誤不淺。（見【表一】）

【表二】資料圖片

　　張氏星曆表（見【表二】）糾正了二十八宿排列次序；刪除外圈十二地支；增加「歲差」方向；增加二十八宿上方括號內數字，這是唐宋歷家所測，與春秋時期數據差異不大。用此表釋讀古籍中的天象清晰明了。

【表三】資料圖片

　　3.否定「三正論」。觀象授時時期，古人規定冬至北鬥柄起於子月，終於亥月，這是實際天象，不可更改。每年以何月為正月，則會導致月份與季節之間調配不同，這就是「建正」（用歷）問題。春秋時代人們迷信帝王嬗代之應，「三正論」大興，他們認為夏商周三代使用了不同的曆法，「夏正建子，殷正建醜，周正建寅」，即夏以子月為正月，殷以丑月為正月，周以寅月為正月。「改正朔」，以示「受命於天」。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以十月為歲首，也源於此。（見【表三】）

　　實際上，四分曆產生之前，還只是觀象授時，根本不存在夏商周三代不同正朔的曆法。所謂周曆、殷歷、夏曆不過是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所用的子正、醜正、寅正的代稱罷了。春秋時代諸侯各國用歷不同是事實，實則建正不一。大量銅器曆日證明，西周用歷建醜為主，失閏才建子建寅。春秋經傳曆日證明，前期建醜為主，後期建子為主。

【表四】資料圖片

　　排除「三正論」的幹擾，中流伏內的含義才得以顯現。依據《夏小正》「八月辰（房宿）伏」「九月內（入或納）火」「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等連續的星象記載，確定中、流、伏、內是二十八宿每月西移一宮（30°）的定量表述。張汝舟在《〈（夏）小正〉校釋》詳加闡釋。《詩經·七月》中「七月流火」是實際天象，是七月心宿（大火）在偏西30°的位置，則六月大火正中，這是殷歷建醜的標誌。毛亨注「七月流火」（「火，大火也；流，下也。」），已經不能精確釋讀天象了。後世多依毛氏闡述，遠離了天文的「真相」。（見【表四】）

　　4.否定《三統曆》。漢代劉歆編制的「三統曆」詳載於班固《漢書·律曆志》，《三統曆》被推為我國三大名歷（漢《三統曆》、唐《大衍曆》、元《授時曆》）之首，實則徒有虛名。「三統曆」本質即為四分曆，是《殷歷》「甲寅元」的變種，且從未真正行用過。劉歆用「三統曆」推算西周紀元元年，但受時代限制，他不明四分術本身的誤差，也不知道「歲差」的存在。所以他推算西周曆日總有三天、四天的誤差。王國維先生即是據《三統曆》推算結果悟出「月相四分說」，上了劉歆的當。

　　「四象」「三正論」「三統曆」「歲星紀年」，張汝舟稱之為「四害」。去除「四害」，方能建立正確的星曆觀。

　　四分曆法

　　語言學家、楚辭學家湯炳正先生曾言：「兩千年以來，汝舟先生是第一位真正搞清楚《史記·曆書·歷術甲子篇》與《漢書·律曆志·次度》的學者。」《歷術甲子篇》《次度》是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兩大寶書，塵封兩千餘年，無人能識。張汝舟先生考據出司馬遷所記《歷術甲子篇》正是我國第一部曆法——四分曆；《次度》所記載的實際天象，正是四分曆實施之時，在戰國初年公元前427年（甲寅年）。依此兩部寶書，張汝舟先生還原了我國從戰國初到三國蜀漢亡行用了700年的四分曆。

　　四分曆是以365又1/4日為回歸年長度，29又499/940日為朔策（平均一月長度），十九年閏七為置閏方法的最簡明曆法。張汝舟先生熟知現代天文曆法體系，明了四分曆的誤差，發明出3.06年差分的算法，以公元前427年為原點，前加後減，修正四分曆的誤差。這一算法的發明，使古老的四分曆煥發青春。簡明的四分曆法成為可以獨立運用的曆法體系，上推幾千載，下算數千年。其推算結果，既與現代天文學推測的實際天象相吻合（只有平朔、定朔的誤差而已），又與古籍、出土文物中的歷點相吻合，客觀上驗證了張汝舟先生所建立的天文曆法體系的正確性。張汝舟先生不僅還原了四分曆的使用歷史，同時構建了一套完整自洽並可以獨立運用的古代天文曆法體系。

　　張汝舟先生精研古代天文曆法，首先應用於西周年代學研究。1964年發表《西周考年》，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西周總年數336年的確鑿結論。

　　《史記》年表起於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至今近三千年紀年，歷歷分明。共和之前西周各王年，向無定說。最重要的時間點即是「武王克商」之年。李學勤先生說：「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於這是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點，因此是年代學研究上不可迴避的。這一分界點的推定，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影響到王年數的估算；對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積年的起點。」

　　《西周考年》中利用古籍、出土器物的41個寶貴歷點（有王年、月份、紀日幹支及月相的四要素信息），以天上材料（實際天象）、地下材料（出土文獻）與紙上材料（典籍記載）「三證合一」的系統方法論，確證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張汝舟先生總結他的方法為一套技術——四分曆推步，四個論點——否定「三統曆」、否定「三正論」、否定「月相四分說」、確定「失閏限」與「失朔限」。

　　「月相四分說」與「月相定點說」是目前史學界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月相四分說」是王國維先生在「三統曆」基礎上悟出的，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進一步演化為「月相二分說」。而張汝舟先生堅持的「月相定點說」是四分曆推步的必然結果，有古籍、青銅器中歷點一一印證。月相定點與否的爭執，本質是對古代四分曆法是否有足夠清晰認識的問題。

　　清儒有言：「不通聲韻訓詁，不懂天文曆法，不能讀古書。」誠非虛言。考據古天文曆法是一項龐大繁難的系統工程。古天文曆法源遠流長，張汝舟先生的學術博大精深，本文所述僅是「冰山一角」。我們在從汝舟師學習的過程中有這樣的體會：一是要樹立正確的星曆觀點，才不至為千百年來的惑亂所迷；二是要進行認真的推算，達到熟練程度，才能更好地掌握他的整個體系。張汝舟先生古天文曆法體系又是簡明、實用的，用於考證古籍中的疑年問題遊刃有餘，用於先秦史年代學的研究屢建奇功。

　　應用舉例

　　例1.《尚書·堯典》四仲中星及「歲差」

　　《堯典》所記「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中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觀象授時的最早星象記錄，當時僅憑目力觀測，未必十分準確。《堯典》作於西周時代應該無疑。運用張氏星曆表計算，南方星宿至東方心宿（大火）的距離為星7/2+張18+翼18+軫17+角12+亢9+氐15+房5+心宿5/2=100度（首尾兩星宿用度數1/2，其他星宿順序相加），心宿至北方虛宿82.75度，虛宿至西方昴宿94.5度，昴宿至星宿88度，四個數相加正合周天365.25度（中國古代一周天為365.25度，等於現代天文學的360°，古代一度略小於1°）。四個星宿大致四分周天，均在90度上下，正對應四個季節時間中點。若昏時觀天象，春分時，星宿在南中天。夏至時是大火正中，秋分時是虛宿，冬至時為昴宿。

　　東晉成帝時代，虞喜根據《堯典》「日短星昴」的記載，對照當時冬至點日昏中星在壁宿的天象，確認每年冬至日太陽並沒有回到星空中的原來恆星位置，而是差了一點兒，這被稱為歲差。

　　張汝舟先生利用「歲差」，分析古籍中「冬至點」位置變化，最終得出《次度》所記「星紀：初，鬥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是戰國初期四分曆初創時的實際天象。

　　張氏星曆表（見【表二】）可以直觀解讀古籍中的天文天象。

　　例2.屈原的出生年月問題

　　這是文史界的熱門話題。近人多信「歲星紀年」，用所謂「太歲超辰」來推證，生出多種多樣的結論，無法令人信服。

　　《離騷》開篇「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告訴了我們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考慮屈原政治活動的時代背景，其出生年只能在兩個寅年，一是公元前355年丙寅（遊兆攝提格），一是公元前343年戊寅（徒維攝提格）。我們用四分曆推步法來檢驗（推算過程略）。公元前355年丙寅年寅月沒有庚寅日，應該捨棄。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正月（寅月）二十一日（庚寅），正是屈原的出生日。這也是清人鄒漢勳、陳暘，近人劉師培的結論，張汝舟《再談屈原的生卒》又加以申說、推算。

　　學術發展

　　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張汝舟《西周考年》中只用到41個歷點。20世紀80年代後，陸續出土上千件西周青銅器，其中四要素俱全者已接近百件。我們積累了文獻中16個歷點，青銅器82個歷點，繼續張汝舟先生的學術方向，更進一步確證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得出西周中期準確的王序王年，排出可靠的《西周曆譜》，這些成果見於《西周王年論稿》（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匯總於《西周紀年研究》（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

　　我們以張汝舟先生古代天文曆法體系為基礎理論，以「三重證據法」為系統方法論，堅持「月相定點」說。針對日益增多的出土銅器銘文，發展出銅器曆日研究的正例變例研究方法、銅器王世系聯法等理論。我們有《銅器曆日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書為證。

　　我們堅信西周曆譜的可靠，是因為每一個歷點均與實際天象相合，非人力所能妄為。我們堅守乾嘉學派的學風「例不十，法不立」，反對孤證。對每一件銅器、每一個古籍文字均詳加考據。饒尚寬教授2001年排出《西周曆譜》後，又有畯簋、天亡簋等多件新增青銅器的重新釋讀，均能夠一一放入排定的框架，絕無障礙。我們自信地說，今後再有新的曆日出現，也必然出不了這個框架。

　　「六經皆史，三代乃根」，這幾乎是歷代文化人的共識。中華文明五千年，她的根在夏商周「三代」。弄明白三代的歷史，是中國史學家的職責。201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夏商周三代紀年》一書。西周年代採用張汝舟先生可靠的336年說，商朝紀年採用628年說，夏朝紀年採用471年說，都做到於史有據。李學勤先生為此書題詞：「觀天象而推歷數，遵古法以建新說。」以此表示肯定。

　　隨著學術的蓬勃發展，張汝舟先生的弟子、再傳弟子不斷有著作問世，豐富了其古天文學說。貴州社科院蔣南華教授出版了《中華傳統天文歷術》（海南出版社，1996年）、《中華古歷與推算舉要》（與黎斌合著，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年）；新疆師大饒尚寬教授出版有《古歷論稿》（新疆科技出版社，1994年）、《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商務印書館，2006年）、《西周曆譜》（收入《西周紀年研究》，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後學桂珍明參與編著《夏商周三代紀年》《夏商周三代事略》；後學馬明芳女士參與整理古天文學著作，寫有普及本《走進天文曆法》，併到各地書院面授這一學術。種種說明，古天文「絕學」後繼有人，溢彩流光。

　　古代天文曆法，是「人類第一學，文明第一法」。張汝舟先生古代天文曆法體系提供了一套可靠的研究古籍天象的系統理論，必將在未來的應用中發揚光大。

　　張聞玉，1941年生，四川省巴中人，現任貴州大學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安徽滁州張汝舟先生門下問學，又從金景芳先生學《易》，在高校主講古代漢語、古代歷術、傳統小學、三代紀年等課程，從事先秦史學術研究，強調傳世文獻、出土器物、曆日天象「三證合一」；馬明芳，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師從張聞玉先生。

　　學人小傳

　　張汝舟（1899—1982）名渡，自號二毋居士，安徽全椒縣章輝鄉南張村人。少時家貧而穎異好學，賴宗族資助讀書。1919年畢業於全椒縣立中學校，無力升學，被薦至江浦縣三虞村任塾師八年。1926年考入中央大學國文系，受業於王冬飲、黃季剛、吳霜崖等著名學者門下，學業日進。畢業後，任教於合肥國立六中、湖南蘭田國立師範學院等校。1945年任貴州大學教授。1978年應聘到滁州師專任顧問教授。1982年病逝於滁州師專。曾擔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顧問、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漢語大詞典》安徽編纂處覆審顧問、安徽省政協委員等社會職務。

　　張汝舟從教工作、學術研究相得益彰，一生筆耕不輟，完成書稿近300萬字。他學問廣博，著述涉及經學、史學、文學、哲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考據學、佛學等各個領域，均有獨到見解。他對聲韻、訓詁、考據學的研究，發揚了章（太炎）、黃（侃）學派聲韻訓詁學的成果，堅持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凡所稱引，必言而有據；他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堅持用中國的語言體系來研究古漢語語法，簡明、實用。他在古詩古文方面的著述涉及面甚廣，足以展現一代學人的全面風採。他對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於繁蕪中見精要，於紛亂中顯明晰，完整詮釋了古代觀象授時及四分曆法產生的全過程，獨樹一幟，自成一家。他為人平易純樸、恭謹謙遜，遇到不平之事卻敢於仗義執言。對青年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深受朋輩及後學的尊崇和愛戴。

　　《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12日 16版）

[責任編輯:徐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