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卻的「時間印記」——中科院國家授時中心蒲城長短波授時臺的背後

有一座「時間博物館」，他的身軀裡潛藏著一組龐大的地上建築群和地下「迷宮」。如今這裡雖已布滿歷史的滄桑，但我們依然能從這些厚重的鋼板和龐大的發播裝置中感知到「時間的痕跡」；

　　有一群時間守護者，他們在意氣風發的年紀便遠離都市來到這裡，憑藉滿腔熱血與十足的幹勁，硬是在一個山洞裡「挖出」了我國第一個短波授時系統，並用畢生的心血書寫屬於「時間的傳奇」。

　　這裡就是中科院國家授時中心蒲城長短波授時臺，他運載著我國最早的大科學裝置之一——長短波授時系統，是我國標準時間——「北京時間」生產、保持、發播的地方，被錢學森先生譽為「中國的一面大鐘」；這群守護者是這一座座高大的機房、一排排塵封的設備的孕育者、締造者，他們傾盡全力擔當「時間的守護者」。

監測室

　　2019年，這裡成功入選為第三批國家工業遺產，成為中國科學院此次唯一入選的大科學裝置。為何這裡會有如此重的份量?在這面大鐘背後又隱藏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讓我們一起跟隨這些「時間的守護者」，感知「時間的傳奇」，探尋「時間的痕跡」。

　　「5、4、3、2、1，點火，起飛！」

　　6月23日9時43分，我國第55顆北鬥導航衛星——北鬥三號最後一顆全球組網衛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點火升空，這項任務的發射完成意味著北鬥三號的30顆組全球網衛星全部到位，北鬥三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其將為全球用戶提供全天候、全天時、高精度的定位、導航、授時服務。

　　而這裡所說的「授時服務」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為什麼一顆衛星發射成功的背後離不開「授時」工作？「授時」來源於哪裡？

　　無處不在的「授時」

早期短波試播臺天線

　　說起「授時」，最早可追溯到《尚書·堯典》，書中記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意思是帝堯命令羲氏和和氏，嚴肅謹慎的遵循天數，推算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制定出曆法，把天時節令告訴人們。這就是最早的「授時」。

長短波發播控制系統

短波授時臺內的機房

　　而說起授時，遠古人類最早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是以地球自轉產生的晝夜變化來判定時間；我國早期的文學著作《西遊記》中記載「星光亂，漏聲換，不覺深夜已半」「兩座樓頭鐘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描述的是當時用夜漏和鐘鼓樓來計時的一種方法；同樣，《水滸傳》記載的人物高俅是當時的「球星」，喜歡蹴鞠這項運動，這種比賽當時是使用沙漏來進行計時；而國外文學作品《魯濱遜漂流記》中的魯濱遜為了計時，每天在柱子上用刀刻一個凹口，每七天刻一個長一倍的凹口，把柱子做成一個日曆來判定時間。

短波授時臺外景

長波授時臺外景

上世紀80年代，陝西天文臺全貌

　　從古到今，從國內到國外，計時工具在不斷更新，日晷、圭表等一系列的計時工具也都在不同時期派上用場。

　　我們比較熟悉的古代授時莫過於「晨鐘暮鼓」，這是官方向全城百姓授時的工具，鐘鼓樓也因此成了中國古代城市建設的標配。

　　隨著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現在的授時手段多種多樣，精度越來越高，「晨鐘暮鼓」等報時方法已成為歷史，新的報時系統慢慢形成，短波授時就是其中的一種。要知道現在我們每天所使用的「北京時間」就是由這個授時系統發出的。

　　一波三折的籌建

　　帶著很多關於時間和「授時」的疑問，記者來到了距離西安三十多千米的臨潼，走進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探尋時間背後的故事。

　　據國家授時中心黨委書記竇忠介紹，中科院國家授時中心的前身為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臺，始建於陝西蒲城縣城西北金幟山唐憲宗景陵附近，也就是在那裡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短波授時臺，工程代號「326」。

　　在蒲城建立短波授時臺之前，我國是在上海向全國進行無線電授時的，由上海天文臺負責。因條件所限，當時租用了郵電部在上海真如的一個短波無線電發射臺，依據各天文臺聯合測定和保持時間，每天在固定的時段進行發播。該時號滿足了當時國家建設的急需。

　　然而徐家匯觀象臺地處我國東南一隅，難以適應國家大規模建設的需要，因此急需在內陸腹地建設一個能覆蓋全國的無線電授時臺。於是，1955年，在全國科技發展12年的遠景規劃中，正式將籌建西北授時臺列入國家重點項目。

短波授時臺工作人員調試發射機

　　而隨後針對授時臺的臺址選擇也是一波三折。最先將臺址選在了甘肅蘭州市，後經國內外專家論證，蘭州市屬地震活動區，不宜建授時臺。同年，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基於戰略上的考慮，再次安排人赴新疆、青海、甘肅和陝西考察選址，並最終確定陝西省武功縣楊嶺鎮為預選臺址。

　　而在此期間，我國「651」計劃（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計劃）的相關方案中提出，「在西安地區建造短波授時臺，以滿足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需要」，同時提出建造我國長波、超長波電臺。計劃出臺後，中國科學院迅速反應，並指出西北授時臺不僅包括授時工作，今後還要開展天文方面的其他工作，臺址的選擇要靠近人造衛星地面系統控制中心的位置，因此，將臺址選在了西安。

　　1966年，遵循當時國防和戰略任務靠山進洞的備戰要求，經國家科委批准，最終將授時臺的具體位置鎖定在陝西關中地區的蒲城縣，「326工程」由此誕生，並開始正式啟動。

　　難以忘卻的「時間記憶」

　　在了解「326」背後的故事時，記者有幸見到了當初最早參與建設的「時間守護者」，他們向記者講述了那段難忘的「時間印記」。

　　「我和我的7位南京大學天文系1966年畢業的同班同學，懷著能為祖國的天文科研工作貢獻自己力量的滿腔熱情，於1968年2月來到陝西。當時一輛大卡車拉著我們從西安邊家村的西北分院出發，途經富平，行駛近5個小時的崎嶇道路後進入到了陝西天文臺的院牆。定睛一看，真好像一盆冷水從頭頂灌了下來。哪有什麼天文臺？哪有什麼科研樓？院牆裡只有兩排剛建好不久的作為宿舍的平房」，在授時中心工作48年多，現已退休8年的王正明說起當年的場景仿佛還歷歷在目。

授時人員調試設備

　　她說，先期已在這裡搞建設的有些是從西北分院調來的幹部，有些與她一樣是1966年畢業、從全國各地來這裡的大學生們。在她來之前，已經有同事住在當初剛建的這兩排平房裡。那時提供的宿舍根本不夠他們8個人住，幸好她是個女同志，還留有一個床位，與她一起來的7個男同事都被安排在附近一個農戶家裡，住的是四周通風的柴房。二月份，北方的天氣非常冷，這裡沒有取暖設備，對於他們這些從南方來的學生來說，生活有多麼艱苦，可想而知。

　　王正明講到，現在的科學技術發達，國家授時中心的工作人員可以在臨潼的機房裡遙控位於西安或洛南的望遠鏡，而當時對於中星儀組的科研人員來講則是徹夜難熬。在冬天的寒夜裡，他們必須每天晚上3-4個小時露天站在儀器旁邊手動操作儀器，儘管穿著棉大衣，戴著棉帽子，雙手雙腳還是冰涼的。

　　「我是江蘇人，南京大學畢業後就分配到陝西來。當時同我一起來的一共有23名大學生，都是從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剛畢業的。」在短波授時臺建立初期就來到蒲城的原陝西天文臺臺長漆貫榮向記者回憶了當時的場景，他說，「當時我們來的時候這裡什麼都沒有，住的地方都是搭的板房，我和南大的其他幾個學生最後沒地方住就住在了附近的農村裡。」

　　到了蒲城，他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開展授時方面的工作，而是解決最基礎的「三通」的建設問題，即「通水、通路、通電」。沒有任何工具，只是給他們一人發了一雙帆布手套，用來搬石頭或者幹其他的活，廠裡的一磚一瓦都是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搭建起來的。

　　南方的飲食多蔬菜，而蒲城則是「有了辣子不要菜」，這也正好印證了當時關中地區特色——「油潑辣子一道菜」。讓人難以想像的是，對於他們而言，哪有什麼辣子，哪有什麼油，在他們的餐桌上只有一瓶醋和一瓶鹽。漆貫榮說，當時1.78米身高的他，體重僅有120斤，是嚴重的低血糖。為了補充能量，他們遇到有去北京出差的同事時，別的不捎，總會讓他們帶點白糖回來，防止低血糖事件發生。

　　但即使是這樣的條件，還有人爭著搶著要來。漆貫榮說，有一位他的同班同學，因沒被分配到西安，自己買火車票坐車一路趕來，最後終於爭取到了留下來的機會。他感慨到，苦不算啥，對於學習天文專業的他們來講，在這個廣袤的土地上，能將自己的所學運用到實際，那是他們最大的心願。

　　50多年前，在這個不為人知的地方，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群胸懷大志的科技工作者甘於寂寞，排除萬難，勇於奉獻，不辱使命，才使這個貧瘠而又偏僻的山溝創造出「時間奇蹟」，作為最初的探路者，他們用實際行動踐行著「時間守護者」這一神聖稱謂。

　　不可磨滅的「326」精神

　　蒲城長短波授時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獨立自主研製建設的第一個全國土覆蓋的高精度無線電授時臺。該系統代表了當時我國授時技術、無線電技術和電子工業的最高水平，國產化率100％，有著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科技價值和社會價值。如今，雖然當年神秘的「326」工程已經落上了歷史的塵埃，但建設過程中的艱辛，尤其是技術難題的攻克還是讓很多老一代科技工作者記憶猶新。

　　據介紹，短波授時臺於1970年9月建成，經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開始試播。1973年，根據遠洋授時服務的需要實施擴建。1980年通過技術鑑定，次年7月正式承擔我國短波授時任務。同時，為了提高授時發播精度、建立完整獨立的授時服務體系，上世紀七十年代陝西天文臺開始增設長波授時臺，1986年通過國家技術鑑定，1987年正式承擔我國長波授時任務。

　　短波授時臺的建立，使我國具備了自主可控的、連續的、全國土覆蓋的高精度陸基無線電授時能力。長波授時臺的建成使我國陸基無線電授時精度由毫秒量級提高到微秒量級，躋身世界先進水平，該項成果1988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並作為國家重大科技成果參加了1984年國慶35周年的天安門慶典活動。

　　而在這些成績的背後，傾注了很多授時人的心血。

　　「當時單位給我們安裝了第一臺電子管的計算機，也是從那時我們才開始學習計算機語言、編程等，在此之前，2個小時的觀測數據需要2個小時的手工計算和2個小時的校核。使用計算機後，3分鐘完成，我們都已經開心的不得了，而在現在，可能1秒鐘都用不了。」說起當時如何攻克技術難題，王正明如是說。

　　1984年，長波授時作為國家重大科技成果參加建國35周年慶典

　　談起如何克服技術困難，曾經在授時部老短臺工作的尹德龍侃侃而談，「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一窮二白。這裡說的窮不是沒有錢，也不是沒有設備，關鍵是技術上。當時授時中心人員的組成一部分是從學校來的，剩下的就是退伍軍人再加上一些知青。從學校剛畢業來的學生經驗不足，而從部隊來的或知青更是沒有什麼知識儲備，有的甚至連電容是什麼都不知道。那怎麼辦呢？沒辦法只能下決心學。當時主要採取了兩個辦法，一個『老帶新』，讓有技術的人員多給予新人培訓指導，另外就是將新來的人送到上海、北京等廣播電臺學習，學習人家的管理辦法以及對於機器設備的使用。」他說，短波授時臺是我們國家唯一的一個短波授時臺，連國外也在接收這裡的信號，如果把時間弄錯了，丟的不是授時中心的人，而是國家的人。當時他們就要求自己說，「這是國家的任務，不可兒戲，一定要盡心、盡力、盡責地完成這項任務。百分之九十不行，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行，必須得做到百分之百。不錯發，不誤發，要確保國家交付的這項任務在我們這裡不出任何問題，這就是我們的使命感。」

　　正因為這些老一輩授時人以國家需求為己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頑強拼搏、不辱使命，才使得授時工作一步步向前推進，最終按期建成國家授時系統，圓滿完成了歷次國防試驗任務，為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就是在這個建設發展過程中，積澱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和時代記憶，形成了老一輩授時人「淡薄名利，甘於清貧，無私奉獻，科技報國」的「326精神」。

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外景

　　不容錯過的「時間隧道」

　　「如果沒有國家授時中心授時（出）的標準時間，那麼國家將是一個混亂的狀態，我們的通信將會中斷，航班也會混亂，比如說在金融系統，如果說交易者和金融交換系統的世界有1秒鐘的誤差，這1秒鐘前後股市的價格波動會使一個人變為百萬富翁，也可能錯誤地會讓一個人變為窮光蛋。」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主任張首剛在接受採訪中說。

　　的確，時間對於我們的珍貴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背後起核心作用的「授時」尤為重要。有了「授時」，我們享受到很多「時間福利」；有了「授時」，更多尖端的技術才得以成功嫁接。

　　2001年，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臺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此後，「授時」領域更廣、應用範圍更大。

　　從短波到長波，我國授時精度達到百萬分之一秒；從世界時到原子時，這裡跳動著北京時間的脈搏；從陸基到星基，全方位立體授時；從專用到普及，原子時間進入尋常百姓家；從時間到空間，衛星導航領域全創新。可以說，是「授時」將我們的生活帶入了一個新的領域。

　　據國家授時中心黨委書記竇忠介紹，未來國家授時中心要在長短波授時系統基礎上，建設新一代高精度地基授時系統，與北鬥導航相呼應，為我國導航定位授時的綜合時空體系建設作出貢獻，這個立體交叉授時系統建成後，將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立體交叉授時系統。

　　有人描述道，「有了秒級的時間，達爾文搭船環遊世界，暢通無阻。有了毫秒的時間，電網可以高效地運行，檢測事故；有了微秒的時間，移動通信進入4G時代，實時高效；有了納秒的時間，北鬥把導航簡化成方程，準確定位；有了皮秒的時間，神舟和天宮得以對接……」

　　因為「授時」，我們得知時間的「魔力」；因為「授時」，計時的方法一再更迭，因為「授時」……讓我們追尋著老一代授時人走過的「時間痕跡」，憧憬著新一代授時人的「時間夢想」，走進「時間隧道」一路向前，去追趕屬於時間的「下一趟」班車。（文/本刊記者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