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威爾遜出版了三本其學術生涯中的重要著作——《昆蟲的社會》《社會生物學》和《論人的本性》。在這三本書中，威爾遜闡述了一個觀點：基因不但決定了我們的生物形態，還幫助塑造了我們的本能，包括我們的社會性和很多其他個體特徵。
這些著作迅速提升了威爾遜的學術影響力，也招致了大量激烈的批評。一時間，鮮花與板磚齊飛。直到今天，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理論仍在西方進化生物學界有著巨大爭議，學者之間的辯論被形象地描述為「一場科學群架」。
在這些早期著作中，威爾遜對於科學與人文關係的看法就已顯露端倪。
在1971年出版的《昆蟲的社會》中，威爾遜論述了社會生物學與生物學和人文學科有怎樣的關聯。到了1975年出版的《社會生物學》，威爾遜將包括人類在內的脊椎動物納入分析。在1978年出版的《論人的本性》中，威爾遜試圖將社會生物學與神經生物學、進化生物學關聯起來，將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關聯起來。1998年，他出版了《知識大融通》。
在新書《創造的本源》中，威爾遜明確提出，早在100萬年前的採集狩獵社會，人類創造力就開始湧現了。而科學與人文在人類的創造力追尋之路上是相輔相成的，兩者都以創新為根源，他呼籲科學家與人文學者的密切合作。
「自1975年到現在，從威爾遜不同時代的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他40多年來思想的演變過程。」華大基因CEO尹燁說。
尹燁是威爾遜的老讀者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對於生物學專業出身的人來說，不難遇到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尹燁多年來保持著閱讀習慣，同時自己也在嘗試推出基因科學知識的本土作品，比如新出版的《生命密碼》一書和「天方燁談」電臺欄目，更需要從閱讀中吸取養分。所以不管是威爾遜，還是他的「敵人」——古爾德等社會生物學反對者，都在他的閱讀範圍之內，且沒有厚此薄彼的區別。
「威爾遜之前出版的著作，觀點更極端一些。但近幾年他寫作的幾本書，包括《半個地球》《人類存在的意義》和這本《創造的本源》，都寫得更宏大、更客觀、更謙卑了。」尹燁說，而與《半個地球》和《人類存在的意義》相比，《創造的本源》一書的深度和廣度更勝一籌。
「它向哲學層面升級了。」尹燁說，「如果說，威爾遜之前的著作可能更多地偏向通過案例去證明自己的理論和主張的話，那麼這本書的維度更高。」
「當然，在這本書裡，威爾遜仍然是那個『老憤青』。」尹燁笑著說，「書中有很多地方都仿佛在說：『雖然這個有爭議，但我還是要這樣寫。』換個角度來理解，就是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立的思考，這一點很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