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4 15:4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基礎—上層建築」命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然而，馬克思本人對此並沒有詳細和系統的闡釋與發揮。這為後來唯物史觀被解讀成經濟決定論埋下了伏筆。恩格斯晚年對理論界把唯物史觀誤讀成主張「經濟是唯一決定力量」的反駁，並沒有從根本上破除這種誤解。之後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則進一步強化了唯物史觀的實證化和決定論解讀模式。把「基礎—上層建築」命題誤讀成經濟決定論，其後果無疑是災難性的：一方面它把馬克思理解的基礎—上層建築之間動態的相互作用關係，錯誤地把握為靜態的因果意義上的決定關係；另一方面也是更嚴重的，它對經濟作為唯一決定力量的強調，抹殺了人的意識、觀念及其客觀化形式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從而取消了個人自由的可能性。盧卡奇以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黑格爾淵源和階級意識的強調，實際上正是從理論上回應和反駁對唯物史觀基本命題的這種誤讀。作為文化唯物主義創始人的雷蒙·威廉斯，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繼續展開對唯物史觀「基礎—上層建築」命題的反思、批判和重構。
反思「基礎—上層建築」命題
威廉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礎—上層建築」命題的反思和批判，集中體現在他1973年的論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基礎—上層建築》中。他首先肯定「任何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現代理解都必須從考察關於決定性的基礎和被決定性的上層建築的命題開始」，同時又指出該命題「包含著形象的要素，暗示著一種固定而確切的空間關係」，從而「構成了一個非常特殊化的和有時難以接受的命題形式」，「因為就任何實際方式而言，這一用法基本上不是概念性的，而是隱喻性的」。因此，為了使得這個命題更容易被人們理解和接受，他認為需要從特定的視角對其進行批判性反思和重釋。
威廉斯的反思和批判具有雙重向度。首先，他指出以往的研究者都把研究焦點集中於這一命題的「上層建築」一側，但實際上更為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專注於基礎」。但是，人們往往以「靜態的和客觀化的方式」去理解「基礎」，這與馬克思自己對它的「動態分析模式」相矛盾。其次，如果「基礎」被當作「基本的社會生產本身」的同義語來理解，那麼，原先被認為「基礎」區別於「上層建築」的特徵，即「基礎」是「第一位的」而「上層建築」是「第二位的」，就變得相當模糊和可疑。因為隨著資本主義向縱深層次發展，原本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已經具有了再生產的能力，它現在也應屬於物質生產，從而構成「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重構「基礎—上層建築」命題
威廉斯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層建築」命題要想繼續生效和發揮作用，「必須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評價這個命題的每一個術語」，從「決定」「基礎」和「上層建築」三個方面對其進行重構。
首先，威廉斯認為該命題中包含的關係術語「決定」（英文「Determines」，德語「Bestimmen」），具有語言學和理論意義上的複雜性，它在日常的使用中至少具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含義：一種是從神學傳統繼承而來，指「完全預見、預示和控制著後來的活動」，即嚴格的線性決定論；另一種是從社會實踐經驗而來，指「設定限制和施加壓力」，即弱化了的限制論或制約論。他認為，從文化理論視角看，馬克思在反駁意識形態的觀念論或神學的決定論時，更多地是在第二種含義上使用該詞。從而，「基礎—上層建築」命題根本不可能是機械的決定論。
其次，針對「上層建築」概念，他認為馬克思之後該詞被賦予了「直接或間接地對基礎的現實進行反映、模仿或再現」的簡單觀念，從而給人造成上層建築是「統一的、靜止的場域」的錯覺。為了使該命題更具可操作性，儘管很多人給上層建築的「被決定性」附加了一些限制條件，比如時間上的延遲性、技術上的複雜性和距離關係上的間接性等，但這些限定都帶有很強的主觀性色彩，並且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該命題經常被把握為機械的和靜態的決定論的可能。相比之下，倒是20世紀後期出現的「同構」（homologous struture）概念揭示了基礎—上層建築之間「根本不存在直接的或明顯的相似性」，也不存在「反映或再現之類的東西」，而是「可以發現其中存在著一種重要的結構的同源或對應關係」。事實上，威廉斯通過「同構」概念的引入，為包括文化在內的上層建築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提供了理論支撐。
最後，威廉斯重申了「基礎」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核心地位並清理了人們對它的誤讀。他認為，「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文化過程的本質，基礎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有待考察的概念」。但「基礎」概念在馬克思的命題中原本具有複雜性、動態性和發展性特點，而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傳統中，這個概念被打上了某種靜態的和統一的物化特徵。這種物化特徵淡化了該命題中原本具有的歷史發展觀念，給人造成「生產活動是在某種靜止狀態中產生了靜態固化的社會關係與上層建築」的印象。此外，「基礎」概念無形中還被「包含著強烈的基礎工業的限定性意義」，即馬克思那裡原本「作為基礎的生產活動被限定在工業生產的領域」，從而使得它在理論解釋力上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大眾文化發達的時代，「用此模式考慮文化活動以及現代文化活動的經濟性，顯然走不通」。由此，威廉斯主張對生產力作廣義理解並回到馬克思關於「工人在生產的過程中生產自己，以及人類生產自己的歷史」的命題上，把生產看作人類自身、現實生活乃至社會的生產。「如果生產力含義寬泛些，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考察基礎的全部問題，從而就不會把一開始就必不可少的社會生產性力量當作某種次要的上層建築排除在外。」
總之，針對「基礎—上層建築」命題被誤讀和誤解的現狀，威廉斯認為我們必須沿著設定限制和施加壓力的思路重新評價「決定」概念，拋棄預見、預示和控制的內容；必須根據文化實踐的相關領域重新評價「上層建築」概念，拋棄被反映、複製和決定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必須根據現實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中的具體活動來重新評價「基礎」概念，拋棄固定的經濟和技術抽象的概念，因為具體的活動包含著基本的矛盾和變化，因而總是處於動態的變化過程中。
威廉斯對「基礎—上層建築」命題的反思和重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啟示意義。就理論價值而言，首先，他結合資本主義新的發展特點對該命題核心概念的語言學分析，為破除後人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經濟決定論解讀模式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次，通過反思「基礎」概念，他力圖恢復個人及其實踐在歷史中的作用，有力地扭轉了「人學的空場」的局面，從而為「基礎—上層建築」命題提供了新的維度。就現實意義來說，威廉斯對「基礎—上層建築」命題的反思和重構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不斷發展和完善中的理論。即便是像「基礎—上層建築」這樣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其具體內涵也應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賦予新意，進行新的理解。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規劃項目「威廉斯文化社會主義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17YJA71004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第二師範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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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巖 排版編輯：劉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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