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在熱烈討論鄧小平副主席的重要講話和方毅副總理的報告。圖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右四）在發言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的（北京玉泉路）地區，有一天，忽然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滿道鼎沸的人流仿佛迎接什麼盛大的節日，湧向披紅掛彩的禮堂。
1977年11月23日是高能所的盛大節日，也是全科學院和中國整個科學界的盛大節日。喜訊傳來，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作出決定，立即為高能研究所籌建三百至五百億電子伏的質子同步加速器，這是何等振奮人心的事呵！」
這是1979年7月的一份名為《科學的春天》的出版物描述高能所「八七工程」被批准的情形。
「八七工程」目標是在北京市郊昌平縣境內十三陵西南建造相當於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500億電子伏特質子同步加速器。
3年後，不幸的消息傳來，「八七工程」被迫下馬。
「八年規劃」
「八七工程」的命運，是1977年制定、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上通過並公布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簡稱「八年規劃」）的一個縮影。
「那個時候『文革』結束，大家都覺得要大幹一場，提出了很多大項目，包括高通量中子源，都是要瞄準世界最高水平，大家並沒有太多考慮錢的問題。」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前所長郝柏林回憶道。郝柏林是「八年規劃」物理卷總綱的起草人之一。
在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召開科學大會的通知》中，提到「要抓緊制訂科學技術規劃」。按照通知要求，9月27日~10月31日，由中國科學院主持召開了全國基礎科學學科規劃會議。隨後，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規劃得以最後形成。
這次規劃的制訂參與人員甚眾。基礎科學的規劃就有來自中科院各所、全國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和管理幹部1200餘人，時間歷經了一個月。而參加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的有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和軍委的負責人1000餘人。實際上，直接參加各種討論會、規劃會和參加編制規劃的已超過2萬人。
「這個規劃的制定還是充分尊重了專家的意見的，雖然有些理想化……」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王揚宗如是說。
在科學大會與會代表審議規劃前，時任中科院副院長方毅專門講了科技規劃的問題。他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規劃應該是一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的規劃。搞科學研究，必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善於學習先進，敢於打破常規。」
「八年規劃」提出的中國科學技術工作8年奮鬥目標是：部分重要的科學技術領域接近或達到上世紀70年代的世界先進水平；專業科學研究人員達到80萬人；擁有一批現代化的科學實驗基地；建成全國科學技術研究體系。「八年規劃」對自然資源、農業、工業、國防、交通運輸、海洋、環境保護、醫藥、財貿、文教等27個領域和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兩大門類的科學技術研究任務，作了全面安排，從中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研究重點。
按照當時的說法，實現了這個規劃，就可以使中國部分科學技術領域接近或達到20世紀70年代的世界先進水平，使差距縮小到10年左右，從而為後50年全面趕超打下堅實的基礎。
1977年7月8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了中科院工作會議上科學家的聲音：「今天，英明領袖華主席又親自率領我們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我們中國人敢想敢幹，西方資產階級能幹的，我們東方無產階級也能幹，甚至他們幹不了的我們也能幹。」
王揚宗評論道：「儘管人們非常振奮，但是並不十分了解當時國際的科研情況，對自己的經濟家底兒也不清楚。」
半途知返
並非所有人都不清楚情況。
郝柏林回憶，1977年11月在友誼賓館開科學規劃會時，物理學有100多人參加，郝柏林是總綱起草人，高能物理的人沒有參加，他們去向鄧小平匯報搞大型加速器（即「八七工程」）。「在走廊裡，周光召拉住我，告訴我現在的問題不是搞不搞，而是如何減少損失。」
郝柏林補充說，當時他並不反對搞高能對撞機，但是認為要在有基礎的時候做。「我記得我當時在起草物理學發展總綱的時候說，要讓北京的加速器成為青藏高原的珠峰，而不是人為的百尺竿頭的一朵鮮花。」
郝柏林的審慎並沒有改變當時人們的熱情。
多年以後，高能所的謝家麟院士在《沒有終點的旅程》一書中回憶道，「『八七工程』是在相信中國有10個大慶油田，經費不成問題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科學上並未經過慎重的論證。」
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建立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
不光是對自己家底的自信，還有突然發現的「寶藏」：原來可以向資本主義國家借錢。1978年夏天，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當時羅馬尼亞的總統齊奧塞斯庫對他說，應該向資本主義借錢，隨著美元貶值，將來還錢很划算。
郝柏林回憶：「中科院開始要求各個所提交科學方案，我當時是物理所的黨委委員，我們提出的一個方案被打回來了，說錢太少。後來再修改報上去，就沒有了下文。」
根據中科院自然史所的楊麗凡對「八年規劃」進行的一項研究，在中央的宣傳鼓動下，科技領域也「成果纍纍」。1977~1978年的科技浪潮，「層層建立研究所，遍地盛開科學花」。某省，科研機構猛增了153%，湧現了不少「三無所」，無課題、無經費、無科研人員。1979年和1980年財政赤字均達170億元，靠向銀行借貸和透支過日子。
1980年，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大調整，伴隨著剎車的經濟項目，一大批科學工程也告下馬，包括「八七工程」。
「八年科技規劃的流產，主要源於國家對科學的投入不足。20世紀80年代初，引進了太多外資，主要是大量的工業項目的建設、糧食的花費等，給予科學的投入必然就不足了，而原先制定的本來就高的目標，就無法落實了。」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科技政策研究專家說。
來世可鑑
儘管承認「八年規劃」經驗不足，郝柏林認為，「八年規劃」仍然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科學家憑著一腔熱情，而非部門私利。
郝柏林說：「1977~1978年，大家在規劃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個人利益的問題。當然，做高能物理的會支持做加速器和中子源等，但是並非是為了某個具體的部門。」他說，制定規劃的科學家們，都是要瞄準世界最高水平，比如希望做高通量中子源，但是後來發現經濟和技術上有困難，他們就主動提出撤下來，直到現在才做。郝柏林說的後來重新啟動的高通量中子源，就是中科院作為大科學工程，正在廣東東莞建設的散裂中子源。
「對比1956年的規劃，現在的中長期規劃非常具體，一些項目就是有些利益集團希望通過規劃納入到自己手中。」郝柏林說。
前述的中科院自然史所的那位專家也認同這種說法，「八年規劃中，科學家大多是比較單純的，主要考慮的就是如何提高整個國家的科技水平。」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第二期樣刊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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