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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濤濤的東海之濱太陽升起的地方有日本國，中國古代史籍稱倭國，《隋書·東夷傳》記有倭國與隋朝關係始末，日本史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也記載了這段交往。此時，正值日本推古天皇時代，推古朝至大化改新這段歷史時期在日本被稱為飛鳥時代，也是大規模引進中華文明推進日本改革的時代，其初推動改革的是聖德太子。中日關係源遠流長，在隋煬帝和聖德太子當政時，兩國的文化交流有了進一步發展。
一、日本朝貢中國的歷史
日本吸收先進的中國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漢時代，據說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藥，率童男童女3000米到日本福岡，現福岡市有徐福的塑像以資紀念。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立郡縣，先進的漢文化更直接影響到日本。《漢書·地理志》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佔餘國，以歲時來獻見」的記載。其中倭奴國於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57)遣使來朝，光武帝賜予刻有「漢委奴國王」5字的金印，這枚金印於1784年在福岡市的志賀島上發現現藏於福岡市美術館。
先進的漢文化傳入促進了日本社會的發展，約在公元2世紀初，九州北部出現邪馬臺國，其第二位君主是女王，稱卑彌呼，曹魏時「譯通中國」，魏明帝封女王為「親魏倭王」，並遣使回訪。後大陸漢人為避戰亂移居日本的也不少。約在4世紀末，起於東方的大和國滅邪馬臺國並稱霸日本，甚至派兵入侵朝鮮半島，通過半島輸入漢文化。最早將中國典籍帶入日本的是一個名叫王仁的學者。他從朝鮮半島的百濟攜《論語》10卷赴日。公元538年，百濟聖明王遣使向大和國獻佛像和經論，自此佛教也傳入日本。
南朝時，大和國倭五王多次向南朝皇帝朝貢，上表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朝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請求帝「除正」，也就是要求南朝皇帝承認倭國有權統轄朝鮮半島，但由於百濟也向南朝朝貢，一直保持友好關係，宋、齊、梁諸帝只同意倭王都督5國諸軍事，而不包括百濟，倭五王求得南朝的冊封，增強了其在日本列島的威望，徵服了上百個小國，成為海上強國。
但進入6世紀後，由於大姓貴族勢力擴展，倭國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562年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據點任那被新羅所滅，導致了長期執掌朝政的大姓大伴氏失勢。公元592年，新興的大姓貴族蘇我馬子（這名字有點喜人）暗殺了崇峻天皇，立馬子的外甥女御食炊屋姬繼位，是為推古女皇，女皇立廄戶皇子為太子，即聖德太子，與蘇我馬子共同掌政，推行改革。此時隋已統一南北，但隋對東鄰日本發生的事一無所知。
二、隋帝對日本的了解
開皇二十年(600)，倭國遣使向隋朝貢，隋文帝才知道東方大海中有個倭人國，於是令有關官司尋訪倭國風俗，但從《隋書·倭國傳》所記看來，隋所獲倭國情報相當皮毛。文帝聽說倭王以天為兄，以太陽為弟，倭王天未明時出朝聽政，日出才停止處理政務，據說是要把政務委交太陽弟弟去處理，文帝覺得「太無義理」，竟高高在上以天子對臣民的口氣訓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風，這顯得相當荒唐。
其實此時的日本已發展成為一個相當文明的國家，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恆通使往來」。執政的聖德太子年輕有為，和隋煬帝一樣很有文化素養，他曾分別向高句麗僧惠慈和五經博士覺智學習佛經和儒家經典，積極輸入大陸先進文化，倡導政治改革、推古天皇十一年，即隋仁壽三年(603)，聖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階》，即按德、仁、禮、信、義、智表示官位的高低，並分別配以紫、青、赤、黃、白、黑六種冠色，每種又分大小，共12階。
官階依據功績和才能，不看門第，這有助於加強王權，推進了貴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為中心的官僚制的形成。第二年聖德太子義頒布了《十七條憲法》，它廣泛地綜合了中國的儒、法、道及佛家思想，強調以禮治國，以君為天，以臣為地。其中14條涉及到各級官吏的行為準則，歸納起來就是治心、治身、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顯然是直接受到西魏北周宰相蘇綽「六條詔書」的影響。《十七條憲法》是改革的綱領，為以後的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此時的日本佛教已廣泛流行，各地都興建了高大的寺廟，著名的法隆寺建築樣式深受隋朝影響，據考古發掘報告，日本最近在奈良縣發現了飛鳥時代的百濟大寺正殿遺址，其規模東西長36.2米，南北寬27米，為歷來所稱道的法隆寺的兩倍，從出土瓦片年代判斷，應是日本最早的皇家寺院，據日本文獻，百濟大寺是早期天皇創建的集飛鳥時代建築工藝技術最高成就的宏偉工程，有九重塔，這表明當時日本已具備很高的文明並已出現強大的皇權。
正是此時的隋大業三年(607)，遣隋使大禮小野妹子（應該不是真妹子）被派往中國。同來的還有通事(翻譯)鞍作福利，《隋書·倭國傳》記載了大業三年倭國「遣使朝貢」，並記其使者朝貢時所言：「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宋史·日本傳》也記聖德太子「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
三、日本遣隋使的傲慢
遣隋使向隋煬帝遞交的國書，卻一改先前以中國王朝臣屬自居，請求冊封的做法，倭王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這反映了雄心勃勃的倭國執政聖德太子要推行平等自主的外交政策。隋煬帝接到國書自然是「不悅」，定於一尊被四夷尊為「聖人可汗」而傲視一切的隋煬帝，決不會允許夷王與自己平起平坐。
但對以海相隔的絕域遠夷卻也無可奈何，只好對負責接待遠夷朝貢的鴻瀘卿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即讓下面的官署將不識禮義的蠻夷擋駕於外，當然，隋煬帝當時更不知道上國書要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倭王竟是一個女人，否則更要氣壞的。
《隋書·倭國傳》記「倭王姓阿每，寧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可能是推古女皇御食炊屋姬的訛讀。大業四年(608)三月辛日(十八日)，倭國與百濟、赤土等國使者一起向隋煬帝「貢方物」，受到煬帝的正式接見，煬帝將小野妹子和百濟、赤土使者擺在一起，接受朝貢，仍然是把倭國放在藩屬朝野外臣的位置，時小野妹子可能是因為名字容易受人嘲笑，故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蘇因高。
四、隋煬帝派使出訪日本，大受歡迎
令小野妹子驚喜萬分的是，這年四月隋煬帝派文林郎裴世清為使，一行13人，同倭國、百濟使者一道，取道百濟出使日本。朝鮮《三國史記》也記：「百濟三十世武王九年春二月，遣使入隋朝貢，隋文林郎裴世清奉使倭國，經我國南路」，又據《隋書》記載，裴世清與小野妹子啟程，經過百濟之後，「行至竹島，南望聃羅國，經都斯麻國，向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
秦王國可能是日本列島上接受漢文化很深的小國，或中國移民聚居地，裴世清疑以為是古書上所記「夷洲」，但不能斷定。後「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白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這反映了日本列島諸侯林立的狀況，隋使到達筑紫(今北九州)，日本朝野得知後異常歡欣。據《日本書紀》記載，大和朝廷得知隋使到來立即派吉士雄為特使前往迎接，聖德太子還命令在難波(今大阪)修築迎賓館供隋使下榻。裴世清一行在吉士雄導引下於六月十五日航抵難波，即內大和朝廷派出的35艘銀裝「餝船」迎入賓館，受到殷勤款待，小野妹子則先行晉京飛鳥(奈良)秉報。
據說，小野妹子奏稱隋煬帝回致推古天皇的國書途經百濟時被掠，這就是所謂「國書遺失」事件。日本學界有人認為倭王的國書自稱「日出處天子」令隋煬帝「不悅」，煬帝的回書可能措辭嚴厲地加以訓斥，故小野妹子不敢呈交，偽稱被百濟掠去。另一種意見認為隋使裴世清本人帶去了致倭王的國書，煬帝沒有必要另修國書，封交小野妹子帶回。當時隋、倭國力相差懸殊，日方大可不必也沒有力量與隋煬帝分庭抗禮，其意不過是想藉助平等外交，提高日本皇室的權威，削弱國內大姓和地方「國造」的勢力。然而，隋使裴世清一行在難波一住就是50來天.於8月3日才被迎至飛鳥。
從史書所記實際情況來看，大和朝廷不僅對隋使裴世清的接待十分隆重，而且態度誠懇、謙恭。隋使進抵京城飛鳥，先是受到推古女皇派去的小德阿輩臺為首的官員數百人的隆重歡迎，設儀仗，鳴鼓角。後10天又受到大禮哥多毗為首的200餘騎的郊迎。
八月十二日入朝，聖德太子和諸王大臣頭戴金髻花，身穿綿繡綾羅出宮迎接，裴世清呈上隋煬帝致倭國國王的國書：「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氐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為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並送物如別」。隋煬帝仍以凌人之氣把倭國看成為修職貢的屬國，以天子口氣嘉獎倭王。
國書稱日本天皇為「倭皇」，甚為可疑，估計是後來日本使臣篡改，將王改為皇就像國書被劫事件一樣，《日本書紀》出於拾高天皇的需要，也存有大量不實之辭。
沒有史料記載裴世清見到的是女王還是太子，隋一直不清楚君臨倭國的是一位女主，但《隋書·倭國傳》記倭王會見隋使時「大悅」，態度十分謙恭誠懇，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在這裡倭王根本沒有擺出「日出處天子」的架子要與隋煬帝分庭抗禮，而是自稱夷人，稱大隋是禮義之邦，而自己是不聞禮義的蠻荒之地，要虛心向文明大國隋朝學習，甘為藩臣。
裴世清當仁不讓，代表隋煬帝撫慰倭王說：「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上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云云。禮畢，隋使被引至賓館休息。當然，這段記載是隋朝的一面之詞，裴世清回命時是否貶低對方抬高自己，也未可確知。
撇開禮儀不談，隋、倭互使總的來講是友好的。約1個月後裴世清向倭王辭行歸國，聖德太子於是設宴為隋使踐行。九月十一日啟程時，倭國又任命小野妹子為遣隋使，吉士雄為副使，鞍作福利為通使，另有4名留學生，4名學問僧，作為第二次遣隋使團陪同裴世清回國。據《日本書紀》，這次大禮小野妹子轉呈的國書用漢語書寫：「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戀，此即如常，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這是日本首次以「天皇」名義向中國王朝致書。
應該說，隋朝時的中日文化交流取得了重大成果，隋煬帝對促進日中邦交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煬帝優容倭國遣隋使，對倭王的「無禮」採取了少有的克制寬容態度，並主動派出使團回訪日本，沒有計較兩次國書東、西皇帝對稱的問題。當然，隋煬帝並沒有承認倭國主的天皇地位，而是仍然視為朝貢藩國。隋煬帝畢竟是一個很有心計的政治家，他的權杖既無法伸向島國日本，也就只能忍氣吞聲適可而止。
而此時隋煬帝對外徵討的重點已經轉向了與隋接壤的高句麗，他知道倭國與高句麗素來不和，在拉攏濟、新羅的同時，也刻意拉攏倭國，或可引為外援，至少可以牽制高句麗，所以，隋煬帝派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可以看成是針對高句麗的一次重大外交舉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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