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推薦參評2020年中國新聞獎消息通訊類作品《新中國文學...

 

　　系列（連續、組合）報導文字稿1

　　代表作1：這個詩人的詩魂，正是新中國的詩魂

　　作者：朱向前

　　一

　　據多種資料表明，毛澤東第一次口頭和書面發表的都是同一首詩——《七律·長徵》。1935年10月初，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翻過六盤山來到甘肅通渭，在城東一所小學校裡召開副排長以上幹部會，毛澤東在會上講解了長徵的意義之後，興致頗高地朗誦了這首詩。而據斯諾在《復始之旅》（1958年版）一書中講，1936年10月他在陝西保安採訪毛澤東時，「他（毛澤東——引者注）為我親筆抄下了他作的關於紅軍長徵的一首詩。在他的譯員的幫助下，我當場用英文意譯了出來」。後來，斯諾把《七律·長徵》收進了1937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一書。該書的第一個中譯本於1938年2月由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並易名為《西行漫記》，其中《長徵》一章即以此詩結尾。從此，《七律·長徵》走向了社會，走向了世界。

　　毛澤東第二首正式公開發表的作品就是人們熟知的《沁園春·雪》。1945年11月14日由重慶《新民報晚刊》發表，編輯吳祖光還加了一段著名的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格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毛氏自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兩天後《大公報》轉載，隨之重慶各報刊密集推出和詞不下50首，評論不下20篇，詞壇巨擘和國共兩黨要員柳亞子、郭沫若、陳毅、鄧拓、張道藩、陳布雷等紛紛披掛上陣，上演了一出中國詩歌史上空前的文化大戰。

　　自20世紀40年代始，毛澤東的長徵詩（包括《七律·長徵》《憶秦娥·婁山關》《清平樂·六盤山》等）和《沁園春·雪》等就以油印、手抄等形式在根據地、解放區流傳，初步鋪墊出毛澤東的大詩人形象。只是由於隨後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新中國誕生以及抗美援朝戰爭接踵而至，毛澤東主要還是以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領袖形象聞名於世，在日理萬機閒暇中吟詠的那點「詩詞餘事」（郭沫若語）就基本上隱而不彰了。

　　二

　　真正把毛澤東作為一個大詩人形象推到歷史前臺的機緣是《詩刊》創刊。1956年6月中國作家協會決定創辦《詩刊》，並調作協書記處書記臧克家著手籌備工作並準備出任主編。籌備期間，編輯部同志大膽地突發奇想，要把社會上流傳甚廣的8首毛澤東詩詞收集整理並上書毛澤東，請作者親自訂正並授權《詩刊》創刊號正式發表！這一舉動在當時不啻異想天開，為實現這個夢想，他們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最智慧和詩性的表達，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親愛的毛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決定明年元月創辦《詩刊》，想來您喜歡聽到這個消息，因為您一向關心詩歌，因為您是我們最愛戴的領袖，同時也是我們最愛戴的詩人……我們請求您，幫我們辦好這個詩人們自己的刊物，給我們一些指示，給我們一些支持。」

　　注意，「詩眼」出來了——「詩人們自己的刊物」，說得多好啊！隨後，提出了具體請求：「我們希望在創刊號上，發表您的八首詩詞。」理由非常具有說服力——「因為它們沒有公開發表過，群眾相互抄誦，以致文句上頗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議我們：要讓這些詩流傳，莫如請求作者允許，發表一個定稿。」多麼地有理有節啊。但且慢，這還沒完呢——「其次，我們希望您能將外面還沒有流傳的舊作或新詩寄給我們。那對我國的詩壇，將是一件盛事，對我們詩人，將是極大的鼓舞。」

　　《詩刊》同仁接下來就是翹首期盼，一日三秋。因為1月份的創刊號就要發排了，可年底還沒有毛主席的回音。終於，新年元旦剛過，值班主編徐遲便接到了毛主席秘書田家英的電話，告知說，給主席的信收到了，並且同意發表他的詩詞，問何時發稿。元月12日，編輯部又接到電話，說中央有重要信件要負責人等候接收。不一會兒，中國文聯總收發室電告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劉欽賢跑去取回，徐遲開封，露出了毛主席的一封親筆信和18首詩詞，除了修訂了那8首，又加上了不同時期的10首，讓大家喜出望外。更讓大家如獲至寶的是毛主席的親筆信。信曰：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恵書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

　　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認為可以刊載，又可以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同志的敬禮！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三

　　元月14日，毛澤東又邀約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頤年堂談詩，他明確表達了對新詩現狀的不滿意以及希望，認為新詩太散漫，記不住；應該精練、整齊，押大體相同的韻；出路在於民歌、古典詩詞基礎上的結合，言談中明確表露了對古典詩詞的偏好……涉獵甚廣，思考匪淺，以至於臧、袁二位大詩人頗為訝異甚至難以應對。但當臧克家反映《詩刊》創刊號因紙張緊張只能印一萬份的困難時，毛澤東爽快地當場答應加印到五萬份。

　　《詩刊》創刊號集中推出的18首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如夢令·元旦》《清平樂·會昌》《菩薩蠻·大柏地》《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長徵》《清平樂·六盤山》《念奴嬌·崑崙》《沁園春·雪》《七律·贈柳亞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遊泳》，立刻以詩史合一的史詩品格、天風海浪般的磅礴氣勢、光昌流麗的華美文辭以及瑰麗奇譎的浪漫想像，徵服了無數讀者。創刊號一經面世便形成了群眾排隊爭購、一本難求的火爆場面。加之隨後郭沫若、張光年、臧克家等人的賞析解讀文章的助力，毛澤東詩詞第一次掀起了全國性的熱潮。

　　四

　　客觀地說，這是《詩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國詩歌界、文學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毛澤東創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親自審定並公開發表自己的詩詞。而且這時候，毛澤東的領袖聲望正如日中天，享譽世界。當此之際，隆重推出這一批詩詞意味著什麼，將要產生何種影響，毛澤東應該心中有數。它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導向，變成一種風尚。但恰恰又是這一點似乎與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建設方向不甚合拍。正是顧念於此，毛澤東才專門給臧克家等人寫信，特別指出「青年不宜」，預先潑了潑冷水。但這隻說出了一半意思，更深層的另一半意思，此後不久，他親口對時仼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說出來了，他說：「那（給臧的信——引者注）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改造，要發展，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參見梅白《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載《春秋》1988年第4期）

　　我認為這一段話才是毛澤東真實而堅定的詩歌理念，表明了他對中國古典詩詞乃至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自信，也包括了他對自己創作水平的清醒定位。

　　後來在一次大會講話中，毛澤東又特地從民歌問題講到中國詩歌發展的出路問題，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

　　「第一條是民歌」，強調的是源頭活水，是大眾化，是普及。這和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人民文藝觀」是一脈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學的民族形式」問題，要求「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第二條是古典」，強調的是歷史遺產，是普及基礎上的提高，要分出一個文野、高低、粗細來。

　　五

　　思考成熟、清晰並明確表達之後，毛澤東對發表、宣傳自己作品的態度也由被動地應對一改而為積極主動地配合與支持。1958年7月1日，毛澤東為了抓緊發表新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專門致信胡喬木——「喬木同志：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後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然後，又親自寫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後記》供發表。過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的書眉上逐首寫下「作者自注」，並於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時寫下一段「批註說明」——「我的幾首歪詞，發表以後，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廣州，見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頭甚寬，因而寫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謝注家，兼謝讀者。」於此可見毛澤東對自己作品問世後的關注度，還頗有興致與評家、注家和廣大讀者互動。

　　此後，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學》編輯部關於請求發表《詞六首》（《清平樂·蔣桂戰爭》《採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的來信後，毛澤東的處理方式就比《詩刊》來信爽快多了，有更灑脫的一面，也有更嚴謹的一面。「更灑脫」指的是直接為《人民文學》五月號發表《詞六首》寫了一個《引言》：「這六首詞，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通忘記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捜集起來寄給了我，要求發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數語，以少勝多，本來「通忘記了」，既然失而復得，那就發表吧，何其瀟灑！

　　「更嚴謹」指的是，當毛澤東5月9日看了郭沫若應邀為五月號《人民文學》寫的《喜讀毛主席詞六首》一文清樣後，竟然將其中關於《憶秦娥·婁山關》寫作背景的一大段話全部刪去，然後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寫下了《憶秦娥·婁山關》寫作背景的近千文字！為他人捉刀給自己解詞，真乃古今罕見也！這說明此時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重視與自信已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詩詞》（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雖然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經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國家大刊上發表過，但毛澤東還是如臨如履，在出版前專門授意召開了一個超高規格座談會徵求意見。毛主席為此用鉛筆寫了兩張便條，一張寫道：「我寫的這些東西請大家議一議」；一張寫著擬請出席座談會的人員名單，計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揚、田家英、何其芳、馮至、田間、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領導以及著名詩人20餘人。而且，在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翻譯出版英譯本之後，1964年1月，毛澤東又應英譯者的請求，就詩詞中的有關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經整理成文，共計32條，2000餘字。在我看來，此時的毛澤東，已不僅僅把詩詞看成他個人的立言，而是給中國革命立言，給中國共產黨立言，給中國人民立言！

　　六

　　事實證明，毛澤東詩詞徵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以致他的敵人也為之折腰。其風靡程度一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詩人詩作。如果說當年這種風靡確有很多非詩因素的話，那麼，進入新世紀以來直到今天，毛澤東離開我們43年了，可他的詩詞還依然頻頻出現在舞臺、螢屏、教科書和文學、音樂、書畫作品乃至酒店、客廳、會議室、農家樂、賓館大堂和上至領袖人物下至普通群眾的億萬人們的口碑中。經過少則半個多世紀多則近百年的時光淘洗，毛澤東詩詞中的上乘之作（我個人認為約25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如《沁園春·長沙》面世已94年、《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徵》已84年、《沁園春·雪》已83年等），作為晶瑩璀璨的浪花匯入了瑰麗壯闊的中華文化長河之中。

　　著名詩人賀敬之在1996年8月16日北京首屆毛澤東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致開幕詞的一段話講得好：「毛澤東詩詞之所以被中國人民視為精神上的珍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這些詩詞中，看到了近現代中國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強的艱苦奮鬥中錘鍊出來的偉大的民族精神。」「一個外國朋友曾經說過：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這句話為人們所樂於稱引，這是因為這個詩人的詩魂，正是新中國的詩魂。」

　　誠哉斯言。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同時，也贏得了一個詩的中國！

　　（作者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

　　系列（連續、組合）報導文字稿2

　　代表作2：青春的記憶何以永不褪色

　　作者：金浪

　　「我充滿經驗、記憶，尤其是愛與讚美的激情」

　　《青春萬歲》是王蒙的小說處女作。然而，這部記錄了新中國青春歲月的小說，並沒能夠及時出版，而是經歷了兩度排版又兩度擱淺、遭凍結長達26年的命運，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青春萬歲》動筆於1953年，王蒙時年19歲，卻已是北京東四區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區委副書記。1948年，年僅14歲、剛剛進入高中不久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少年布爾什維克」。新中國成立前夕，從學校黨團員中選拔後備幹部時，王蒙又毅然選擇了退學參加工作，被調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1949年8月，王蒙參加中央團校第二期學習班，畢業後被分配到青年團北京第三區團工委，先後擔任中學部和組織部負責人，後來第三區擴大為東四區，王蒙任區團委副書記。

　　革命的凱歌行進，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舊中國的滅亡，給予王蒙那一代青年人的印象是難忘的，他認定，這樣的歷史巨變背景下的青春是空前亮麗的，也是不再的，他應該用文學的手段把這些珍貴的日子編織起來，鐫刻下來。於是他將自己的青春熱情投向了文學。

　　從來沒有過創作經驗的王蒙第一次提起筆來寫長篇小說的時候，他的少年布爾什維克經歷充盈腦海：「更要緊的是我有獨一無二的少年的革命生活，我有對於少年/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少有的敏感與嚮往，我充滿經驗、記憶，尤其是愛與讚美的激情。在我這個年齡的人當中，沒有人會像我看得這樣高這樣相對成熟。在站得高有經驗相對成熟的人當中，沒有我這樣的年輕人、同齡人。」

　　在以描寫農民、戰士、工人為主流的新中國初期文壇上，王蒙可以說從一開始便找準了自己的方向，寫自己最熟悉的中學生題材：「我一定可以寫一部獨一無二的書，寫從舊社會進入了新社會，從少年時代進入了青年時代，從以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為主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寫從黑暗到光明，從束縛到自由，從卑微到尊嚴，從童真到青春，寫眼睛怎樣睜開，寫一個偌大的世界怎樣打開了門戶展現在中國青年的面前，寫從歡呼到行動，歌唱新中國，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遠的萬歲青春。」

　　這便是寫作《青春萬歲》的緣起。

　　從1953年動筆到1979年出版，間隔了整整26年

　　歷時一年，王蒙完成了《青春萬歲》的初稿，但當時的他恐怕無法預見到，等待著這部小說的是那麼多波折與坎坷。

　　初稿完成後，王蒙將其送給了父親的同鄉兼同學、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的潘之汀，潘之汀讀後大為讚賞，介紹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負責人吳小武（即作家蕭也牧），而中青社則邀請了中國作家協會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蕭殷審稿。在經歷了差不多一年漫長而焦灼的等待後，王蒙見到了吳小武與蕭殷兩位師長。蕭殷肯定了小說的藝術感覺，但也指出小說的問題在於缺乏主線，希望王蒙能進行修改。

　　1956年初，在蕭殷的幫助下，中國作家協會出具公函為王蒙請了半年「創作假」，以便讓他有時間集中精力修改書稿。1956年4月，王蒙開始動筆修改，9月定稿。在這次修改中，王蒙為小說加上了著名的序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詩人邵燕祥則為之補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一句。

　　就在《青春萬歲》定稿之際，《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作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成為了改變王蒙命運的重大事件。小說發表後，王蒙一夜成名。作協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把王蒙的《青春萬歲》與張曉的《工地上的星光》並列為文學新人的成績作了預告，而正在籌備復刊的《文匯報》也急忙派人找到王蒙，約請選載《青春萬歲》。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報》以「金色的日子」為題，選登了小說最後一章；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匯報·筆會》副刊連載了小說近三分之一的內容。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緊接著的「反右」運動中，王蒙被劃為右派，已經列印出清樣的《青春萬歲》也受到牽連，無法出版。

　　1961年，政策上的鬆動使得《青春萬歲》又有了出版的希望。這次中國青年出版社找到《文藝報》負責人、著名評論家馮牧擔任評審人。馮牧認為小說沒有問題，只是「蘇聯」出現的次數太多，於是王蒙將小說中的蘇聯書籍與歌曲統統改為了「本土特產」，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改為《把一切獻給黨》，蘇聯歌曲改為陝北民歌，準備再次出版。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在北戴河召開，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政治風向再度收緊。由於被認為存在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的「缺陷」，《青春萬歲》的出版又陷入「難產」。1963年，王蒙選擇遠走新疆，《青春萬歲》也就此凍結。在此期間，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文藝報》編輯部主任黃秋耘等都十分關心這部作品的出版，但都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的關照下，《青春萬歲》的出版才重新提上日程。不過，在「抓綱治國」的氛圍下，王蒙根據韋君宜的意見再次對《青春萬歲》進行了修改：一是刪減了小說中可能會被認為「感情不健康」的內容，比如楊薔雲的戀愛心理描寫；二是弱化了結尾部分毛主席的出場。《光明日報》及時跟進小說的出版狀況，發表了王蒙為小說出版補寫的後記。終於，1979年5月，《青春萬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萬冊。

　　《青春萬歲》從1953年動筆到1979年出版，間隔了整整26年。

　　雖然被延宕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出版，但《青春萬歲》最後戰勝了時間，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從未中斷，前後已經發行了上百萬冊，至今仍擺放在書店的青春文學欄目中，成為名副其實的「長銷書」。

　　「我羨慕當年那種火一樣熱烈的生活」

　　在當年「傷痕文學」風靡一時的氛圍下，《青春萬歲》的出版雖然未能吸引評論界的目光，但受到了普通讀者的熱烈歡迎。

　　1982年，在《語文報》組織的10萬名中學生投票評選「我最愛讀的十本書」活動中，《青春萬歲》名列第二。喜歡《青春萬歲》的不僅是中學生，也包括他們的父母——從上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一位中年讀者在來信中寫道：「《青春萬歲》喚醒了我珍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回想使我的心情難以平靜，使我留戀，也使我嚮往。人為了前進，總免不了要回憶過去。你的書在我心中引起的回憶，不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奮發和自豪。我相信，這隻經過風雨的吹打而倍加鮮豔的花朵，會使我們這一代人壯志滿懷、青春煥發；也會幫助我們的孩子們懂得怎樣度過他們青春的年華。」

　　就在《青春萬歲》籌備出版的同時，將小說改編為電影的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啟動了。事實上，早在1956年《青春萬歲》部分章節在《文匯報》上選載時，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劉果生便與王蒙聯繫了電影改編事宜，與此同時，作家張弦也讀到小說而萌發了改編為電影劇本的念頭，並與王蒙達成了改編約定。但由於小說出版的中輟，這些約定並未實現。「文革」剛結束，劉果生再次就改編事宜聯繫王蒙，而張弦的改編也隨即啟動。1981年，由《青春萬歲》改編的電影劇本《初春》，發表在當年第5期的《電影新作》上。

　　劇本發表後，《電影新作》雜誌社收到了上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羨慕20世紀50年代中學生的生活，並期待著電影的上映。在改編期間，雜誌社還曾將劇本拿到上海兩所中學聽取意見，獲得了師生們的熱烈響應。從1978年到1982年，劇本五易其稿，終於獲得了上影廠的通過，但在進入拍攝環節時卻遭遇了阻力。有人質疑在新時期拍攝50年代的中學生生活缺乏現實意義，甚至批評其中存在「左」的傾向，加之劇本的故事性不強，也被認為存在較大的拍攝難度，這些因素都使得拍攝擱淺。

　　就在劇本面臨著被退稿的危險時，黃蜀芹的介入使事情出現了轉機。1979年《青春萬歲》剛出版時，黃蜀芹便在謝晉的推薦下讀到了小說。成長於50年代的經歷，使得黃蜀芹不僅對小說產生了強烈共鳴，還主動肩負起了拍攝責任：「對那健康的親密的、洋溢著青春活力的女中校園生活做一個樸素的歷史回顧就構成了我最初的拍攝動機。我們這個攝製組的主要創作人員——攝影、美術、錄音、副導演都是同齡人，對那個時代懷著共同的感情。我們定下了一個拍攝原則，不要技巧，只呈現真摯的感情，並要樸實、真誠地去表現它。」

　　既是對歷史的回顧，又是對青春的讚美，使得電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說的底蘊。1983年，電影《青春萬歲》上映，大獲成功。有年輕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後禁不住感慨道：「我是80年代的中學生，對於50年代缺乏了解。看了影片《青春萬歲》以後，我感到非常振奮：那種大家庭般的集體溫暖，同學間的親密友誼和優美的學習環境，是多麼令人嚮往！我羨慕當年那種火一樣熱烈的生活。」

　　1984年，《青春萬歲》榮獲蘇聯塔什幹亞非拉電影節紀念獎，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走出了國門並受到國際社會矚目的電影之一。

　　「我們的生活不僅有嚴峻的戰鬥，而且也有了從來沒有過的規模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

　　雖然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然而作為對新中國青春歲月的記錄，《青春萬歲》與1953年前後這個特殊時段綁定在了一起。

　　新中國成立後並沒有立刻迎來和平時代，緊接著的抗美援朝、鎮反肅反、土改以及三反五反運動，使得戰爭與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構成新中國初期的主要任務。1953年下半年，隨著抗美援朝進入談判階段，三反五反運動趨於平穩以及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制訂，新中國的政治目標也從以戰爭與肅反為中心調整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作為對這一政策變化的響應，團中央也開始號召學生回到課堂，把學好文化課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來抓。

　　王蒙說：「眼看著我所熟悉的那批從地下時期就參加了人民革命運動的『少年布爾什維克』也都轉向了和平建設時期的文化科學與各門業務的攻關學習，我預感到了一個舊的歷史時期的結束與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我懷戀革命運動中的慷慨激越、神聖莊嚴，我歡呼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絢麗多彩、蓬勃興旺，我注視著歷史的轉變當中生活與人們的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與大千信息，我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舊社會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歡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與隨後的經濟建設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無比幸福與充實，我以為這一切是不會原封不動地重現的了，我想把這樣的生活和人記錄下來。」

　　記錄歷史的自覺意識不僅使得《青春萬歲》的寫作具有高度的歷史同步性，甚至還將社會現實直接寫入了小說。《青春萬歲》開篇便描繪了中學生在1953年的變化：「這一年五一節，北京的女學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還有呢，『少年布爾什維克』們也開始對自己的學生時代做長遠的打算了；他們在高唱『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的同時，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麼幸福，生活是多麼美好……讓藍色的星兒照耀著我……』他們感覺到了：我們的生活不僅有嚴峻的戰鬥，而且也有了從來沒有過的規模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

　　世界上有許多寫中學生的小說，大致歸屬於兒童文學，但王蒙此作的分量大不相同。小說評審人蕭殷在書評中稱讚道：「作者就是通過對生活真實的描寫，通過個性化的人物的刻畫，生動地反映了民主改革到和平建設這一階段的社會特點；真實地表現了中學生在這一時期中曲折迂迴的成長過程；也細緻地解釋了各個階層出身的中學生這時期中各種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所有這些，都寫得那麼真實和那麼動人，因而作品所顯示的思想力量，——即那種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所鼓舞起來的、英勇前進的熱情和豪邁的精神，——是有力的，能激動人心的。」

　　「『青春萬歲』不僅指一代人的青年時期，而且指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青春萬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似無法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相提並論。後者成為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改變了王蒙的人生軌跡，連累了《青春萬歲》的出版；甚至那些試圖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辯護的聲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青春萬歲》的影響。例如蕭殷曾試圖對兩部小說加以區分：「在寫作《青春萬歲》時，作者無疑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觀察生活和理解生活；是有鮮明的『為保衛什麼而去反對什麼』的觀點作為出發點去說明生活和判斷生活的；可惜作者沒有明確地接受這條重要的經驗，因而當他寫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個短篇給予讀者的，卻不像《青春萬歲》那樣充滿著飽滿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可惋惜的。」

　　但事實上，《青春萬歲》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誕生於共同的思想土壤。1956年4月，正是在利用「創作假」修改《青春萬歲》期間，王蒙抽空寫出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最最享受的狀態中，我有餘力再寫點別的。我一直是這樣，同時做兩件事情，互相調劑互相補充互相變化，避免單打一，避免重複與疲勞，互相促進又互為修整。於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歲半的時候，寫下了改變了我一生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事實上，二者的緊密關係不僅體現在寫作時間的一致性上，更在於二者都誕生於同樣的以青春為底蘊的寫作思路。在談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王蒙強調稱：「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

　　可以說，青春是王蒙這兩部小說的共同血脈。《青春萬歲》誕生於王蒙對青春的讚美與留戀：「我還要寫年輕人辨不清寫不出，年紀大的人已經過景的少年意氣，少年多感，少年幻夢，少年豪情，少年的追求與發見，人生的第一次政治抉擇，第一次藝術感受，第一次愛情覺醒，第一次義憤填膺，第一次憂愁與煩惱，第一次精神的風暴……」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則立足於以青春來對抗老化僵化的思路。小說中的林震與劉世吾，一個青春稚嫩、充滿朝氣，一個老成圓滑、熱情衰退，它延續的是對青春的禮讚。在彼時的王蒙眼中，「小說」與「青春」甚至成為了同義詞：「什麼都克服不了的小說卻在『克服』著衰頹，克服著無動於衷與得過且過，克服著遺忘與淡漠，克服著乏味與創造力的缺失，一句話，小說想留住青春。」

　　青春是超越時代的，每一代人都無限緬懷自己的青春，這使得小說可以打動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但「青春萬歲」的意義遠不止於此。1983年9月，王蒙在觀看了電影《青春萬歲》後回顧道：「摧枯拉朽的人民革命運動，初升的太陽一樣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怎樣地改變著我們這個古老的中國，改變著舊社會的腐朽的社會制度，治癒著舊社會的那些諸如『一盤散沙』『東亞病夫』『因循守舊』的不治之症，煥發出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的無限青春！在這個意義上，『青春萬歲』，不僅指一代人的青年時期，而且指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凱歌行進的革命事業，我們的幹部和人民將永葆的精神的青春！」這裡，回顧青春也意味著重溫新中國創立的偉大時刻，繼而通過這種重溫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前進。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系列（連續、組合）報導文字稿3

　　代表作3《平凡的世界充滿魅力，平凡的人生深具意義》，《光明日報》2019年10月11日14—15版

　　平凡的世界充滿魅力，平凡的人生深具意義

　　作者：楊輝

　　「我決定要寫一部規模很大的書」

　　1982年5月，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刊發於《收穫》第3期。這部小說從萌生寫作慾念到最終完成歷時近三年，深入描繪社會轉型期青年人的命運選擇。《人生》甫一刊出，即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場圍繞「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曠日持久的討論就此展開。這一討論差不多可以視為發端於1980年且攪動一代人精神的「潘曉討論」的延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理想與現實竟有著這樣驚人的距離，人生的旅程竟是這樣的艱辛」等話題被頻繁提及，激發年輕人在「祖國命運和人類前途」的意義上思考人生選擇。兩年後，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人生》上映，使得作品的影響持續發酵，也深刻地改變了作家路遙的命運：

　　小說《人生》發表之後，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後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許多劇團電視臺電影製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裡驚醒。一年後，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成了「名人」，親戚朋友們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

　　路遙並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他也因自己長期牛馬般的勞動換來了「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但對具有極強的自我反思能力且有更大抱負的路遙而言，絕不可能長久沉溺於這種「廣場式」的生活，重新投入沉重的勞動，或許更能讓他感到生活的充實。更何況，這個時候，已經有人認為《人生》是路遙寫作「無法逾越的高度」。路遙顯然不認可這一論斷，而回應這種論斷的最好的方式，便是創作出真正具有個人寫作突破性的重要作品。

　　創作一部規模很大的書的慾念就此萌發。這一部尚處於想像中的作品，即便不是他「此生最滿意的作品，也起碼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作品」。這便是後來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為這部想像中的作品，路遙開始了艱苦且漫長的寫作準備。這種準備包括「藝術」和「生活」兩個方面。就前者而言，路遙集中閱讀了近百部國內外的重要長篇小說。國內以《紅樓夢》和《創業史》為重點。這也是路遙第3次閱讀《紅樓夢》，第7次閱讀《創業史》。此外，他還廣泛涉獵了各類「雜書」，包括政治、哲學、經濟、歷史、宗教，以及農業、商業、工業、科技等專門著作。而為了解作品所涉的1975至1985年這十年間的各類重要事件，他集中閱讀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陝西日報》《參考消息》等報刊的全部合訂本。這個工作完成之後，路遙再度「深入生活」——已然熟悉的生活「重新到位」，不熟悉的儘快熟悉。路遙提著裝滿書籍資料的大箱子奔波在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了解上至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況，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內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巨細靡遺的生活細部，在這個過程中，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輪廓逐漸清晰。

　　此後，路遙開始了長達3年輾轉於銅川陳家山煤礦、從陝西作協臨時借來的小房間、新落成的榆林賓館、甘泉縣招待所等地的艱苦而漫長的寫作。對於視創作為一種勞動，堅信唯有持續不斷的勞動才能為人類創造出新的精神成果的路遙而言，永遠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乃是義無反顧的選擇。正是在充實的勞動中，個人的生命得以圓滿。一切如歌德所言，對於一個從不斷的追求中體驗到歡樂的人，創造本身就是一種幸福。這是有追求的作家的責任、使命和價值所在。

　　在準備和正式寫作《平凡的世界》的6年間，路遙幾乎犧牲了全部的個人生活，他與整個文壇徹底隔絕，無法與父母妻女共享天倫之樂，甚至不能在養父病危和離世之時略盡孝道……長時間的離群索居心繫一處，就是為了傾生命之全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生活的極度艱苦、生命的過度損耗，甚至是死亡的威脅也不能阻擋他奮進的步伐。在內心極度孤獨分外渴望家人和朋友的溫暖時，等待和陪伴他的，只有一隻老鼠。

　　1988年5月25日，《平凡的世界》終於完成，路遙為此書的寫作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的英年早逝顯然與此密切相關。

　　「鑑於文學界的狀況，你只能用作品來『反潮流』」

　　多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無疑是路遙此前生命經驗和藝術經驗的融通和匯聚，包含著他越過「新時期」的潮流化觀念，從延安文藝的基本傳統來理解20世紀80年代時代和生活的「深沉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表現為對延安文藝至20世紀80年代文學潮流的內在連續性的貫通理解。路遙的文學觀和世界觀，紮根於個人的生活和生命經驗，早在20世紀70年代文學觀初步形成時期，即與「人民文藝」及其根本的價值關切密不可分。此後雖有不同程度的調整，但在總體性意義上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以人民倫理為基礎塑造時代新人，堅守現實主義傳統這一核心卻一以貫之。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求「新」與「變」成為文學觀念的潮流。「現實主義過時論」一度甚囂塵上。因此，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寫作完成至路遙逝世後多年，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始終面臨著更大的困境。這便是關於《平凡的世界》的評價問題。

　　從萌發《平凡的世界》的寫作慾念到該書第一部寫作完成的近4年間，路遙無暇顧及文壇風潮的變化。然而要考慮作品發表、出版的刊物、出版社時，路遙幾乎是猝不及防地面臨著來自「日新月異」的文學潮流的巨大打擊。

　　先是《當代》年輕編輯周昌義的婉拒，再是作家出版社的退稿。二者幾乎有著同樣的邏輯，也從側面表明路遙的文學觀念在1986年的時代語境中，「被迫」有著「反潮流」的獨特意味。

　　時隔20餘年後，已有悔意的周昌義以「記得當年毀路遙」為題，回顧彼時他最初閱讀該書第一部時的感受：「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囉唆，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實在很難往下看。」造成這種閱讀感受的原因，是當時的文學潮流：

　　那是1986年春天，傷痕文學過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正流行現代主義。這麼說吧，當時的中國人，飢餓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綠的。讀小說，都是如饑似渴，不僅要讀情感，還要讀新思想、新觀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謂的意識流的中篇，連標點符號都懶得打，存心不給人喘氣的時間。可我們那時候讀著就很來勁……

　　周昌義的如上反思與作家出版社編輯認為該作「不適應時代潮流」，屬「老一套的『戀土』派」的觀點如出一轍。他們的意見，均指向《平凡的世界》的觀念和寫作手法，其核心是對文學的價值和意義的不同理解。

　　在20世紀80年代初寫作的轉型階段，《當代》曾給路遙極大的支持和鼓勵。若無時任《當代》主編的秦兆陽對其首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的欣賞，並在此後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其文學觀念和寫作手法，其時尚處於寫作觀念轉型期的路遙或許不能堅定走現實主義道路的決心。而此番以現實主義文學重鎮著稱的《當代》的退稿，無疑對路遙打擊甚大。令路遙始料不及的是，第一部在《花城》發表之後，是年冬在由《花城》和《小說評論》共同主辦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研討會上，路遙及該作遭遇了更為猛烈的「批評」。

　　此次會議邀請了朱寨、廖俊傑、何西來、雷達、蔡葵、曾鎮南、白燁、王富仁等當時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陣容可謂強大。會議紀要後來以「一部具有內在魅力的現實主義力作」為題刊發於《小說評論》1987年第2期，雖在結尾處述及部分與會專家對該書的若干意見，該紀要仍以充分的、高度的肯定為核心：

　　座談會上，評論家們給予小說以這樣的總體評價，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內在魅力和激情的現實主義力作。它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國廣闊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描寫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和命運，是一幅當代農村生活全景性的圖畫。

　　然而，在路遙好友白描的筆下，此次研討會呈現的是另一番樣貌：「研討會上，絕大多數評論人士都對作品表示了失望，認為這是一部失敗的長篇小說。」

　　面對這樣的評價，路遙表面淡定，但內心想必悲憤交織。回到西安後，他特地前往位於長安縣的柳青墓，「他在墓前轉了很長時間，猛地跪倒在墓碑前，放聲大哭」……

　　北京研討會後不久，《小說評論》《花城》等雜誌相繼刊發曾鎮南的《現實主義的新創穫——論〈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丹晨的《孫少平和孫少安》、李健民的《從現實和歷史的交融中展現人物的心態和命運》、李星的《無法迴避的選擇——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等多篇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肯定該作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尤其是曾鎮南一反其時唯「新」是舉的批評潮流，高度肯定《平凡的世界》「守『舊』持『常』」甚至「『土』得掉渣」的特徵，認為該作已經顯露出作者「概括廣闊而複雜的時代現象的不平凡的藝術魅力」，「不僅是一軸氣勢磅礴、意境深遠的社會歷史畫卷」，還是「一部盪氣迴腸、內涵豐富的人生命運交響樂」。他還充分肯定了該作所採用的「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曾鎮南的評論，已經涉及《平凡的世界》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等多個方面。此後評論界對該作的分析，路徑和側重雖有不同，但核心不出曾鎮南文章所論的基本範圍。無奈這些聲音一時間並不能轉變文學潮流巨大的裹挾力量。《花城》在刊發該作第一部後再無後續，第二部並未在文學期刊發表，第三部則在較之《花城》更為「偏遠」的《黃河》刊出。如上種種，均說明路遙和《平凡的世界》，面臨著巨大的評價危機。

　　對如上問題產生的原因，數年後路遙有這樣的解釋：除文學形勢的轉變以外，第一部故事尚未有充分的展開，遑論巨大高潮的出現。評論界的保留意見，在預料之中。近兩年之後，三部全部出齊，又過了四年，路遙逝世。在此期間，《光明日報》刊發蔡葵的《〈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藝術》，《文學評論》刊發李星的《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路遙論》，《文藝爭鳴》刊發白燁的《力度與深度——評路遙〈平凡的世界〉》。李繼凱撰寫的四萬餘字總論路遙創作的長文《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遙創作心理探析》也在路遙逝世前完成。另有多篇關於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寫作的重要文章肯定路遙和《平凡的世界》。儘管如此，《平凡的世界》仍然未能改變其被文學史「遮蔽」的命運。在多部重要的當代文學史著述中，《平凡的世界》始終是「在」又「不在」的——屢被提及，然而其作為20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經典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闡釋。雖未親見《平凡的世界》所遭受的文學史「冷遇」，路遙其時仍然意識到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認識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在致蔡葵的信中，他明確表示：其時批評界對現實主義作品的冷漠態度並不正常，因為「我們和缺乏現代主義一樣缺乏（真正的）現實主義」，而「鑑於我國文學界的狀況，你只能用作品來『反潮流』」。數年後，路遙再度申明其堅守現實主義傳統的根本原因：「在現有的歷史範疇和以後相當長的時代裡，現實主義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因為「現實主義在文學中的表現，絕不僅僅是一個創作方法問題，而主要應該是一種精神」，更何況，「考察一種文學現象是否『過時』，目光應該投向讀者大眾。一般情況下，讀者仍然接受和歡迎的東西，就說明它有理由繼續存在。」此前一年，《平凡的世界》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並位居榜首。此後近30年間，該作被譽為「茅盾文學獎皇冠上的明珠」，一直位居各大閱讀調查榜前列。如上種種，充分證明了路遙的遠見，「現實主義照樣有廣闊的革新前景」，也再度表明基於人民倫理的具有現實關切的作品有著持久的生命力和價值。

　　「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裡的事情，坐在電視機前……看《平凡的世界》」

　　真正改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表之後冷遇的，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製作的同名廣播劇。說來竟是偶然，1987年春，路遙前往北京辦理出國訪問相關事宜，為方便與當時正在魯迅文學院學習的同鄉好友海波見面，路遙住在魯迅文學院招待所。某一日外出辦事返回招待所時，在無軌電車上偶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長篇連續廣播」節目編輯葉詠梅。葉詠梅曾在陝北插隊，還曾在《陝西文藝》實習，早年即與路遙交往甚密。在擁擠的車廂裡，葉詠梅一眼就認出了路遙。她問他為何近年杳無音信，近期在寫什麼作品？路遙憨笑著回答她，寫一部《平凡的世界》。葉詠梅再問，你以為寫得怎樣？或許因北京研討會所致的心理陰影並未散去，路遙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書已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並送一本請葉詠梅自己判斷。曾將《人生》改編為廣播劇的葉詠梅從《平凡的世界》中，體會到路遙對普通勞動者的禮讚，並喚起了在陝北插隊的回憶。她決心將該作錄製成廣播節目，讓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再度回到普通勞動者中間。葉詠梅還專程前往陝西採訪路遙，深入了解《平凡的世界》創作過程中的種種情況。該劇由對廣播有個人獨到理解的青年演播者李野墨演播。李野墨大膽採用了一些極富創意的表現方式，為該劇增色不少。

　　1988年3月27日，廣播劇《平凡的世界》開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直至8月2日播送完畢，歷時4個月有餘。可以說，它改變了《平凡的世界》的命運。該劇播出之後所引發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幾近數年前電影《人生》放映之後的轟動效應。數以千計的聽眾來信，動情地談論他們的感受。有人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飽含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表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思想。聽眾們敬佩路遙「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對人類之愛的強烈追求」。

　　廣播劇的熱播帶動了小說的銷量，先前第一部印數僅三千冊，且幾乎無人問津，以致責任編輯壓力甚大，不承想廣播劇播出之後，該書數次加印仍供不應求。一年後，由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拍攝的14集同名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使得該書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平凡的世界》電視劇播出時，作家王安憶正拿著路遙給的一摞「路條」行走在陝北，幾乎每到一處，都能聽到人們在談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完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時」，「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裡的事情，坐在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雖因種種原因，該劇未能展現小說的全貌，但仍然不失為一部有藝術品格的作品。它的重要價值還在於，推動和擴大了小說的社會影響力。

　　2015年，56集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播出。此時距離小說全部寫作完成已近30年，距離路遙離世已有20餘年，該劇仍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引發了新一輪的觀劇熱潮。這說明，時隔多年，《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和他們的故事，仍然活在普通勞動者中間，並且還將一直活下去。

　　被《平凡的世界》照亮的人生

　　1992年11月17日，路遙永遠離開了這個他活過愛過也寫過的平凡的世界，結束了他短暫而輝煌的人生，但他不息的奮進精神和以生命為代價創造的勞動成果，仍然活在普通勞動者中間。他以巨大的熱情關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以友愛和同情溫暖那些尚處於奮鬥中的孤獨的個人。他使他們即便身處現實的冰冷之中，也能夠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愛。他勉勵他們：「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奮鬥，只有創造新的成果，才能補償人生的無數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謝也是壯麗的凋謝。」他告訴他們勞動和奮鬥著的生命是幸福的。他還以道德和生命的理想之光照徹生活暫時的暗夜。他愛他筆下的平凡的勞動者。這種愛也得到了普通勞動者積極而持久的回應。這些普通勞動者年齡各異、職業不同，他們或身處學校、工廠、臨時搭建的工棚內，或在任何一個城鄉交叉地帶，雖身處逆境卻為理想默默耕耘努力奮鬥。支撐他們的，始終是以艱苦奮鬥開啟美好人生的素樸的理想——這理想也與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精進力量內裡相通。

　　2019年9月，路遙因頌揚「拼搏奮進、敢為人先的時代精神」而被授予「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他的《平凡的世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強不息，積極投身改革開放的時代洪流」之中，在獻身集體事業的同時充分實現個人價值。這也是路遙文學觀念的要點所在：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繫在一起，個人的勞動才能變得有價值。為此，作家應該永遠站在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了解他們，理解他們，學習他們，反映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意志，同時也用自己的筆豐富和提升他們的精神世界。

　　由此，他和那些僅僅關注個人的情感體驗，拘泥於一己之悲歡的寫作拉開了距離；和疏離於正在行進中的日新月異的現實生活，一味凌空蹈虛不著邊際的寫作有了區分；他還和那些極力鋪陳世界的黑暗面的另一種概念化寫作大相逕庭……因為，對於一個嚴肅地從事藝術勞動的人來說，創作自由和社會責任感都是重要的；還因為，我們勞動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使人類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平凡的世界》因此成為普通勞動者的枕邊書，成為他們勵志的寶典，成為他們須臾不離的精神的寄託。他們的生命因《平凡的世界》的存在而變得不同。也因此，30餘年來讀者大眾的閱讀熱度始終不減。千千萬萬懷揣著改變命運的夢想的青年人，他們的人生因《平凡的世界》和路遙而被照亮：

　　——這個虔誠的文學聖徒，用他一生的文學創作和精神力量，為一代人的成長和奮鬥源源不斷地注入著營養。在他身後，讀著他作品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的時候，都在心裡為他留著一塊淨土，修建起一座精神的紀念碑！

　　——最讓我感動的是書中主人公在艱苦環境中奮鬥不息的精神。他常常在我遇到困難時給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並勇敢地走下去。

　　——當我重新讀著《平凡的世界》的時候，我發現我還可以感動，我還可以從平凡中讀出高尚。我還可以有夢想……我依然還有生活的熱情。

　　《平凡的世界》內蘊著「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它讓那些普通勞動者相信，平凡的人生深具意義，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內在的價值和尊嚴。無私奉獻努力奮鬥的普通生命也有不可思議的偉大。只要世界奮進的力量不息，那些如孫少平一樣的普通勞動者就仍需要《平凡的世界》，需要被不息奮進的力量喚起，去追求美好人生價值的實現。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 責編：廖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