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27位當代著名作家的性別觀調查中，我們發現了什麼？| 造就Talk·張莉

很多年前，我在圖書館翻閱一本久遠的雜誌《少年中國》。我記得當時是在一個舊圖書館，那些紙片已經發黃和薄脆。我讀到在1919年元旦，當時的人們有關於「心目中的理想女子」的暢想：

有位女士說，未來男女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沒有階級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縛的；男女之間應該相互扶助、女子不應當依賴男子；女子不應該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間交際應該公開……

 

當時的人們有關於「心目中的理想女子」的暢想

我對那個暢想實在難以忘記。一百年過去，那個理想實現了嗎？應該說大部分實現了，當然也還有一些不如願。

正是在當年，葉聖陶對那種把婦女當作「物」而非「人」的現象進行過激烈批判。還有魯迅、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人，他們在課堂上和文章裡都對兩性平等的推進做出了卓有意義的貢獻。今天看來，這些前輩推動了我們社會的性別觀的建構。

張莉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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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文學史上很多女作家都不敢署女性名字，要寫男人的名字。一百年前，「女作家」這個稱呼是有貶義的。

可是現在，這些現象慢慢消失了。100多年前，中國女性是要纏足的，不能上學，即使進學校了也不能和男人一樣接受平等教育，不能實現男女同校，而今天，許多夢想我們已實現。克服不平等和偏見，這一切需要過程。

我們的性別觀進步了嗎？遇到過這個問題很多次，而我每次回答都是樂觀的。

 

也許有時候會感到悲觀，但這恰恰也說明我們整個社會的意識在覺醒，我們每個人變得很敏感。在災難到來之際，我們看到這麼多女性勞動者，感受到女性精神和女性力量，這一切超乎想像。

 

我們從未像今天、像此刻這樣真切認識到女性的的確確「能頂半邊天」。這就是我們切身感受的現實。而且，我的樂觀也在於，我們的時代總會生長起一批敏感而有行動力和思考力的年輕人。

01 性別觀調查，不是性別觀審查

 

從2018年7月到2018年底，我先後對127位中國新銳作家進行了性別觀調查，後來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了這項調查，包括鐵凝、賈平凹、阿來、韓少功、閻連科等人。

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

這個調查得到了作家的廣泛支持。一方面，調查受到如此廣泛的大範圍關注是我所不曾料想的，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全社會對性別觀問題越來越重視了。

 

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做性別觀調查？

 

我在大學裡教書，每天都和95後乃至00後一代打交道，這幾年我深刻認識到，年輕一代的性別觀和性別意識已是今非昔比，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麼簡單。

 

文學是要表現現實和時代的，真正優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時代的前面。

 

那麼，我們時代關於性別問題的認識在文學作品裡傳達出來了嗎？我是有疑問的。女性文學研究、作家的性別意識一直是我長久的研究興趣。

 

如果婦女不是妻子、母親，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義嗎？

 

在五四時代，無論是魯迅、胡適、周作人、還是葉聖陶、李大釗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使用了肯定句式。

可是，一百年過去了，今天我們還在討論，一個女性如果不是母親，不是妻子，她是否幸福的問題，或者生命的價值問題。

 

一百年過去，今天的女性如何理解自己？

男性的性別觀是怎樣的？與百年前相比有什麼變化？

 

雖然性別觀調查受到了作家和讀者的認可，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做性別觀調查，並不是做性別觀審查。

 

要遠離那種武斷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

 

在我看來，關注和討論性別觀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打開理解力，打開更靈敏的觸覺，讓我們成為寬容有愛之人，去認識和貼近更廣闊的人間。通過性別觀調查，我希望我們對現實的理解能更深刻、更深入，更複雜，更多元。

 

02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他得有顆艾瑪的心

 

我的調查發現，當代作家的性別觀其實已經非常現代了，男作家們的回答也深具平等意識，這很重要。但是，透過他們的表態，也有一些特別微妙而值得分析的東西。

在回答自己什麼時候有性別意識的時候，很多作家回答的都是對自己生理性別的認知。其實，人有生理性別，也有社會性別，人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是一致的。

而我們討論性別觀的時候，並不是強調一個人對生理性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社會性別。

社會性別意識對一位作家極為重要。在性別觀調查裡，蘇童的回答被廣泛引用過：

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

 

一直以來，我們對文學經典的認定中，其實包含了對社會性別意識的肯定，比如《紅樓夢》、《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寧娜》、《祝福》……

這些作品都深具社會性別意識，也就是說，這些作家在寫作時，跨越了他們的生理性別，選擇和那些女性站在了一起看世界。

作家跨越了生理性別，選擇和女性站在一起看世界

 

調查中還有個問題是，你在寫作中會克服自己的性別意識嗎？

許多男作家的回答是，要面對自己的性別，為什麼要克服呢，它是自身的一部分。

而女作家在回答「你如何理解自己的女性意識」這個問題時，你會感受到她們對女性意識的猶疑。相比而言，男作家對性別問題相對更坦然，而女作家呢，潛意識裡有一種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存在。

 

男女作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態度

03 「你寫得一點也不像男人寫的」

 

在古代，女性以「餘」「奴」「妾」自稱，但在白話文裡，一個女性要寫下自己的故事，她使用「我」。

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體現對女性的尊重，我們的先驅創造了「她」字——「她」誕生於現代，和「他」是平等的，這個字非常直觀地表明了，她和他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從「餘、奴、妾」到「我、她」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說，「我是同你一樣的人」——她說的是同丈夫一樣的人。男人是她的參照，是一個標準，因為她還找不到別的標準。

《傷逝》裡的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表達的是女性個人意志的覺醒，「我」擁有對自己的權利。但是，這個聲音是小說中的，是男作家魯迅筆下的，現實中如果一位女性要在文學中發聲，她得拿起筆寫作才可以。

直到一百年前，大部分中國女人才開始有機會和男人一樣受教育、拿起筆、寫自己的故事。只有現代女性開始書寫，真正的中國女性寫作傳統才建立。

我們看冰心、廬隱早期的寫作，她們最初的表達不連貫、不流暢，喜歡寫別人的故事，而不敢寫自己。她們需要時間去尋找自己的聲音。如果不像魯迅、周作人那樣寫，應當怎麼寫呢？

直到丁玲、蕭紅、張愛玲的作品發表，我們才發現，女性寫作與男性的立場、所使用的腔調、所使用的視角如此不同，她們實實在在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表達，而寫作成就又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

 

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開始

今天，我們之所以討論作家的性別意識，強調女性寫作，其實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一種差異性。

比如在抗疫期間我們才知道，醫用防護服不分尺碼只分大小，女性醫護人員穿的防護服襠部都要到膝蓋了，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事情，非常吃驚。我們所生活的「男女平等」的社會其實是一個以男性數據為基礎的世界。

而某種意義上，文學判斷也不例外。我們對一部好作品的判斷其實是有一個潛在標準的，或者說，長久以來有一個潛移默化的認知。

比如，如果你對一位女作家說：「你寫得一點也不像女人寫的」。一般情況下它會被當作一種褒獎，誇獎者和被誇獎者都默認。

可是，幾乎很少有人會對一位男作家說：「你寫得一點兒也不像男人寫的」。

因為大家明白這個評價並非誇獎。這是我們習焉不察的文學事實。

所以，今天，那些反對女性寫作，強調這個世界上的寫作沒有男女之別的人，是不是應該停下來想想，我們有沒有在忽視女性的處境，是不是為達到一種普遍的、一致的、整齊劃一的標準而無視那些本來的不同？

 

你看，大家都喜歡說那句話——「要貼著人物寫」，那麼，貼著人物寫的時候，是否要看到人物的性別、階層、種族等等？

 

貼著人物寫，是否要看到人物的性別、階層、種族？

今天，如果一位男作家深入方艙醫院，他在非虛構寫作中會不會寫到醫護人員缺乏安心褲時的焦灼和無以言表的痛苦？如果他能意識到，他就真的貼近了他的人物，如果他完全忽略了這件事情，不認為這是個事兒，又怎麼能說他真切地表現了醫護人員的處境呢？

對女人與女性身份的關注，強調女性寫作和女性立場，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在女性聲音和女性處境被忽略的情況下，關注女性和強調女性，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

 

04 女性寫作=身體寫作？

 

正如前面所說，女性寫作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貢獻非常大，但常常會被裹挾在其他話語裡。

八十年代初期，張潔、戴厚英的寫作表現的不是強烈的性別意識，而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女作家們通過這樣的「愛」的概念，努力從一種寫作傾向中擺脫出來。所以她們會反覆說，「我是人，然後是女人；我是作家，然後是女作家」，把女性的問題落在個人的層面上。

九十年代作家寫身體，是對以往文學話語的一種挑戰。在當時，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都很有衝擊力，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貢獻，這時候提出了女性寫作。可也正是在此時，「女性寫作」被市場標籤化了。

 

80年代與90年代女性書寫的不同

其實，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非常具有先鋒性，那時候也有很多新生代男作家也在寫身體、欲望和性，但女作家要面臨更大的爭議和壓力。

當時有個問題是，如果你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兒，你會讓她讀《一個人的戰爭》嗎？可是，為什麼不問，如果你有一個十八歲的兒子，你願不願意讓他讀男作家書寫身體的作品呢。

女性寫作不僅僅、也不應該只是「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其實九十年代以後，很多女作家也在這樣做。

作為女性寫作代表人物，林白後來寫了《婦女閒聊錄》，當木珍——一個來自農村的保姆——講述她眼中的農村故事時，她的寫作發生了非常重要的改變。《北去來辭》也是女性視角來看中國幾十年來的巨變，但人們沒有把它當做女性寫作——因為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只有「那樣的」才是女性寫作。

更早的鐵凝《玫瑰門》書寫了女性的歷史與社會變革的複雜關係，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女性寫作，都衝破了我們對女性寫作的單一和僵化的理解。

 

這些作品衝破了我們對女性寫作的單一和僵化的理解

在問卷調查裡，一些女性作家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女性寫作」，說我不是「那種女性寫作」，這個倒並不是強烈否認什麼，主要是作家們對「女性寫作」形成了一個前理解、前語境，認為「女性寫作」就是個人化的、美女寫作或者身體寫作。而且，容易會被對號入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和《十月》雜誌一起，在今年3月8號推出了「新女性寫作」專輯。我強調「新女性寫作」，是希望與以往的女性寫作區別開來。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女性寫作——

新女性寫作專輯

 

它有如四通八達的神經，既連接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連接人與現實、人與大自然。包括翟永明、林白在內的13位女作家共同參與了這樣的寫作，這些作品迸發出新的火苗，尤其是「80後」一代。之所以有「新女性寫作」這個專輯，其實是想要呼籲，女性寫作應該有更廣闊、更豐富的面向，書寫更廣大的女性生存。

 

今天我所強調的新女性寫作，其實是更看重女性及性別問題的複雜性，強調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將女人和女性放置於社會關係中去觀照和理解，關注因民族、階層、經濟和文化差異而導致的不同性別立場。

 

當然，我們談到女性寫作的時候必須談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做的並不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但是，我認為女性主義批評可以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品。

《閣樓上的瘋女人》是典型的女性批評著作，因為這部著作，《簡·愛》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讀法——

《閣樓上的瘋女人》使我們對《簡·愛》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解讀

如果你站在羅切斯特的角度，會覺得這個女人是個瘋子；

站在簡·愛的角度，會覺得這個女人阻礙了她的幸福；

可是站在「瘋女人」的角度呢，她其實是被社會壓迫的、失聲的女人，如果她可以說話，那麼羅切斯特很可能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令人厭惡的男人。

以前我們習慣站在簡·愛的角度，「瘋女人」和她雖然都是女性，但立場和視角並不一樣，這讓人意識到，在同一個女性群體內部，也是有階層、階級與立場之分的。

你看，在這個解讀沒有出現之前，我們對《簡·愛》的理解是多麼單一，而這一批評方法則讓我們看到那些不應該被忽略的，看到了更闊大的世界，也更好地理解了這部作品。  

女性寫作是具有彈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是可以充分討論的。之所以進行性別觀調查，提倡新女性寫作，我所期待的只是，有越來越多的女作家能越來越坦然、自在地表達；女性寫作者的不安全感能消除，女性寫作不必刻意躲藏，成為文學現場最日常的存在。

 

05 一個普通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關於1919年男女同校的提出。

1919年夏天，一位遠在蘭州的名叫鄧春蘭的普通女學生，給蔡元培先生寫了封信，希望能來北京大學做旁聽生，實現男女同校。

 

《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開闢「大學開放女禁」討論專欄

在當年，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要求，知識分子階層意識到了一種變革的可能。1919年8月3日北京《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開闢「大學開放女禁」討論專欄。

而《民國日報》和《少年中國》也以專號的形式討論「大學開女禁問題」。全社會對男女同校開始進行討論和想像。

正是在這樣的土壤醞釀之下，1920年元旦，上海《中華新報》發表蔡元培的講話，宣布北大開放「女禁」的決定。

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男女同校對於中國社會的意義都是重大的，它不僅是男女平等口號在行動上的體現，完全打破了控制中國社會千年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

坦率說，這些年來，每當我看到新聞，感到氣憤和悲觀的時候，我常會想到鄧春蘭，那個普通的女學生、所做的並不普通的事情。

它讓我意識到，儘管困難重重，一個普通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我們時代的文化土壤，是我們社會空氣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最終會構成我們時代的性別觀。

如果全社會每個人都能有健全的性別觀，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有兩性平等觀念，新聞裡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會降低。全社會性別意識的改變，有時候只是在一瞬間。

感謝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對本次大會的大力支持和指導。

（本文未經造就授權，禁止轉載。）

文字 | 李瑩；視頻 | 金松、王鵬

版面 | 田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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