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馬丁而言,小心謹慎地生活、低調而強硬地與人對話,感知危險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本能,外人終究難以理解,蓋棺定論式的評論和建議更會讓他覺得幼稚。
墨城華人間有一句玩笑:在這兒如果你自己幸運地沒有被搶劫過,那你一定有一個倒黴的朋友。確實,在我的駐外記者生涯裡,幾乎每個月都會涉及到拉美的暴力問題;我工作生活過的墨西哥,多次被評選為拉丁美洲乃至全球最危險的記者從業國。對於身邊不熟悉拉美的朋友而言,墨西哥神秘且危險;對於生活在墨西哥的人,則會對他們的擔心微微一笑,表示自己的達觀:雖然墨西哥很亂,但是並不太影響我們的生活。
「你們吶,說治安好,說治安差,都是扯淡。」我的朋友馬丁說,把手裡的陶盆遞給我,讓我再舀點豆醬。在墨西哥城,或是這個國家的任何角落,我的朋友馬丁都不是一個聲名顯赫的人,他只是墨城阿爾瓦羅·奧夫雷貢區一個有錢人的私人司機,這樣的馬丁、胡安或是埃爾南德斯在墨西哥城的每個社區都能找出幾十上百個。在我們眼中是一種風景和體驗的暴力環境,對他們而言是日復一日的生活。
2015年5月1日,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達拉哈拉,大量汽車遭縱火焚燒,消防員和警察緊急施救。(視覺中國圖)
在海內外信息傳播者的口中,墨西哥,或者說一部分墨西哥無疑是不安全的,這個事實即使是墨當局都不會否認。這樣的現實體現在墨西哥官方和學界各種數據中。日前墨西哥國家地理統計局(INEGI)發布了最新公共安全情況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墨西哥有33.2%的家庭有成員成為罪案的受害者,每10萬名居民中有28200人受到犯罪問題的困擾。而在統計中指數最高的墨西哥州,10萬人中的犯罪受害者已經超過了45000人,幾乎只有一半居民安全度過了2014年。
在個體之間的暴力犯罪之外,販毒幫派的長期存在也成為了墨西哥社會的常態。與美國長達3000公裡的邊境線,給了墨西哥毒品走私巨大的空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教父」加利亞多麾下的瓜達拉哈拉卡特爾、被稱為「全球第一大黑幫」的錫那羅亞販毒集團、到炮打軍機、武力封州的年輕黑幫「哈利斯科新一代」,墨西哥的販毒組織此起彼伏、從未斷絕。近年來,更是形成了9大卡特爾掌控43個幫派的新格局(一說是89個幫派)。政府和黑幫間的戰爭是殘酷的,從2006年前任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就職算起,迄今已經有10萬民眾無辜喪生,治安局面幾無改善。與販毒集團相伴相生,成為了許多墨西哥人畢生的修業。
2014年2月9日,墨西哥米卻肯州,由於當局和警方的不作為,當地民眾從去年開始就組織自衛團打擊毒販團夥「聖殿騎士團」。(東方IC圖)
這樣的治安狀況當然不能撫慰人心,大部分社會成員都認為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環境中。根據相關統計,在2015年9月當月超過68%的墨西哥成年人在調查中表示「我居住的地方治安狀況正在不斷惡化」,而這個數字比去年同期毫無進步。在最近一年中,墨西哥人心目中的不安全指數一直在67%~74%之間震蕩。
事實似乎明晰簡單,但並不是說每條消息給我們傳遞的都是箴言。文化水平不高的馬丁沒有什麼總結能力,但還是在吃完一份綠醬豬皮的時間裡,將自己的觀點清楚地表達給了我:墨西哥有沒有暴力、墨西哥的暴力危不危險,不止取決於被觀察的一方,觀察和描述者的情況同樣也會決定講述的內容和結果。
對於普通人來說,認識世界的過程會在三種現實之間傳遞:客觀的現實、象徵的現實、主觀的現實。客觀現實是信息的源頭,象徵現實是經過傳播者符號化加工的信息產品,而主觀現實則是受眾綜合信息渠道產生的印象。深究下去,三種現實也折射出一些其他問題:不同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社會階層、個人閱歷和生活半徑,對他接受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都會產生較大影響。個人經歷的記錄和發布,即使真實性毋庸置疑,參考價值仍然值得商榷。因為接收到和理解到的不同信息使得主觀現實難免與客觀現實在不同層面上產生偏離。
這種偏離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之一就是貧富差距和混居程度。在發展中國家中,墨西哥的貧富差距堪稱驚人。全國最富有墨西哥城貝尼託·華雷斯區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佔總人口的8.7%,而最窮苦的瓦哈卡州聖胡安·特佩胥利亞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7.4%(2012年統計數據)。可以想像,行走在這兩個地區,墨西哥在我們面前展示出的是完全不同的面孔,和這兩種面孔相處過的人產生的印象自然不同,對於治安現狀的描述方式也就大相逕庭。
2015年8月6日,墨西哥伊達爾戈州帕丘卡,「LasPalmitas」山街區被壁畫裝飾一新。這塊彈丸之地暴力衝突事件不斷。後來當地政府決定為此地改頭換面,他們邀請來塗鴉藝人,決定創作出最大的壁畫。(視覺中國圖)
墨西哥許多貧困地區民風淳樸,公共安全水平反而遠高於發達城市。地區經濟水平和治安狀況當然不是簡單的負相關,所以在不同地區生活的受眾,對治安狀況的感受和表達非常複雜,雖可以簡單地用「好壞」統計,可「好壞」背後的細膩區別則難以用表格顯示。而在墨西哥城這種貧富混居的大城市,情況就更為複雜。從墨西哥城最為富有的波蘭科區到所謂「兇名遠播」的伊斯塔帕拉帕區,交通良好時驅車也只不過三四十分鐘,車窗外的風景自然沒有一個我們曾經想像過的「分界線」。只是不知不覺中,房屋開始密集破舊,開車的我們開始心生畏懼。
墨西哥人自然是墨西哥生活的主體參與者。在一個階層較為固化的社會中,不同的背景決定了不同的生活半徑,也就會產生不同的主觀現實。對於一個墨西哥有錢人來說,在安全方面最大的期許只有一個——避免被綁架。為了這個目的,他可能會選擇遠離犯罪率高的區域、生活簡單規律、善待身邊的僱員,甚至對保姆和司機進行定期更換。即使報紙雜誌每天都報導這個城市的危險,對這個階層的大多數成員而言更多是一種知識而不是經驗;而對於馬丁們而言,即使他們是低收入者群體中的收入穩定者、並且可以跟隨僱主進入較為奢華的消費場所,其個人的生活半徑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把老闆的Suburban(雪佛蘭廂車)停在車庫之後,馬丁還需要搭乘40分鐘被稱作「小公共」的私人公交,伴著喧囂的本地嘻哈音樂,與下班的工人、保姆、服務人員和混混坐在一起,潔白的襯衫藏在背包裡,身上只穿一件破T恤。對他而言,小心謹慎地生活、低調而強硬地與人對話,是保持生存的必備技能。而脫離貧民區,則意味著脫離低消費的生活環境,對他而言也許是一生的奢望。對於馬丁們來說,感知危險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本能,外人終究難以理解,蓋棺定論式的評論和建議更會讓他覺得幼稚。
對於在墨生活的華人,情況自然也各不相同。商人、外交官、企業外派人員、留學生、駐外記者,居住環境、工作範圍、接觸墨西哥人的層次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我們作為外來者到達這個國家時,都攜帶了自己對於墨國的形象認知。也就是說,旅墨華人中許多人的對於墨國安全情況表達,是其知識、印象和經驗的結合。國家形象的存在並不客觀,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權力博弈。墨西哥在北美地緣中的弱勢,決定了其即使在國家形象上也要為自己甚至鄰居的過錯買單。攜帶著這種思維前來尋求印證的他者,很容易忽略一些不同的現象和體驗。而個人經驗無疑更加主觀,因為犯罪在統計學意義上有概率大小,而在具體樣本中則隨機出現。我們可以避開概率上的99%,卻不能避開生活裡的偶爾一次。「不影響我的生活」,並不是一個一般現在時的表述,只要還在這個社會中生活一天,這個狀態就永遠是未完成。(文/萬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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