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8日晚7點，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正式揭曉，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ück）因其「詩性的聲音清晰而準確，質樸而美觀，令個體的存在擁有了廣泛的意義」獲獎。隨著露易絲·格麗克獲的獲獎，今年已經有四位女性諾貝爾獎獲得者。
「英雄之死」造成童年陰影
開明父母助她「兌現」天賦
格麗克出生於一個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她在隨筆《詩人之教育》一文中講到家庭情況及早年經歷，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猶太人，移民到美國後開雜貨鋪謀生，但幾個女兒都讀了大學；唯一的兒子，也就是格麗克的父親，拒絕上學，想當作家。但後來放棄了寫作的夢想，投身商業，相當成功。在她的記憶裡，父親輕鬆、機智，最拿手的是貞德的故事，「但最後的火刑部分省略了」。少女貞德的英雄形象顯然激起了一個女孩的偉大夢想，貞德不幸犧牲的經歷也在她幼小心靈裡投下了死亡的陰影。
格麗克的母親尤其尊重創造性天賦，對兩個女兒悉心教育，對她們的每一種天賦都加以鼓勵，及時讚揚她的寫作。格麗克很早就展露了詩歌天賦，並且對詩歌創作野心勃勃。
十幾歲的時候，她比較了自己喜歡的畫畫和寫作，最終放棄了畫畫，而選擇了文學創作，並且野心勃勃。她說：「從十多歲開始，我就希望成為一個詩人。」格麗克提到她還不到三歲，就已經熟悉希臘神話。縱觀格麗克的十一本詩集，她一次次回到希臘神話，隱身於這些神話人物的面具後面，唱著冷冷的歌。
格麗克早年曾有自閉的經歷，甚至刻意地去絕食，乃至得了厭食症。在十五六歲的少女時代，她就已經有了一些比較極端化的個人體驗，這些體驗也深深影響了她的詩歌創作。
她的過於早慧，讓她選擇了詩。作家趙松在閱讀格麗克的時候，一口氣把幾本詩集全讀完了。「她是非常獨特的一個詩人，是為了寫詩而生的人，她選擇詩歌作為存在的方式。寫詩對她個人來講是有生命覺醒意味的，這種覺醒不僅是肉體層面的擺脫痛苦，或者精神層面的自我認知，更多的是她找到了某種可能的信仰。」
趙松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格麗克的詩歌不是在強調一種領悟，一種情緒，或者一種想像。她的詩好像是無詞歌，她在發出一種聲音，詞句好像變得已經不重要了，它只是聲音的一部分，藉助詞句的波浪抵達對岸。我覺得這是她的一個最迷人的特點。
在美國詩人當中，格麗克又跟惠特曼有某種相似性。「惠特曼一輩子就是《草葉集》這本書，不斷地擴充，就像在寫一首寫不完的長詩一樣。格麗克也是類似的，她的詩歌，無論長短，就像一條條分支細流匯聚在一起，不斷延伸，變成一條河。只是格麗克比惠特曼更陰柔，調性更低沉一些，更有水銀質地，沒有惠特曼那麼強烈、那麼明亮。但是某種意義上講，他們都是非常有整體性的詩人。」
「她的詩有令人震驚的疼痛感」
「最初讀到格麗克，是震驚！僅僅兩行，已經讓我震驚——震驚於她的疼痛。」譯者柳向陽認為，露易絲·格麗克的詩像錐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詩作大多是關於死、生、愛、性，而死亡居於核心。經常像是宣言或論斷，不容置疑。在第一本詩集中，她即宣告：「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難以承受的損失。」（《棉口蛇之國》）
與死亡相伴的，是對死亡的恐懼。當人們戰勝死亡、遠離了死亡的現實威脅，就真能擺脫對死亡的恐懼、獲得安全和幸福嗎？格麗克的詩歌給了否定的回答。在《對死亡的恐懼》（詩集《新生》）一詩裡，詩人寫幼年時的一個噩夢，「當那個夢結束 / 恐懼依舊。」
在《黑暗中的格萊特》這首類似格萊特獨白的詩作中，格麗克對格林童話《漢賽爾與格萊特》皆大歡喜的結局深表懷疑：雖然他們過上了渴望的生活，但所有的威脅仍不絕如縷，可憐的格萊特始終無法擺脫被拋棄的感覺和精神上的恐懼——心理創傷。甚至她的哥哥也無法理解她、安慰她。而這則童話中一次次對飢餓的指涉，也讓我們想到格麗克青春時期為之深受折磨的厭食症。
在《花園》這個組詩裡，她給出了「對出生的恐懼」、「對愛的恐懼」、「對埋葬的恐懼」，儼然是一而三、三而一。由此而言，逃避出生、逃避愛情也就變得自然而然了。
格麗克詩中少有幸福的愛情，更多時候是對愛與性的猶疑、排斥，如《夏天》：「但我們還是有些迷失，你不覺得嗎？」她在《伊薩卡》中寫道：「心愛的人 / 不需要活著。心愛的人 / 活在頭腦裡。」而關於愛情的早期宣言之作《美術館》寫愛的顯現，帶來的卻是愛的泯滅：「她再不可能純潔地觸摸他的胳膊。/ 他們必須放棄這些……」 格麗克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了這首詩：「強烈的身體需要否定了他們全部的歷史，使他們變成了普通人，使他們淪入窠臼……在我看來，這首詩寫的是他們面對那種強迫性需要而無能為力，那種需要嘲弄了他們整個的過去。」這首詩強調的是「我們如何被奴役」。
一直到《阿基裡斯的勝利》一詩，格麗克給出了愛與死的關係式。這首詩寫阿基裡斯陷於悲痛之中，而神祇們明白：「他已經是個死人，犧牲 / 因為會愛的那部分，/ 會死的那部分」，換句話說，有愛才有死。在《對死亡的恐懼》（詩集《新生》）中再次將愛與死進行等換：「每個恐懼愛的人都恐懼死亡。」這其實是格麗克關於愛與死的表達式：「愛 =>死」，它與《聖經·創世記》所表達的「獲得知識 => 遭遇有死性」、扎米亞金所說的「π=f（c），即愛情是死亡的函數」有異曲同工之妙。
格麗克後期詩歌中，包括青春、性愛、婚戀、友誼……逐漸變得抽象，作為碎片，作為元素，作為體驗，在詩作中存在。這一特點在詩集《新生》《七個時期》《阿弗爾諾》中非常明顯。更多時候，自傳性內容與她的生、死、愛、性主題結合在一起，詩集《阿勒山》堪稱典型。
如何欣賞格麗克的詩歌？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提到，格麗克的詩性聲音令個體的存在擁有了廣泛的意義。那麼，格麗克是如何使用詩的語言呈現「個體」的狀態的？柳向陽以《阿弗爾諾》中的第一首詩《夜徙》前兩節舉例：
正是這一刻，你再次看到那棵花楸樹的紅漿果以及黑暗的天空中有鳥兒夜徙。這讓我悲傷地想到死者再看不到它們——這些事物為我們所依賴，但它們消逝。
這裡「你」與「我」、「我們」的轉換令讀者不免起疑：這裡的人稱「你」、「我」和 「我們」是泛指的，還是特定的？如果是特定的，指的是誰？柳向陽傾向於認為：「你」、「我」對應的是兩種身份，兩個自我。
她的詩歌寫作有許多讓人頗費思量的地方，只要你對每首詩細細勘察，都會遇到一些難解之處。她將個人體驗轉化為詩歌藝術，極具私人性，卻又備受公眾喜愛。
但另一方面，這種私人性絕非傳記，這也是格麗克反覆強調的。她曾說：「把我的詩作當成自傳來讀，我為此受到無盡的煩擾。我利用我的生活給予我的素材，但讓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它們發生在我身上，讓我感興趣的，是它們似乎是……範式。」
實際上，她也一直有意地抹去詩歌作品以外的東西，抹去現實生活中的作者對讀者閱讀作品時可能的影響，而且愈來愈決絕。比如，除了 1995 年早期四本詩集合訂出版時她寫過一頁簡短的「作者說明」外，她的詩集都是只有詩作，沒有前言、後記之類的文字——就是這個簡短的「作者說明」。
在中文版出版過程中，詩人也特意提出不要收入。柳向陽曾希望她為中文讀者寫幾句話，也被謝絕了。她說，她對這本書的唯一貢獻，就是她的詩作，此外，讓她的照片、籤名出現在這本詩選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國的好詩人比較多，今年的諾貝爾獎頒給格麗克也不意外，從中我們看到美國文化在全球語境中處於有利位置。」詩人黃禮孩認為，格麗克的詩歌能力很強，遊蕩著學院詩歌的影子，語言很有天分，既準確、到位，又在形象感上游離開來，在語言的意外之處釋放出精神之光。她的寫作，對詩性的拓展有柔韌度，婉轉中有堅定的東西。從自然景物到生活場景，再到宗教層面上的探索，都散發出純淨的氣質。
作為「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的創立人和唯一的評委，黃禮孩曾經想過把自己的獎頒給露易絲·格麗克，「現在她獲獎，為她高興，但也為自己錯過她而遺憾。」
詩人李琬認為：「格麗克的詩行不長，但情感綿密，詩行之間有著骨骼一般清晰且流暢的連接，常常有傾訴的語調，用詞簡單但色調濃烈，在如今越來越繁複而脆薄的當代生活中，她的詩歌質地喚醒了生活本質中肅穆的一面。」
採寫：南都記者朱蓉婷 黃茜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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