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城市化進程可謂日新月異。許多城市僅在超短時間內就有了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擴張。「新」來的市民或準市民分享著城市生活或準城市生活。但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社會現象卻也愈來愈讓人感到刺眼，這就是被一些人譏諷為「城市的農村化」現象：整潔乾淨的街道變得擁擠破爛骯髒；靜謐的生活環境變得喧囂混亂無序。
請注意，這種「城市農村化」現象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大城市病」雖然有所疊加，但不是一回事。「大城市病」是後工業化社會的社會通病，而「城市的農村化」現象，卻更多帶有逆文明的色彩，是在用一種使文明倒退的力量拖曳著社會進步的腳步，是在用落後的生活習慣、生活態度甚至是用落後的思維方式「改造」著中國原有的城市生活品質和風貌！
遺憾的是，對這種逆文明的現象，人們依然停留在搖頭嘆氣的淺層次上。這種不得要領態度的背後其實是有兩個因素在作梗。其一，是把這些現象的出現統統歸咎於道德缺失、修養不夠、見識不多、素質低下。有些具體主管部門儘管年年發一些相關的口氣非常強硬的治標不治本的文件，但依然無效無用、無法把控一些地區愈演愈烈的勢頭。其二，是國人有一種自古以來的信念，即「衣食足而知榮辱」。這當然也懈怠了人們對精神文化層面的創造性思維。
我當然不否定老祖宗樸素的唯物主義意識。但逆文明現象的滋生絕非偶然。它其實是剛剛進入市場化社會的中國必須認真應對的規律性現象。社會學的一個常識性原理告訴我們：在歷史性的社會變遷中，物質文化的變化與非物質文化的變化並不是機械性的同步；而且往往是後者落後於前者。
事實上，一個社會帶有歷史變遷性質的巨大的進步與轉型，往往要經過三個層面的變化才可能完成。這三個層面就是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文化層面。器物層面的變化可以理解為經濟、科技等這些層面的變化。從鄉間土路變成等級公路，從平房到公寓別墅，從四季不變的服色到光鮮亮麗穿金戴銀的服飾……這些人們都能看得見摸得著。
而制度層面的變化則表現為新的制度的建立、以往各類制度的適應性的完善更新，以及相應的關乎到社會生活所有角落的法律規則的變化。制度對於人們的職業行為、商業行為和社會行為的剛性約束力，使得社會每一個成員對制度層面變化的感受非常明顯。但真正可以使一種社會變化獲得文明標誌、使之取得真正的歷史進步的「畢業證」，還要靠第三個層面的變化。即一種新文明在全社會的最終形成與固化——蔚然成風。這種精神層面的變化大到城鄉面貌由於全社會審美觀的進步而在建設規劃與設計上的提升，小到社會風俗、公民的言談舉止、人們的生活習慣等方面的變化與進步。
多學科的研究已經證明，第三層面即精神層面的變化，與器物層面、制度層面相比，不但不同步，而且還總是處在脫節或半脫節的狀態。不久前我遇到一位年事已高的藝術評論家。他很不客氣地抨擊了如今中國藝術界的某些負面現象：追逐金錢、粗製濫造、杜撰胡編、形式奢華、內容貧乏、一大批低俗庸俗粗俗的偽劣作品充斥市場。這位老評論家最後感慨，中國藝術怎麼會落到了這般田地，喊了幾十年的「雙百方針」怎麼卻出現這樣一種社會的欣賞水平大為下降的趨勢呢？！
其實，我們黨第一代領導人早在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窯洞裡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中國的文化一定要遵循「提高指導下的普及」這個方針。新中國成立之後，周恩來、陸定一等既照此方針，在物質基礎十分薄弱的情況下，大力發展各種兼顧中西文化的各類文化事業。這是周恩來等人大力縮減社會發展中文化落差的一種自覺。新中國成立初期，執政黨在中國社會的文明文化建設中，迅速有效地蕩滌了種種落後愚昧的汙泥濁水，贏得中外輿論一致好評和讚賞，均可以視為周恩來直面「文化滯後」的卓越範例。
如果我們不能像周恩來那樣對「文化滯後」加以有效把控，不能以「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強力引導公眾精神文化的自發性流俗傾向，「文化滯後」的危害就不僅是精神層面與器物、制度層面不同步的差距，而是會給中國的文化倒退洞開大門，讓幾千年優秀的中華本土文明，受到重創。
一個社會精神層面的變遷絕不是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不掌握它的發展規律就必然會受到無情的懲罰。要知道，在人們的精神層面上，同樣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異象與亂象，中國必須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