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晚，在巴黎發生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震驚世界，這是繼今年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之後，法國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根據法國警方隨後調查，此次襲擊者中有兩人為兄弟，是法國籍阿爾及利亞裔，曾經前往敘利亞。截至2014年10月23日，共有1089名法國人去過或正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其中368人正在參戰，212人返回法國，其餘一些人戰死。
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為何法國會成為恐怖分子攻擊的主要對象？為何法國屢屢出現本土極端分子？眾多分析人士都認為這和法國長期以來的移民政策息息相關，那麼法國在二戰後的移民政策到底經歷過怎樣的演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移民政策的左右搖擺給法國社會帶來了哪些問題？為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副主任王鯤。
王鯤留學法國多年，長期關注和研究法國社會問題，曾擔任中央電視臺特約評論員、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特約評論員。主要譯著有《健康與社會：健康問題的社會塑造》（譯林出版社，2009年）、《社會歷史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身份認同的困境》（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等。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副主任王鯤澎湃新聞：二戰後至今，法國的移民政策大致經歷了怎樣一種變化，可劃分為哪幾個階段？
王鯤：法國在戰後經歷了移民政策的兩起兩落。先是戰後的經濟恢復時期，因為國內需要大量勞工，所以當時針對移民的政策相對寬鬆，不僅從非洲殖民地，而且還從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歐洲國家引進了大量移民。
1946年時，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移民只有2萬人，到1954年已經增加到21萬人，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增加了10倍，雖然移民潮因為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1962）而中斷，但總體來看，法國的北非移民人口呈現迅速增長的態勢。戰爭結束後，這種趨勢繼續延續，所以到1970年代中期時，法國已經有超過70萬的阿爾及利亞移民，這是恢復經濟需要的結果。
緊接著一落是1973年法國蒙受石油危機的打擊後，經濟整體下滑。右派政府的移民政策是與經濟發展需求相一致的，經濟需要時，就多招移民勞工，不需要時就少招甚至是停招。這時的移民政策就開始收緊，停止了從阿爾及利亞向法國移民，僅僅允許家庭團聚。
這種收緊態勢到1980年代法國社會黨上臺後，有了較大改變。因為以社會黨為代表的左派政府偏向於尊重法國大革命以來確立的如平等、自由、人道主義等原則，對待勞工的態度比右派更溫和。雖然1980年法國政府出臺了關於《驅逐非法移民》的「博內法」，對非法移民採取了比較強硬的態度，但1981年左派總統密特朗上臺，立刻就採取了寬容政策，以總統「特赦」的方式給了大約13萬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同一時期，左派政府還接納了大量亞洲地區的難民，這可以視作第二次放開。
但我們知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制度設計中有一個漏洞，就是左右共治的問題，即總統和議會屬於不同政治傾向。在密特朗執政時期，就出現過兩次「左右共治」的現象。如1986-1988年，右派在議會中獲得多數，所以選出來的總理席哈克是右派的，但總統密特朗是左派的，所以左右派政黨的矛盾也體現在移民政策上，這就好比家裡面爸爸、媽媽對孩子的管教態度不一致，導致行政莫衷一是，出現過一些反覆過程。
法國前總統密特朗隨後，右派的席哈克於1995年當選總統，又開始實施比較嚴厲的移民政策。但實際上在1993年第二次左右共治時期，時任右派總理巴拉迪爾就已經修改了涉及移民政策的《國籍法》，把外來移民子女獲得法國人身份的時間從誕生之日以後的6個月延長至2年。同時，外國人在法國居住實施留宿登記制度，對非法勞工在法國就業施加罰款，後來逐漸加強了對非法移民的遣返手段等等。
澎湃新聞：從19世紀起，阿爾及利亞就成為法國的殖民地，直到1962年才獨立，我們知道二戰後曾有大量的阿爾及利亞移民來到法國。
王鯤：應該提醒的是，實際上，阿爾及利亞最初成為法國殖民地時，主要是法國向阿爾及利亞輸出人口，因為殖民地最大的功用就是緩解國內的社會經濟壓力，這些輸出人口代表法國政府開發、管理殖民地。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流動方向就發生了逆轉。
二戰後，法國工業化加速，製造業的發展對手工勞動力的需求大大增加，而殖民地的移民工人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吃苦，能接受生產流水線上熟練工種的培訓，到法國後工資相對較低，又沒有家庭負擔，這些優勢使得法國在戰後吸納了大量的非洲勞動力。當然，也因為阿爾及利亞當時的政治地位比較高，勞工移民以阿爾及利亞人為主。這時它被視為法國的一個省，到法國去比其他國家移民有更多的便利。
從社會角度看，這些移民基本都是年輕勞動力，在工廠做工掙到錢之後，就會回到阿爾及利亞。這種勞工移民的特點是流動性比較強，它是經濟型移民，到法國去的目的就是為掙錢，最終歸宿還是回阿爾及利亞，將來結婚生子、養家餬口的需求是在阿爾及利亞解決的，法國只享受到這些勞動力的增值部分，這就形成了一種勞動力循環，源源不斷向法國輸送新鮮血液。這種模式很像我國城市化進程早期農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最終還是回到農村養老的現象。
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外籍軍團澎湃新聞：那麼阿爾及利亞移民是什麼時候成為一種社會問題的呢？
王鯤：這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發生之後。學過法語的人都知道，1945-1975年被稱為法國的「榮耀三十年」，這三十年帶來的社會經濟的變化是很大的。但石油危機給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經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創造就業的能力大不如以前，這樣一來，原來以經濟為導向的移民方式被叫停，逐漸轉變為「家庭團聚」式，因為原來的勞動循環流被驟然切斷，那些留在法國的移民就會想，既然不會再有新鮮血液進來，他們就要在法國踏踏實實幹到老，把老婆、孩子接過來，在法國組建自己的家庭，從這個時候起，流動性的勞工移民模式就發生了變化，變成了法國需要內部消化的沉澱式移民群體，這些人要工作，要住房，孩子要上學，老了要醫療，要退休金，慢慢也就演變成了一個社會包袱。
澎湃新聞：法國對待移民採取的原則是什麼？
王鯤：從歷史上看，法國的移民思想一直秉承「共和同化」的原則。所謂「同化」，就是說不管誰來，都要按照法國人的理想，在共和國的框架下，平等地成為法國公民。這樣一種源自於法國大革命的理想情懷一直沒有變——所有人來到法國之後，進入思想的大熔爐，經歷一段時間的熔煉，每個人都成為公民，雖然從姓氏上可以依稀辨別出祖上是從哪裡來的，但總體上，移民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念和政治參與方式都應當和法國主流觀念相一致，不因為語言、文化、宗教、種族、習俗上的差異而受到特殊優待或者歧視。
當然，法國以共和價值來同化移民的理想，對19世紀第一次移民潮到20世紀兩戰期間第二次移民潮都是比較成功的，那時主要是南歐、中東歐洲移民為主，語言、文化、宗教差異小，不會產生根本性衝突，所以也被視為是一個成功範例。那麼石油危機之後，法國政府就希望繼續採用這種「共和同化」的原則來對待北非移民。
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人權宣言》澎湃新聞：英美等國同樣也擁有大量移民，相比之下，為何法國的移民問題如今尤為突出？
王鯤：法國的移民基本可以總結為「共和同化」模式，即用一種價值觀同化社會中的所有人，弱化個體自身的特點。例如不管你在移民法國之前說什麼語言，到法國上小學都要學法語；不管你之前信仰什麼宗教，在法國就是共和國的公民，每人一張選票，政教分離。當然這只是法國人的一種政治理想，並非完全地落實到了現實中。
相反我們看英美社會，他們的理念有個名詞叫「社群主義」（Communautarisme）。例如在以美國、加拿大為代表的移民社會，拋開印第安原住民的歷史問題不談，所有人都是移民的後代，社會上主張的平等是社群之間的平等，不管你來自何方，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社群，這就不像法國那樣是以個人面對共和國，英美國家的移民是以社群面對整個公共生活。這給每個移民群體的空間是很大的，比如美國的大城市歷史上就有義大利區、愛爾蘭區、猶太區，也能看到唐人街，裡面的居民可以不出社區就生活得很好，解決自己語言、文化、生存、信仰等需求。但這種社群理念在法國是受批評的，法國人認為這是違背共和國的一元價值體系原則的，不可能在法國實現。
美國舊金山的唐人街然而法國所謂人人平等的「共和同化」模式，是要求不同的人群向一個標準看齊，如果不配套以傾斜鼓勵政策，「臣妾真的做不到」，這對社會經濟地位本來就低的移民群體、少數族裔是不公平的。這就必然會導致法國少數族裔與社會主流之間發生衝突。
今天我們從新聞中看到的都是單向的威脅和衝突，即邊緣化的少數族裔群體結合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對法國主流社會進行攻擊。但實際上從1980年代開始，雖然左派執政者對移民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政策，但經濟低迷和失業率高企還是使得底層法國人把怨氣發洩到移民群體身上，那時的社會衝突模式是法國人攻擊以阿爾及利亞為主的北非移民聚居區，當中也摻雜著歐洲仇視外國人的極右民族主義情緒。
澎湃新聞：所以說這次巴黎遭遇恐怖襲擊並非毫無徵兆，而是有一定的歷史根源？
王鯤：對，1970年代後隨著經濟發展衰落，法國社會的最大問題在於經濟結構轉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這樣一來，社會創造的就業機會就越來越少，直到今天，西歐資本主義模式轉變為金融密集型，幾乎就不創造就業了。隨著經濟結構轉型，總有越來越多的人會被甩在經濟發展的軌道之外，這些人中既有移民也有法國人，即使移民勞工人數不再增加，被甩出來的法國人仍然會對移民產生極大的排外情緒，這是我覺得法國移民問題最重要的經濟根源。
同時，因為法國的民主體制是一人一票，極端排外的選民選票也很重要，政客們不可能秉公而斷，使得移民這種外來社會文化身份在法國政治、社會空間中不斷被壓縮。法國戰後移民問題的第一次集中爆發就是被所謂「頭巾事件」引爆的。1989年，法國某個小地方的學校勒令佩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學，學校認為她們在世俗場合不應該佩戴具有宗教符號意義的頭巾。本來穆斯林女性戴頭巾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不具有特別強宗教意義，卻成為當年法國公共討論中千夫所指的行為。雖然法院最終判決允許女孩戴頭巾上學，但這個事件在全國掀起的波瀾就沒有再平息，隔三差五都會再引發爭論，這象徵著整個社會對穆斯林群體施加的壓力一直沒有中斷，這也導致穆斯林群體的身份回縮，或者叫退守現象。
最終的後果，要么女孩兒們繼續戴頭巾而進入穆斯林社群的私立學校，要麼脫離族群，放棄自己的族群身份，完全融入主流社會，毫無疑問，選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過去信仰共和價值、忽視自己民族、宗教、族群身份的人，為了尋求歸屬感和安全感，不得不和自己社群身份認同保持一致，開始強調自己的移民身份，原來不戴頭巾的穆斯林女生後來也開始戴頭巾，不念經的也逐漸開始念。
終於在2004年，席哈克政府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頭巾的爭論，在議會通過了所謂的「頭巾法案」，規定在所有公共場合不可佩戴明顯的宗教標誌，比如穆斯林的頭巾，基督教的十字架，猶太教的小帽等。然而，民間之所以把這個法案稱為「頭巾法案」，就是因為路人皆知，這個法律是針對穆斯林群體的。
法國穆斯林婦女在巴黎街頭抗議「頭巾法案」的通過。這個法案標誌著法國的移民政策在右轉的道路上漸行漸遠。2005年薩科齊當內政部長時，驅逐非法移民，包括正在上學的孩子，這是和法國保護人權，特別是兒童受教育權力的一貫立場背道而馳的；2010年，禁止阿拉伯婦女穿罩袍上街的法案通過，規定了罰款數額。驅逐「非法移民」的法律打擊面很大，不僅有北非人，還有來自東歐的羅姆人，即吉普賽人。他們本是遊牧民族，散居在不同國家，生活習慣就是一站一站地遷徙，在歐洲大陸內部遊走，沒有自己的國家歸屬，也不願定居。羅姆人因為小偷小摸等社會治安隱患在2010年也引起過法國社會的巨大爭論，法國原來對其採取臨時接待的方式，來去自由，只是減小對社區的騷擾，但逐步變為了驅趕。這種嚴厲的移民政策，從薩科齊執政時到今天的奧朗德，一直都沒有本質上的改變。
總的來看，法國針對移民的政策不管是寬是嚴，最後都沒有改變要和穆斯林人群共同生活的事實。穆斯林人口在法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保守統計是10%，至少有600萬人左右。法國法律雖然不允許以宗教為關鍵量做統計研究，但可以想像移民為主的法國穆斯林人群，其社會經濟地位、收入狀況和受教育情況是普遍低於主流社會的，然而在社會福利、教育政策的安排上，沒有實實在在地惠及這個群體，這與法國主張的平等理想是相違背的。
澎湃新聞：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反思巴黎恐襲背後隱藏的法國移民問題？
王鯤：我們應該認識到法國的移民問題絕不是薩科齊或席哈克某一任執政者的問題，它是法國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就面臨的移民融入問題。因為共和同化理想和具體政策的差距，造成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還有左右派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對移民的融入非常不利的，這就像爸爸、媽媽關係不好，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總鬧矛盾，孩子就不能健康成長是一樣的道理。
現在移民問題積重難返，出生在法國的第二、三代移民面臨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困境，這部分人最容易受到伊斯蘭國極端思想的影響，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選擇走向了極端化。有人在境外策劃襲擊法國，這些移民群體中的極端分子就是恐怖組織實施襲擊的堅強後盾。11•13巴黎恐襲幕後主使阿巴烏德，就是從敘利亞回到歐洲後指揮恐怖襲擊的，他被擊斃時的藏匿地點就在巴黎北郊的移民聚居區。
總之，巴黎恐襲的發生並不能說是特別出人意料的事情。敘利亞局勢的惡化，是直接的導火索，法國空襲伊斯蘭國時，隱憂已經顯現。然而，蒼蠅不叮沒縫的蛋，法國從1970年代開始在移民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在移民融入上的形左實右才是最根本的原因。2014年6月18日法國《回聲報》文章指出，法國經濟增長率連續40年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社會政策越來越無力改善貧富差距。這種情況下，只能眼看著移民階層一點點淪陷。所以說，恐襲的發生，絕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在移民群體上攤上大事的法國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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