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意味著在國界之內將出現大規模的族群同化現象。通過工業化、遷徙、重新劃定國界、乃至戰爭和迫害，大部分歐洲國家建立了人口「純度」較高的民族國家。雖不易得到切實的數據，但一般認為到1950年前後，歐洲國家的人口
「純化」程度史無前例。
隨後這種趨勢就發生了逆轉。從1960到2015年，英國的外來移民人口比例從3.2%增至13.2%，法國從7.7%增至12.1%，義大利從0.9%增至9.7%。德國也從1990年兩德統一時的7.5%增至2015年的14.5%。這是個什麼概念？大家不妨比較一下中國的情況。中國的外來移民人口直到2000年以前都基本可忽略不計，現在也就只佔人口總數的0.1%。
移民人口多，不一定產生的社會問題也多。在佔了歐洲一成人口的移民中，我們最關心的其實是
「異質」移民。原因很簡單，雖然歐盟內部的跨國人口流動堪與我國農民工現象媲美，但除了「波蘭水管工」、吉普賽人問題外，基本沒有引起太大社會問題。而來自北美、澳洲等「歐洲後裔」地區的人口，融入歐洲社會也沒有太大困難。相反，近年歐洲重大社會問題背後，往往都有異質移民的蹤影，從禁戴罩袍事件、「難民恐襲案」、「恐伊症」，到極右勢力的興起，不一而足。如果說異質移民已成為撕裂歐洲社會的最重要因素，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反對。
但哪些人口屬於「異質」，就頗值得商榷了。首先，本來並沒有「異質」人口這個概念。英國的多元模式假設，移民的文化是斑駁多姿的文化的一種，完全可以和主流文化和諧共存。而歐陸的歸化模式則假設，移民居住時間長了，自會受薰染，融入主流文化當中。
其次，「異質」的標準也難以界定。是根據移民來源國的意識形態（「非西方」）、種族（「非白人」）抑或宗教（「非基督教」）？還是根據移民的日常表現（是否通婚、上學、正常工作）？那麼，如何界定西方和基督教，如何界定正常工作？
第三，由於除英國之外的大部分歐洲國家都不會將膚色、族裔等納入人口統計（這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因此從技術角度也不可能得到關於異質人口的準確數據。
只要有了真問題，就需要去研究。沒有確切的定義，並不妨礙我們從現有數據中得到一些初步的推斷。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2010年，出生地在歐盟之外的人口有3140萬人，這些人大概佔歐洲人口的6.2%。
那麼，這些出生在歐盟之外的人主要是哪些國家的後裔呢？2015年對新入籍人口來源地的統計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當年共有84萬人獲得了新的歐盟公民身份，其中有近73萬人原本是非歐盟公民，這些歐盟之外的新入籍人口主要來自非洲（佔當年所有新入籍人口的31%）、南北美洲（14%）、亞洲（21%）以及歐盟之外的歐洲（20%）。按國家分，則主要來自摩洛哥、阿爾巴尼亞、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如此看來，如果將異質移民粗略地定義為來自非西方、不信仰基督教地區的移民，那麼，將出生地在歐盟之外的人口中的一半算作異質移民，應該是說得過去的。換句話說，至少有3%的歐盟人口算是異質人口，人數不應低於1500萬人。
追溯一下歷史，則更有助於我們理解歐洲異質移民的構成。異質移民進入歐洲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勞工。由於戰後經濟復甦，歐洲引入了大量外勞。法國引入了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勞工。比利時及荷蘭引入了馬格里布地區的勞工。英國的勞工主要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德國的土耳其勞工隊伍也蔚為壯觀，據稱有300萬土耳其勞工在合同期滿後滯留德國。東歐引入的勞工來自越南和莫三比克，相較西歐規模較小。
二是難民和非法移民。戰後歐洲雖然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但相對周邊來說，越來越像一個和平富裕的孤島。在1950年，埃及、摩洛哥和土耳其的人均GDP相當於葡萄牙的80%，但到1988年則降到了46%。東南歐與中亞的對比也比過去更為明顯。自然地，歐洲成為偷渡客的首選。此外，每當歐洲周邊發生動蕩，都會有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如果說蘇聯解體和科索沃戰爭給歐洲帶來的難民尚不算異質難民，那麼巴以戰爭、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全球反恐戰、「阿拉伯之春」等給歐洲帶來的難民，則無疑是「異質」的了。
異質移民給歐洲帶來的問題，相關報導汗牛充棟，此處不再贅述。本文要探討的是，
歐洲將如何與這些異質移民共處。
當前，歐洲仍然處於「難民危機後遺症」中——法國在2015年的「11•13」巴黎恐襲後就一直處於緊急狀態，申根區內部的邊境自2015年9月重新樹起後到現在也未撤銷，英國與歐陸、西歐與東歐之間的裂痕也仍然新鮮可見。
然而，在一個正常社會中，無論是難民的「非法」狀態，政府處理移民問題的「非常規」手段，還是民眾面對異質移民的「非典型」心態，都不可能持久。所以無論在理念上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在實踐中歐洲都必須、也必然會摸索出一套與異質移民共處的「日常」之道。
首先能夠想見的，就是出現各種立場和政策的折中。
一是
以人道主義保護為藉口限制和管理難民。一旦難民失控，民眾就會反對接收難民，所以最終說來，管控難民是為了更好地施行人道主義。這樣一來，控制難民的做法就會在人道主義的藉口下被合法化。
二是
給移民分等級，挑出「值得接收的移民」。將「值得接收的難民」與「不值得接收的難民」區分開來已經是歐洲的一個通行做法。一個考慮的因素是人道主義。比如來自真正是「生靈塗炭」、「水深火熱」的國家的人，通常被看作真正的難民；而來自西巴爾幹、土耳其、乃至中國的人則通常被認為是來歐洲「蹭福利」的假難民。另一個考慮的因素則是經濟。歐洲人口老齡化問題非常嚴重，急需大量高素質移民。歐盟和很多成員國都有吸引高素質移民的「藍卡制度」。
三是
可能會出現實際上的「次等公民」。長遠來看，相當一部分未能取得合法難民或公民身份而又無法遣返的移民將給歐洲帶來事實上的管理難題。因此，解決這部分人的「灰色戶口」問題十分必要。最好是既能讓這些人融入社會，成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同時又不給予他們太多的政治權利（選舉）和社會權利（福利）。
其次可以想見的，則是歐洲內部空間的重構。異質移民在歐洲融入難將導致一個後果，即在歐洲形成「貧民窟」、「難民營」、「國中國」、「穆斯林區」。這種後果是無論歐洲政府如何嚴加管理都難以避免的。張愛玲嘗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這句話或許可以用來形容歐洲今後的風貌：一部分是「華美的袍」，另一部分則是「蝨子」。
巴黎的「敏感城區」其實，在難民危機發生之前，歐洲就已存在所謂的
「郊區問題」。法國巴黎的「敏感城區」連華人遊客都望而卻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因「生產」暴恐分子而名聲大噪。今後，歐洲政府勢必會想出各種辦法對異質移民扎堆的「二等空間」進行隔離和管控，比如加強居住登記、身份審查管理、安保和巡查等。這些地方將成為強力機關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場所，與普通民眾的生活則關係不大。而且關係越不大，說明政府工作越得力。
最後不難想見的，則是歐洲將發展出一套應對異質移民相關風險的機制。任何社會都會發展出應對常見風險的辦法。
如果歐洲的安全部門未能有效控制恐怖襲擊發生的頻率，那麼，社會就會逐漸演化出應對恐襲的機制。比如，民眾逐漸對恐怖襲擊「麻木」，導致媒體不再圍繞恐襲大做文章，進而降低恐襲恐慌。而保險公司則會發明出「恐襲險」，使恐襲逐漸「金融化」、「風險化」，從飽含政治、社會、文化意義的歷史事件退化為一個統計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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