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基於的理性人假定偏重對個體的共性描述，這不利於對日趨複雜的經濟行為進行概括。行為經濟學突破了這種主張共性的理論迷思，回歸於個體行為的異質性本質，並巧妙地把「同質理性人」容納為「異質行為人」的極端特例，從而在本質上超越了主流理論的解釋能力。由此可認為，行為經濟學絕不是區別於主流經濟學的分支流派，而是主流經濟學的順承發展，它對異質行為的開創性研究，對當前經濟理論的創新與實踐具有深刻的觸動與啟示。
行為經濟學向異質行為分析的回歸
任何科學理論，都必然具備自身特定的邏輯起點。以新古典理論為核心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其邏輯起點是經由帕累託正式引入，並由希克斯、艾倫和薩繆爾遜規範定義的理性人假定，即通過一組嚴格的數學抽象來界定一個非人格化的「理性自利人」，這符合那一代經濟學者對建立「富於邏輯的行為科學」的嚮往。從那時起直至20世紀7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只沉迷於對理性人模型進行量變擴張，以便盡力拓寬理論的解釋範圍，而對理性人的內涵與局限卻沒有做進一步的認識與審思。
然而近20年來，人類經濟活動的日益豐富與多樣化，使得新古典理論不斷與現實經濟世界產生矛盾與衝突，許多經濟現象僅通過對理性人模型的量變擴張已無法解釋，這在客觀上要求經濟學家必須對理論實施質變突破以適應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學家開始反思理性人作為研究前提的合理性，其中一個關注焦點就是理性人假定與心理學因素之間的關係，這為行為經濟學的產生提供了契機。
行為經濟學家最初並不具備宏大的理論「野心」，他們只希望從心理學中借鑑若干概念和結論來增強經濟學的解釋力，因而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行為經濟學不過是「經濟學與心理學甜蜜愛情的結晶」，是介於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然而，隨著對經濟世界的認識不斷深化，行為經濟學家逐漸成熟起來，他們不再滿足於止步在「心理學的經濟學」這一名號之下，而是趨向於從本質上重構主流經濟學賴以生存的理性人假定。
我們認為，理性人假定背後所隱含的同質性前提是導致主流經濟學逐漸喪失理論優勢的關鍵。理性人假定偏重於對個體行為的共性描述，即認為人人都是絕頂聰明的自利者，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是具有完全可替代性的「經濟原子」。這種假定把現實個體所應具有的異質人格剝離殆盡，並把理性人的行為特徵等同於整個人類的行為特徵，忽略了不同個體在空間與時間上的認知與情感差異。這樣一來，經濟理論的研究前提就過於缺乏人格基礎，各種複雜的經濟關係也被簡單處理為非人格化的關係，因而新古典理論解釋力的後勁不足也就不足為奇了。若想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只有將經濟學分析重新回歸於個體行為的異質性本質。
「異質行為人」的概念內涵與科學依據
「同質理性人」的假設內涵涉及兩層含義：第一，每個個體在他所處的環境中都能根據自身的利益理智地行動；第二，每個個體都具有完全自利的偏好。相對於此，可將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假定概括為「異質行為人」假定。由於行為經濟學本身尚處於快速發展之中，因而並未形成對「異質行為人」的規範定義，但對照「同質理性人」的兩層含義，「異質行為人」的概念內涵也可粗略概括為兩點：第一，個體是有限理性的，可能無法對外部事件與他人行為形成完全正確的信念，或無法做出與信念相一致的正確選擇，而這將導致不同個體形成異質的外部信念和行動；第二，個體不是完全自利的，可能還具有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會對他人的行為與行為結果進行評估，但不同個體會對他人行為產生異質的價值判斷。這兩個有關行為異質性的假設，看起來還很籠統，但在異質行為分析的道路上已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如何對「異質行為人」進行合理而不失簡約的刻畫，並保證以它為前提的經濟模型在數學上不喪失可解析性，是目前的一個開放性課題。
將個體異質行為納入經濟學的分析體系，意味著在經濟學假定中恢復個體本來具有的豐富人格。雖然前面提到，把行為經濟學等同於「經濟學＋心理學」過於武斷，但心理學卻可為重塑個體的真實人格提供科學依據，從而為規範「異質行為人」的定義提供可能的理論工具。
斯密就已注意到心理學在刻畫個體行為人格特徵方面的作用，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情感與理智的鬥爭產物：雖然行為動機由情緒主導，但人們卻會在理智的驅使下「審視自己的每一步行動」。在對自我控制、過度自信和利他主義的論述中，斯密的許多觀點甚至與當代行為經濟學不謀而合。然而，在隨後的一百多年裡，斯密的後繼者們並未在這條道路上開拓下去。他們認為，純粹的「研究邏輯行為」的經濟學不應把自身的理論立足於「尚未成熟」的其他學科，因此經濟學開始與心理學分道揚鑣，而經濟學中本來隱含的人格異質性命題也從此銷聲匿跡了。
直至20世紀50年代，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和成熟使這種現象得以改觀。認知心理學將人腦看做一個從「感覺」到「反應」的信息認知系統，包括「感覺」的輸入、變換、簡化、加工、存儲和使用的全過程，而「反應」則是該認知過程的最終產物，並以一定的行為表現出來，故而認知的差異性將決定行為的異質性。這樣，心理學就為經濟學考察人類經濟行為的異質性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
行為經濟學不但從心理學中找到了對行為異質性的理論支持，而且還大量借鑑了心理學中的實驗方法。回溯行為經濟學的早期研究，許多重大理論發現都有賴於心理學實驗的結果，由此所形成的實驗經濟學也成為行為經濟學的重要實證基礎。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心理學並不是揭示個體異質行為動機的唯一工具。時至今日，一些超越心理學的理論工具正逐步得到採納，其中包括神經科學、生物學等學科對經濟學的滲透，並通過計算機模擬和人腦掃描等方法來探尋個體異質偏好的原始形成機制。行為經濟學通過這些理論工具，使其前提假定更加符合「人類真實的動機與行為」，而不再拘泥於同質理性的先驗假定。
異質行為分析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毋庸置疑，行為經濟學對個體異質行為的分析，無論對經濟理論的自我發展還是現實應用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啟示。
個體行為的異質性對經濟學研究的理論意義在於，它使主流經濟理論得以在本質上超越自身對真實世界的解釋能力和範圍，並為經濟理論的內省與創新提供更切合實際的邏輯起點。當前主流經濟理論所基於的同質理性假定，是對現實個體的「極端要求」，它只能是現實中極少出現的一種假想狀態，其中所有個體都以相同的方式對外部經濟環境進行反應。行為經濟學則強調，對行為的分析應以行為的真實心理形成機制為基礎，不能以主觀的先驗假定為依據，而個體行為的心理形成機制又是一種個體化過程，不能被他人所替代，所以異質化就成為個體行為的基本特徵之一。這樣，作為極端情形的同質理性就自然被容納為異質行為分析下的一種特例，即如果在經濟分析時不考慮個體行為的異質性，理論就自然退化為以同質理性為基礎的主流新古典理論。這表明，行為經濟學並未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邏輯，而是使後者成為它的特例情形和參照理論。由此筆者以為，近20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並不是區別於主流經濟學的分支學派，而是主流經濟學進行自我質變突破的嘗試。行為經濟學從主流理論中力闢而出，又試圖涵蓋主流理論，它是主流理論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
異質行為分析對我國轉型條件下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和借鑑意義。主要可歸納為兩點：
其一，異質行為假定更適合對我國當前整體經濟行為的深入研究。主流宏觀經濟學對整體經濟行為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考察經濟變量的總量或平均量來進行分析，其暗含前提是不考慮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然而在我國當前的轉型經濟條件下，經濟體制改革浪潮給社會生活帶來的各方面衝擊，使得各社會主體的利益訴求及價值觀念出現多樣化趨勢，由此所形成的異質偏好及其綜合效應很可能對總體經濟結果產生深刻影響，因而傳統宏觀經濟理論可能無法充分解釋當前諸多總量經濟現象，比如消費低迷、過度投資等。而異質行為假定卻恰好為解釋這些「異端」現象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視角。
其二，異質行為假定使得經濟學得以對異質個體的互動與博弈進行研究，這對我國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鑑作用。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關鍵階段，協調經濟社會的利益格局、保證經濟增長的成果惠及所有社會成員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傳統經濟理論假定個體具有同質的偏好和行為能力，因而只要每個個體都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就達到了所有個體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然而現實中，各群體爭取自身利益的能力非常不同，這種異質性導致僅按利益最大化原則無法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結果，必須兼顧公平、正義等社會目標，這在傳統經濟理論體系內是無法承載的。以異質行為假定為基礎的行為經濟學，可以有效涵蓋對各利益群體不同行為能力的分析，並尊重不同利益群體的偏好需求，從而給出能合理協調各方利益、體現社會公正等目標的制度安排建議。（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