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導演為何要拍中國鬼片?

[摘要]董特寧說，他想拍的是一部喜劇，他因此為復仇鬼設計了同伴，「比如會有一隻拉著二胡的長鬍子『嬉皮鬼』，死於『文革』時期，他的故事更有歷史感。」

董特寧對他的中國紀錄片並不滿意：預算有限，他一人身兼導演、劇本、攝影，行程也壓縮到12天內，其中一半時間花在了路上，在每個城市的實際拍攝時間只有1天。 （董特寧供圖/圖）

瑞士導演董特寧（本名多米尼克·奧瑟寧·吉拉德）計劃2015年拍一部中國的鬼片，純商業操作，「找中國的電影公司，面向中國的院線觀眾」。

董特寧曾以驚悚片導演的身份聞名好萊塢。據《好萊塢報導》雜誌的數據，1989年他執導的《月光光心慌慌5》全球淨賺5600萬美元。

想拍鬼故事的董特寧，曾是瑞士的「主旋律」導演，2013年他接受瑞士電視臺的邀請，導演了瑞士電視劇版的《建國大業》——《瑞士》。

2014年，他又接受央視的委託，拍了一部分為十集、每集五分鐘的紀錄短片《中國印象》。這部原本是要拍給瑞士人看的紀錄片，幾經壓縮、刪改，最終在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

2015年3月28日，廣州289藝術園區放映了董特寧導演的《亨利·杜南：十字上的紅》。從3月起，董特寧帶著他的這部電影去了中國的6個城市。一方面，他想讓更多的人看到他的電影，另一個心願，是希望能儘快找到對他的鬼片感興趣的人，儘快找到投資。

「在瑞士，人們對國家英雄並不感興趣」

《亨利·杜南：十字上的紅》被認為是一部很不瑞士的電影，卻創造了瑞士電影的票房奇蹟。

通常，「瑞士本土導演比較擅長細膩的情感故事，比較緩慢、溫柔，主題比較個人化。」董特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除了這類電影，瑞士電影觀眾還愛看紀錄片——2012年瑞士紀錄片《採得百花成蜜後》國內觀影人數過10萬，是狹小的瑞士電影市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

《亨利·杜南：十字上的紅》既非個人化的情感故事，也非紀錄片，但在各電視臺播出至今，觀影人次達到2.5億，拍攝前就有18個國家購買了版權；上映時，這個數字增加到60個。

亨利·杜南是「國際紅十字會之父」，1905年獲得首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一百多年來，他的故事很少被搬上銀幕。

「在瑞士，人們對國家英雄並不感興趣。」董特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國家元首制度為例，與全世界大部分國家不同的是，瑞士總統由7個部長輪流當，每年更替一次。

不過，「瑞士人也從沒把亨利·杜南當作國家英雄。」董特寧甚至覺得，亨利·杜南根本是個失敗的人——他為了紅十字會的創立傾家蕩產，卻被紅會排擠，連名字都沒有出現在紅十字會創始人名單裡，此後40年的人生幾乎被世人遺忘。

董特寧此前看過唯一一部關於亨利·杜南的電影是瑞士與法國1948年合拍的《從人到人類》。他覺得這部電影的紀實拍法很枯燥，「觀眾不想在電影院看到失敗者，他們想在影院裡看到浪漫、恐怖、英雄」。

拍攝亨利·杜南，董特寧的思路與前人完全不同。

影片中，兩個年輕貌美的女人同時愛著亨利·杜南：醫生的女兒塞西爾不顧家人反對到戰場協助杜南救護傷兵，杜南的嫂子不顧丈夫的醋意，幫杜南勸說法國接受紅十字會的設想。這兩個女人都是董特寧虛構的。

虛構隨處可見：亨利·杜南在與塞西爾親熱時忽然想到，可以用血水在床單上畫出紅十字，由於交戰雙方都信仰基督教，這個標誌可以成為運送傷員時的保護符。

虛構是為了強化影片的戲劇衝突，紅十字會也理解他的做法，許多觀眾卻信以為真，這一情節甚至一度被收入維基百科「紅十字會」詞條。影片首映後，亨利·杜南基金會不得不提出抗議，列舉了影片中的32處「史實錯誤」。

「我們一直強調這部電影是虛構的，片名叫做《十字上的紅》，而不是紅十字。」董特寧解釋二者之間的微妙差別，實際上，他既想扯上紅十字會這面大旗，又不想拍一部嚴格遵照史實的紀錄片。

《亨利·杜南：十字上的紅》成本500萬美元，由瑞士電視臺、法國電視二臺等4家廣播電視公司聯合出品。因為這部電影，瑞士電視臺找到董特寧執導歷史劇《瑞士》，這部4集電視連續劇講述了6個瑞士關鍵歷史人物的故事和瑞士的民族國家發展史。該劇在瑞士四大電視臺和法國、德國的兩家電視臺播出，據《瑞士時報》報導，該劇在瑞士法語電視臺收視率超過30%。

《瑞士》播出時一刀未剪。瑞士電視臺的大股東瑞士政府並沒有影視劇審查權，即便是有權審查的出品方和製作人，審查的主要內容也限於拜金、性愛和暴力情節，對政府的批評並不在審查之列。

董特寧2007年在瑞士拍攝電視劇《贓款》，取材於1985年瑞士政府、警察局和銀行串通毒販的洗錢案，電視從審批拍攝到播出沒有受到任何限制，但是收視慘澹。「瑞士人不禁止你批評政府，但是他們對這個不感興趣。」董特寧分析。

計劃很宏大，最後出來個小玩意兒

董特寧真正拍攝過的紀錄片是《中國印象》。

2014年，董特寧在中國偶遇自己的同胞奧利弗·格蘭金。奧利弗因為在央視五套節目國際版《城市之間》擔任裁判而聞名中國，他當時還做著另一項工作——為成都電視臺定製一部關於瑞士的紀錄片。

奧利弗看準了火熱的中國紀錄片市場。中國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2012年意外走紅，紀錄片也因此升溫。據CSM（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統計，截至2012年底，央視紀錄片頻道的觀眾規模達到6.6億人。紀錄片產業受到鼓舞，據《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2012年央視自製紀錄片僅60-80小時，委託製作和購買播映權的紀錄片多達700小時，中央和省級製作單位的紀錄片年總產量更是高達3000小時。

奧利弗的紀錄片啟發了董特寧，他決定拍一部介紹中國的紀錄片，給瑞士的觀眾看，「就像BBC做的那樣」。2001年至今，BBC拍攝了《美麗中國》《西藏一年》等大約15部中國題材的紀錄片，不僅吸引了西方觀眾，也引發了中國觀眾的討論：「中國紀錄片怎麼讓外國人拍火了？」

董特寧最欣賞的中國導演是張藝謀，但張藝謀拍攝的中國宣傳片，讓董特寧覺得頭暈，「什麼都往裡放，大雜燴」，董特寧認為他自己的優勢是懂得歐洲觀眾的需求，「一次只講一件事」。

董特寧最初的腳本有25集，每集一個故事。去和瑞士電視臺談，被否決了。原因出在預算上。「在西方，中國題材紀錄片的市場很小，BBC的《美麗中國》是十年出一部的大製作。」瑞士電視臺不願冒險，只肯給董特寧很少的錢，建議他在北京完成全部拍攝，製作一組「輕盈短小」的作品。

董特寧只好把腳本縮減到11集。開拍一周前，瑞士電視臺仍然表示預算太高。好在奧利弗又為董特寧拉來了中國投資者——隸屬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五洲傳播中心，委託方則是中央電視臺。

看完11集的腳本，五洲傳播中心又砍掉一集：關於中國垃圾回收的故事，「他們覺得拍出來太難看。」董特寧說。

董特寧感興趣的是中國普通人那些不同尋常的故事。比如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作為中國典型的婚戀市場，單身青年的年齡、學歷、職業和收入信息被列印在A4紙上，父母們則像逛集市一樣貨比三家，討價還價。董特寧驚奇不已，「瑞士的父母可不為子女找對象操心。」而那些讓他敬而遠之的小蟲子，董特寧發現，竟然成了中國人的食物、寵物乃至於賭物。

董特寧在中國拍攝的6人團隊中有兩位來自五洲傳播中心，他們聲稱不幹涉拍攝內容，只提供後勤保障。但他們時常「關心」拍攝。在成都，董特寧對當地人打麻將大感興趣又很驚訝：居民的大筆收入都被砸在牌館裡。但「麻將桌上的錢不能拍」，董特寧只能捨棄相關鏡頭。不能拍的還有鬥蟋蟀、街頭乞丐以及四處亂竄的電動摩託車。

預算有限，董特寧一人身兼導演、劇本、攝影等職務，行程也壓縮到12天內，其中一半時間花在了路上，在每個城市的實際拍攝時間只有1天。連故宮都只在紅牆外面拍了個遠景，因為「進故宮拍攝的場地費太貴了」。

2014年5月底，10部「成本很低」的《中國印象》在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瑞士電視臺2014年6月初也播出了這組紀錄片，由於播出時段只有3分鐘，每集比中國版縮減了2分鐘。

「我的計劃很宏大，卻做出些小玩意兒。」董特寧對自己的《中國印象》顯然不滿意。某種程度上，它就像他的朋友奧利弗出品的瑞士紀錄片：一個年輕的成都女孩來到瑞士日內瓦，購買手錶、巧克力，欣賞湖光山色。「這哪是瑞士紀錄片，就是一支瑞士旅遊廣告片。」董特寧調侃。

不許拍鬼，可以拍夢中幻覺中的鬼、疑神疑鬼

現在，董特寧滿腦子想的是他的鬼片。

在中國住了一年多，他越來越發現，「中國人與『鬼』關係親密」。2015年清明節前夕，董特寧去湖北赤壁的小山村採風，看到農民在墓地裡放鞭炮，震驚了。

人們還蹲在地上給死者燒各種東西，包括紙糊的房子、手機，甚至還有歐萊雅（L『oreal）的洗髮水，只不過，商標被錯拼成了「L』oeal」，董特寧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又想：「可能是故意的，防止死者被追究盜版」。

瑞士人董特寧開始相信，鬼大概是真實存在的，「不然崑曲《牡丹亭》裡杜麗娘死後怎麼能和柳夢梅談戀愛？」他認為這個中國鬼故事肯定有現實中的原型。

董特寧在好萊塢混跡13年，平均每年拍一部電影，大部分是驚悚片。但他從沒在這些驚悚片裡拍過鬼。

他看過布拉德·皮特2013年主演的《殭屍世界大戰》，這部電影和風行的美劇《行屍走肉》一樣，都屬於好萊塢熱門的鬼片類型——喪屍片。董特寧覺得很無聊，「它們（喪屍）只是殺人機器，不講道理，吸血鬼就好多了，它們有不安的靈魂。」

拍一部中國鬼片的想法是受2014年上映的《朝內81號》啟發。董特寧認為這部中國的驚悚電影「不會講故事」，但它仍獲得了1億元人民幣的投資。

如何讓自己的鬼片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批，他認為《朝內81號》就是很好的示範：「雖然中國大陸電影號稱不許拍鬼，但是可以拍夢中的鬼、幻覺中的鬼，以及疑神疑鬼。」

2014年12月董特寧住在上海的一家酒店，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時他遇到了鬼，「一個50歲左右的中國瘦男人，躲在房間角落哀嚎」。

董特寧由此構想了初步的劇本：一個人被殺害在上海的公寓裡變成鬼，它能夠附著在牛奶上移動，以此開始曲折的復仇之旅。

「比起在瑞士，『鬼』在中國要活潑得多。鬼跟人一樣，是有靈魂的，鬼片除了恐怖，更應該拍出喜感。」董特寧說，他想拍的是一部喜劇，他因此為復仇鬼設計了同伴，「比如會有一隻拉著二胡的長鬍子『嬉皮鬼』，死於『文革』時期，他的故事更有歷史感。」

(熊若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