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讀完六七十部民國日記之後，筆者認為：《竺可楨日記》在民國日記領域中空前絕後，具有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簡略地說，《竺可楨日記》的重要地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竺可楨一生皆處於教育界與科學界的領導地位，故所交往的對象皆是現代史上著名顯赫的人物，如國共雙方的政治領袖、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大量自然科學與人文領域的精英人物。在此稍舉數例，以窺一斑。
適接蔣院長寓來電，知其將﹝來﹞校。未十分鐘車即至校門外，由文理學院入時，喬年、守耕適在會議室開章則修改委員會，乃邀渠等與曉滄均作招待，隨從來者約七八人，布雷亦陪同而至。先至校長辦公室，餘即談及擴充校舍須將火藥庫即軍械局之地﹝納入﹞，蔣先生即允可無問題。其次談及經費，餘謂臨時費非於一二年中大加擴充，則校舍無從建築，渠以本年無辦法，俟諸下年度。次即出至文理學院教室、圖書館、物理室視察一周，藉可知屋宇之零落，渠即謂確非加新建築不可。餘請向學生演講，渠以無時間，俟下次再說。學生本已在大禮堂坐定，聞不講相率蜂擁而出，時適餘陪其參觀圖書館，幸黃雲山將學生排成隊伍站立於文理學院外，故秩序尚佳。蔣偕布雷至外一觀隊伍後即別。（《竺可楨日記》1936年10月15日）
這是竺可楨接任浙大校長之後不久，蔣介石即來浙大視察以示重視。在這次會面中，竺可楨要求擴充校舍，蔣介石巡視「文理學院教室、圖書館、物理室視察一周」，親見「屋宇之零落」，他自己也強調「確非加新建築不可」。竺可楨要求增加辦學經費，蔣答應下年度開始撥款。由於學生聞訊已在大禮堂內集合坐定，竺可楨邀蔣作演講，但後者匆忙間沒有準備，只答應「下次再說」。這條記載可以表明蔣介石本人對他故鄉浙大的某種偏愛。
至中四路103號官邸，應蔣總裁之邀中膳。到評議員二十六七人，由陳布雷及蔣夫人招待，未幾蔣先生亦來。即在去年招待評議員之房間，形式亦相若，惟蔣先生神採奕奕，精神較去年尤佳。屋之四周雖落炸彈甚多，但屋中陳設與去年無多大變化，因彈均在牆外也。蔣詢每人各數語，蔣夫人頗以無女評議員為恨。（《竺可楨日記》1941年3月15日）
蔣介石比較注重禮待或籠絡學術界的精英，曾多次接見中央研究院的評議員。竺可楨這次見到的「蔣先生神採奕奕，精神較去年尤佳」。雖然「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但身處抗戰尚未取勝大局中的蔣介石為什麼看上去特別「神採奕奕」呢？原來中國軍民剛剛度過了抵抗日寇最為險峻的1940年，1941年日寇已逐漸顯示頹勢。（可參閱拙文《抗戰前的預測與抗戰中的預言》〔二〕〔三〕，分別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9月25日、11月20日）這條記載還透露了「蔣夫人頗以無女評議員為恨」，比較罕見。宋美齡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提出她個人的觀點，不為無因，但縱觀當日之中國：建築學家林徽因，史學家陳衡哲，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或是其他傑出的中國女性同胞，究竟誰合適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的評議員？這或許有待學術界的探討研究。
1949年江山易幟後，竺可楨的學術才華受到中共領袖高度器重，並委以中科院副院長之重任：
六點餘即出發赴中南海懷仁堂，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餘之座位為548號，與江問漁、俞慶棠二人為隔鄰。首由周恩來副主席報告。此次應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平638人，實到635人，不能到者十人，其中有楊傑在香港被人暗殺，徐向前、顏惠慶因病不能到，薩鎮冰、榮德生年老不能到。次推朱德主席，請毛主席澤東致開幕詞（十八分鐘）。繼續演講者有各團體代表劉少奇（14?）、宋慶齡（12?）、何香凝（15?）、張瀾（11?）、高崗（18?）、陳毅（5?）、黃炎培（11?）、李立三（16?）、新疆代表賽福鼎（16?連翻譯）、張治中（11?）、程潛（9?）、華僑代表八十四老人司徒美堂（13?連翻譯），散會已十一點。乘車至寓十一點半。當劉少奇演講時天忽雨雹，何香凝講時雷聲隆隆。（《竺可楨日記》1949年9月21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首先是中共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及各民主黨派代表悉數到場，竺可楨鄰座的江問漁與黃炎培長期精誠合作，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顏惠慶是北洋政府及國民黨政府中的資深外交家，薩鎮冰是晚清至民國海軍界碩果僅存的元老，榮德生則是企業界的著名代表。連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都千裡迢迢自海外歸國參加此次盛會。有趣的是，竺可楨作為傑出的氣象學家，聽取領導人演講時也不忘氣象變化：「劉少奇演講時天忽雨雹，何香凝講時雷聲隆隆」，真是活龍活現，情景交融。
三點乘車至中南海懷仁堂。今日有三個機構參加會議，一為少數民族，二為自然科學代表大會，三為第一屆衛生會議代表（四百多人），故座為之滿。首由李維漢致詞，次朱總司令簡單演說。未幾毛主席來，少數民族代表回、藏、蒙等獻旗，西北少年參觀團獻花。梁叔五代表科代，顏福慶代表衛生會議向毛主席致敬。五點半即散。（《竺可楨日記》1950年8月20）
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剛取得政權，萬象更新，群情振奮，故各界群眾代表紛紛向毛澤東獻花獻旗，頌揚之聲不絕。唯有一身傲骨的梁漱溟孤調別彈，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1950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看見當時無黨派人士聯名向毛主席獻旗，旗上寫著『我們永遠跟著你走！』我那時心裡想：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來的。」（《敬答一切愛護我的朋友，我將這樣地參加批孔運動》，載《梁漱溟全集》卷七，第320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或許當日中國也只有梁漱溟敢於這樣表達。二十多年前，作為北大傑出青年教師，梁漱溟經常去拜訪住在地安門豆腐池胡同的同事楊昌濟，替梁開門的就是青年毛澤東——楊昌濟未來的女婿。加上後來抗戰時期梁漱溟曾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縱論國事，相談甚歡，故建國初期毛澤東對梁漱溟這位兩代故交也相當尊重，主動邀請他參加中央政府的工作（《也談我的思想問題》，載《梁漱溟全集》卷七，第119頁）。
七點半偕孟和、三強乘車至北京飯店，毛主席邀請晚膳，並慶祝人民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到各國大全及三十幾種兄弟民族代表。與石志仁、孫越崎、吳覺農、沈思蘭〔沈體蘭〕、曾昭掄、黃季寬、陳叔通、錢乙藜、丁巽甫、胡愈之等諸人談。九點半回。（《竺可楨日記》1950年9月30日）
檢閱大會準時於十一點開幕。鳴炮二十一響後，由聶榮臻為司令，檢閱海陸空軍後，報告人數。朱德總司令致簡單開會辭後，空軍領隊，於11：40開始檢閱。空軍後繼以海軍、陸軍，共約18,000人，約一小時檢閱方畢。軍容極盛，繼之以炮兵、坦克、機械化部隊及馬兵，有白馬、黃馬、黑馬部隊，如是四十分鐘。至一點廿分，繼以軍樂隊及工會、農民、公教人員及市民，均六七十人一隊。估計一小〔時〕可走二十萬人，照估計三點半可完。但有若干市民因欲一覘毛主席風度，至天安門牌樓下佇立不走，有時至十分、二十分鐘，故耽擱時間。最後則文工團，此節最為精彩，有高麗、蒙古、新疆舞及上萬人之腰鼓，至四點廿分散。（《竺可楨日記》1950年10月1日）
晚六點半偕孟和、三強夫婦、允敏去懷仁堂，參加除夕京劇晚會。七點半開始，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均到場。只二場，一為京劇研究院之《龍潭駱鮑》系唐代駱宏勳大鬧嘉興府後事，起餘千之張雲溪武藝不錯，博得掌聲不少。次為梅劇團《金山寺》（帶《斷橋》），梅蘭芳起白蛇，梅葆玖青蛇，姜妙香許仙，王少亭法海，蕭長華小沙彌。至十一點散。梅蘭芳去年開政協時年歲56，今年57歲，但在戲臺上猶如妙齡，惟面部稍現皺紋，動作稍硬而慢耳。（《竺可楨日記》1950年12月31日）
中共領導人日理萬機之餘，也有與民同樂的雅興，觀賞京戲，出演者皆是一流名家，梅蘭芳、姜妙香、蕭長華、張雲溪等人。
晚偕允敏、孟和至北京飯店，參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五周革命成功紀念。毛主席、宋慶齡、周恩來、劉少奇等均到會晚膳慶祝，席間甚為熱鬧。餘與李範一、陳援庵同桌，並遇陸志韋夫婦、鄭振鐸、丁巽甫等。膳後九點回，未及看影戲《「新匈牙利」機器源源而來》。（《竺可楨日記》1950年4月4日）
六點三刻去中南海人民政府六次會議，毛主席為主席，周恩來報告《中蘇條約》，林彪報告中南工作情況，鄧小平報告西南工作情況。十二點回。（《竺可楨日記》1950年4月11日）
中膳後，二點半偕陶孟和、錢三強、楊克強乘車，由午門進口。至天安門城樓看五一勞動節遊行檢閱。三點毛澤東主席及周恩來、朱德等到後即鳴炮檢閱，時已微雨，自此時起雨漸大，至四五點傾盆大雨。檢閱部隊至四點約三萬人，繼之以各機關團體之人員，到五點後為各大學學生與教職員，時雨已停，六點三刻並有陽光。陣容〈已〉〔以〕學校學生為較佳，尤以師範大學及附中之腰鼓。清華、燕京亦好，聞葉企孫與陸志韋亦隨到。到七點半天將黑，餘與侯德榜同下城樓，擬乘侯德榜之車回，但其車停在天安門之南，警察以不準走。直至檢閱完畢，時已八點一刻，回家八點半。（《竺可楨日記》1950年5月1日）
六點偕孟和、三強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團拜新年，共卅二桌，每桌約十人。毛主席坐第一桌，劉少奇第二桌，朱總司令第三桌。餘同劉少奇同桌，有李德全、蔡暢、柳亞子、邵力子、李書誠、蔡廷鍇、羅瑞卿、司徒美堂。司徒年已八十五，為座中年最高者，但精神矍鑠，據云十四歲至美國，留美七十年，去年始回國雲。（《竺可楨日記》1951年1月1日）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可說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竺可楨等科學家經常可以與中共領袖開會聚首，元旦團拜，傾聽國事報告，並一起吃飯看戲。
中共領袖在開國初期高度禮遇以竺可楨等人為代表的科學家，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這一點周恩來曾直言不諱地談及，據竺可楨記載：
六點半偕正之、子競等乘車赴中南海春藕齋（居仁堂對面），應新政協會籌備會周恩來、吳玉章、李維漢三先生之約晚膳。膳後周恩來詢各人對此次科學會議之意見；謂人民政府起自農村，對於農村較有把握，而對於工業建設頗有茫然之感。（《竺可楨日記》1949年7月29日）
中共領袖在開國初期具有海納百川的宏大胸襟，這一點在儒將出身的陳毅元帥身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下午謝季驊來，錢臨照偕來。知季驊於昨由南京至丹陽，與陳毅同來。據陳毅雲，共產黨待敵黨將盡力寬大，適之、孟真、詠霓均無避去之需要。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並蓄。並曾提餘名，謂當電杭州市長譚震林至浙大訪餘云云。（《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30日）
當年胡適、傅斯年雖然是堅定的反共學者，但為了體現學術公正，盡力把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卻在甲骨文、金文領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郭沫若評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表達了一種衡量院士的取捨標準首先取決於其人的學術水準，而不以政治上的左右傾向去抹殺他人學術成就的態度。1948年，國民黨政府在戰場上已走向全面潰敗，隸屬於該政權的中央研究院以胡適、傅斯年為首的反共學者，尚且還具有如此的學術雅量，作為開國元帥的陳毅將軍自然會認為：勝利者更應該顯示寬廣的胸襟，共產黨政權應該寬容地對待胡適、傅斯年以及學者出身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翁文灝，這些人無需驚慌地遠走高飛。
第二，《竺可楨日記》不僅字數篇幅之廣為第一，而且內容豐富，巨細皆記，大到與國共領袖及學界各類精英之詳細交往，其中涉及許多重量級的人物，如享譽國際的一流學者陳寅恪、趙元任，新儒家大師馬一浮、熊十力，教育界人士蔡元培、胡適，科學界人士李四光、茅以升、吳有訓、蘇步青、錢學森；小到觀察天文氣象及動植物生長活動之微，充分體現了一位科學家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對於常人忽視的細微事物保持一種嚴謹的探索精神。現舉數例如下。
中午回。見屋後院內慄子樹下竹簍內有二小百舌鳥，出世僅二三星期，羽毛未豐。其母鳥則銜蚯蚓欲哺之，但無處可停足，小鳥張口待哺，狀甚可憐。餘詢寧兒，知系房東僕人老劉所捕者。餘告於房東傅夢秋，囑歸二小鳥於其巢，由老劉領至其處，乃在一大梨樹下。據老劉雲，在樹下日來曾見二小鳥墜於地，餘驗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動。老劉恐在巢之二小鳥亦將投於外，故特拾於竹籠中。餘驗落地之二小鳥與在窠之百舌小鳥顏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於造巢，巢低僅離地七八尺，可見其中決不能四鳥。而此巢之上約三丈高據頂有一雀窠，適亦哺小鳥，因悟《詩經》中「惟雀有巢，惟鳩居之」言。近日布穀在附近晚叫鳴甚頻，料必生蛋於雀巢，其蛋先出，將小喜雀擠而墜毀地。因將竹籠掛於百舌巢邊，同時將未死之小喜雀置於百舌巢中，試看其後果如何。（《竺可楨日記》1941年5月14日）
竺可楨先見到竹簍內有兩隻小百舌鳥，想放歸其巢；後知大梨樹下曾有二隻小喜鵲墜地，一死一傷；經觀察得知，一巢不能有四個鳥，而且顏色以及品種不同；復經仔細觀察勘驗，方知大樹上有高低兩個巢，百舌鳥的巢較低，小喜鵲的巢較高；最後得出結論，布穀鳥近期在附近活動頻繁，「料必生蛋於雀巢，其蛋先出，將小喜雀擠而墜毀地」。自《詩經·召南·鵲巢》揭示「鳩佔鵲巢」這個現象之後，兩千多年來，大概很少有一位科學家能如此親力親為詳盡地觀察、描繪、解釋這個「鳩佔鵲巢」的過程。這就是一種時時處處「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
晚試驗雞蛋直立在臺上，玻璃片上加handkerchief手帕，以雞蛋大頭向下，不一分鐘即成。次去掉毛巾以生雞蛋大頭朝下，直立於glass plate上，經八分鐘亦成功，人在房中走動亦不倒，但呼吸在蛋上立倒。最後以雞蛋之小頭向下，試七分鐘未成即停止。（《竺可楨日記》1945年5月24日）
傳統有「春分立蛋」之說，後人對此有一種解釋：春分這一天，太陽直射在赤道上，地球引力會發生變化，雞蛋所受到的重力會隨著引力的變化而變化，因此雞蛋容易站立起來。這僅是解釋之一，另外，還有幾種更複雜的解釋。但是竺可楨的試驗表明「春分立蛋」之說並不正確，實際上只要操作方法恰當，其他的時節日子雞蛋也能立起來。
三點蔡邦華來，談半小時。餘洗澡。浴畢見後面屋上有公雞、母雞各一，在瓦上亂跑。阿牛以為我家之雞，乃將其趕來家中。其公雞在瓦上亂走，往別家，母雞飛入院中。前日失去一黑母雞，今日來一黃母雞，不知何家物，當還之。又俗傳雞走屋頂要遭回祿，姑志之，以佔是否靈驗。（《竺可楨日記》1939年12月17日）
所謂「回祿」，是古代傳說中的火神，引申為火災。雞飛上屋頂預兆火災發生，這當然是一種民間傳說，或許也可視作一種迷信。但科學家必須要有「於不疑處有疑」的精神，竺可楨作為一個有心人，在他的日記中也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雞飛屋頂的事情，以待事後驗證。
初起見地上霜白如雪，但房中溫度並不低也。至七點半左右忽大霧迷漫，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霧來極驟，亦奇事也。七點以前空氣靜止，至但能見度甚佳，並不料數分鐘內即有迷天之大霧也。至九點霧已散盡矣。（《竺可楨日記》1936年12月26日）
昨見西方之光芒，乃係黃道光無疑。在溫帶中惟春、秋分見之，但近熱帶則每晨晚晴明無月光均可見。作橢圓形，於日出前見東方，日沒後見西方，地平上約佔三四十度，高可達六十度，系空中疏稀之點反映日光雲。（《竺可楨日記》1944年7月11日）
這兩段文字皆是對天文氣象的記載。第一段描繪的先是「霜白如雪」，後卻是「大霧迷（彌）漫」，乃至「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這種現象不常見，故稱「奇事」。第二段的是天空中出現一種「橢圓形」的光芒，「於日出前見東方，日沒後見西方」。這當然也是不常見到的現象。古人通常會把這兩種現象稱為天文異象，並且往往將之與人間災禍祥異掛起鉤來。這種「天人感應」的觀點盛行不衰，直至近現代，在許許多多晚清民國日記中都會頻頻出現這樣的觀點。
竺可楨是科學家，他對天文異象必然會進行科學的解釋。他在「大霧迷漫」之前，見到「煙囪所出之煙循一定之層次而走，知其上有逆溫層」。有時候，在「逆溫層」的籠罩下，近地層的空氣、煙塵及各種氣體有利於雲霧的形成。這就推測出「逆溫層」與「大霧迷漫」之間或許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其次，他把天空中出現一種「橢圓形」的光芒解釋為「黃道光」。按照現代科學的研究： 「黃道光因行星際塵埃對太陽光的散射而在黃道面上形成的銀白色光錐，一般呈三角形，大致與黃道面對稱並朝太陽方向增強。」 這種「黃道光」並不常見，只有在某些季節處在地球某種緯度的人們方能看到——這樣一來，傳統認為非常神秘的天文異象，就能得到合理的闡釋。
第三，《竺可楨日記》除戰亂中遺失不計外，現存日記自1936年至1974年將近四十年連續不斷。其中科技史、抗戰史的史料極為豐富，尤為重要的是1948年、1949年這兩年的日記。這是天翻地覆的年代，戰火四起，硝煙瀰漫，國共兩黨的軍隊正在進行生死存亡的大決戰。江山即將易主，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究竟何去何從？「良禽擇木而棲」，大概每個人都在深思，根據以往自身與國共兩黨親疏利害淵源關係紛紛作出無可迴避的重大選擇。筆者以《竺可楨日記》為中心，初步把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群體在當時歷史十字路口所作的選擇概括為八大流派。
第一種是南下避難派：
晨六點半起。上午熊十力來談。渠定二十六日去廣東,因以時〔局〕不定,故南遷也。餘告以萬一時局緊急,此時米糧由校中通盤籌發。但時局如何,只可聽天由命而已。（《竺可楨日記》1948年11月24日）
此時正在浙大任職的佛學名家熊十力決定南下廣東，避開即將迫近的戰火。同居杭州的夏承燾教授聽說「十力翁之去杭，由受上海一門生危詞慫恿，恐共產黨來時幹涉其思想」（《天風閣學詞日記》1948年11月27日），故匆匆離杭南下。歷史學家陳寅恪也是南下避難派中重要的一員。
第二種是北上歸共派：
十二點別家玉、剛復、穎川。至高安路十四號晤叔永夫婦,知叔永在設法乘輪赴港轉往美國,因其子女三人都、蘇、安均在美國也。據衡哲雲,陶孟和頗贊成共產〔黨〕,近來大發議論,於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雲。（《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1日）
陶孟和是留英博士，曾任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先後當選過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及首屆院士，與胡適、朱家驊等人曾經來往密切。但1948年至1949年之際，陶孟和的政治態度公開發生了重大轉變，當竺可楨在上海拜訪化學家任鴻雋時，任的夫人陳衡哲教授告知竺可楨：「陶孟和頗贊成共產〔黨〕,近來大發議論」，並在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被解放前三日北上投奔共產黨新政府。陳衡哲的消息絕對可靠，一個星期後竺可楨與物理學家吳有訓相遇時得到進一步證實：
四點至福開森路395號北平研究院晤吳正之。渠謂孟和雲,北〔平〕有人派人約李仲揆歸國,以為研究院系蔡先生之事業,應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雲。（《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8日）
身居上海的吳有訓對世態變化尤其是未來科學界究竟「誰主沉浮」十分關切，因此他了解到從陶孟和那裡傳來的消息與主張，北京共產黨政府已派人邀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歸國，或許遊說時的許諾是：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開創的事業，改朝換代後應由李四光、陶孟和出面執掌大權。
第三種是隨蔣赴臺派：
張曉峰來商渠去就問題,據云王東原來,曾與渠談,勸渠離杭,謂必要時可以飛機相接。餘勸渠不必如此驚動。為校著想,渠去系一巨大損失;為渠個人著想,則或以離去為是,因若干學生對渠不甚了解也。餘勸其乘車去滬,不往寧波,因滬上友人甚多,可從長商酌也。（《竺可楨日記》1949年4月24日）
浙大教授、地理學家張其昀是蔣介石政權的堅定追隨者，早在抗戰時期蔣即對張有不淺的知遇之恩。據顧頡剛記載：「張其昀有政治野心，依仗總裁及陳布雷之力，得三十萬金辦《思想與時代》刊物於貴陽，又壟斷《大公報》社論。賓四、賀麟、蔭麟均為其羽翼。」（《顧頡剛日記》第四卷第602頁，1941年11月9日，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有錢好辦事，四十初度的張其昀在當時已擁有堅實的思想學術及媒體宣傳的陣地，以致可以吸引歷史學家錢穆、張蔭麟，哲學家賀麟等一批才俊為其刊物撰稿，這讓大名鼎鼎的顧頡剛歆羨不已，較之顧氏本人四處籌款、頻遭冷遇的境地確有天壤之別。
張其昀是竺可楨的早期學生，在1949年這個時刻，張其昀來找他的老師商討他個人今後的去留。竺可楨勸他不必過分慌亂。張其昀當時擔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長，併兼文學院院長，因此他離去赴臺，對浙大無疑是一大損失；但考慮到張其昀以往與蔣政權交往過深，不可能得到左翼學生的諒解，故離去也未嘗不可。
第四種是飛赴海外派：
晨七點起。八點至霞飛路白賽仲路口上海銀行分行晤適之，談半小時。適之患Angina Pectoris Thrombosis心絞痛血栓形成已歷年所，在美國時曾進醫院，其病與李仲揆、陶孟和、趙九章均相類。孟和得其婿邱錦淇用Hormone激素醫療有效， 故適之與九章均請邱療治(住177愛棠路)(所用Hormone名Oreton，Shearing Co.美國出品，及Padodin)。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議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臺灣一轉。（《竺可楨日記》1949年2月15日）北京是有三千多年歷史的故都，保存了許多巍峨壯麗的建築，如帝王宮殿、皇家園林、宗教廟觀等，紫禁城尤其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現存最大宮殿。如果這些建築精華毀於國共兩軍長時間拉鋸戰的炮火中，豈非可惜？況且這座都城內外還集聚著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許多著名大學，內中還居住著不少學術名家、碩學通儒。胡適聲名鵲起於此城，譽望漸隆於此城，門庭漸廣於此城，享譽中外於此城，他的內心深處自然對這座城市懷著揮之不去的眷念，所以他說「北平解放未始非福」。顯然，這只是一句竺可楨的轉述語，按胡適當時的政治立場，胡適本人是否會用「解放」兩字還值得玩味探討。
第五種是對蔣政權深感失望、留居大陸派：
餘聞一軍官談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戰,目前共軍得勢已無可挽回。將〔來〕共軍必分為三派,即毛、朱及林自相爭奪。又一軍人談在瀋陽如何脫走情形,從不聞有同仇敵愾之意氣,亦無憤恨復仇之心理,所謂軍無鬥志也。……十二點半車到西站,餘與維明自窗口跳出。出站時因軍警要上海身份證,頗有刁難。餘打電話與陳君衡,再與警交涉始得出。乘三輪車至嶽陽路,遇陳君衡。餘即打電話與謝覺予,知範緒箕、來虔等四人已於今午向中央銀行提到六十三億赴杭。餘乃〈將〉〔從〕中央研究院送姚維明赴北站，囑告允敏餘決不去臺灣或廣州。（《竺可楨日記》1949年4月30日）
這一天是竺可楨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決定的關鍵之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的火車上聽到國民黨某軍官對時局的分析，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連一點點翻盤的機會都不可能存在，因為軍隊全無鬥志。竺可楨請姚維明回杭州時轉告他夫人允敏「餘決不去臺灣或廣州」。
中午時得孟真自臺北電,囑赴臺大。餘將函復辭謝。因餘十四年長浙大,若欲重執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溫習、靜讀不可也。（《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17日）
晨接杭立武自廣州電,雲:「請與上海醫學院朱院長接洽,乘機飛穗,已為兄辦護照,並聞。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19日）
竺可楨辭謝傅斯年赴臺之邀，並且也決定不南下廣州，這一切均源於他對蔣政權於抗戰勝利後如山崩地塌般迅速腐敗深感失望。竺可楨對此有精闢的評論，以下會引述這一點。
第六種是靜居大陸、聽天由命派；第七種是得到新政權的暗示或承諾、安居大陸派；第八種是移居香港派。八種流派在此先露一鱗半爪，詳情將在筆者另一長文《江山易主：1948-1949年知識分子的八種選擇與十種際遇》中作全景式展示及深入剖析。該文將以《竺可楨日記》為中心，再結合其他數十種日記等資料寫成。
1948年至1949年這兩年，有名望的學者及教授紛紛奔波，選擇今後的歸宿，而在校受教的學生往往如驚弓之鳥，也開始四處走避：
晨七點起。今日較熱。各種謠言盛傳，有謂浙大將搬家，有謂中大已解散，而學生、教員中有不安於心者。下午梅儀慈來，知梅太太(李今英)已於昨日去滬，購定輪票挈梅儀慈、儀昭、儀芝三女及本修回廣州。餘詢儀慈功課將如何辦法?告以其母親已事先有結束。足知其早有準備也。學生中亦紛紛搖動。臺灣二女生早已回臺。今日又有電機二年級生蔡彰華回臺，來告辭。湖南學生亦紛紛告假。（《竺可楨日記》1948年12月2日）
梅光迪教授的太太李今英擬帶三位女兒回廣州，另有學生早已遠走高飛回臺灣，湖南籍的學生也紛紛請假回老家。但是既然謂之逃難，途中必然會產生悲劇：「近來逃難之紛亂，釀成許多慘劇。滬甬間江亞輪〈二〉〔三〕號載了四千人，出吳淞口爆炸，死了大半。昨報載中航機飛臺灣和重慶飛滬的，統出了事，死傷四十四人之多。籲可哀也。今日黃羽儀太太也著了急，把寧而、阿彭、阿愷統帶滬，乘輪去廣州，因黃尊生曾來信勸往廣州也。」（《竺可楨日記》1948年12月7日）
時至1949年初期，國民黨政府敗局已定，竺可楨從曾任邵元衝的秘書許師慎等人那裡得知以下一系列消息：
雲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及委員多在京滬，不願赴廣州;立法院則半數在京滬，一部去廣州;行政院長官則大部去廣州，而代理總統李德鄰則又主行政院回京辦公，可稱四分五裂矣。（《竺可楨日記》1949年2月6日）
上午路季訥來，知其家於年底已遷上海龍華廠。廠中住一連兵，常與連長閒談，知其為河南人，畢業於成都軍校。謂坦白的說，謂一旦有戰事，無一兵一卒願至前線。有兵病倒兩日，醫生來診亦不給藥，死後不給棺葬，由廠中代籌棺木。又謂湯恩伯在滬曾要求七千條金子為代價，可以撤兵之說。 目前買賣貨物，價值較大者均值百抽一為保安捐，真所謂「苛政猛於虎」矣。（《竺可楨日記》1949年3月23日）
國民黨政府至此充分暴露群龍無首，四分五裂。蔣介石名義上下野，代總統李宗仁雖然上臺收拾殘局，卻又指揮不動殘存的蔣氏嫡系部隊。傳聞湯恩伯不願讓李宗仁的桂系部隊進入南京、上海、杭州三地接防（《竺可楨日記》1949年1月30日）。最糟糕的是軍隊毫無鬥志。
戰場上共產黨的大軍攻勢如潮，勢如破竹，國民黨的軍隊節節敗退，有時甚至聞風而主動撤退：
近日局勢驟形緊，因昨共軍入蕪湖，前日取江陰。政府昨下令緊急疏散，重要人員即已飛滬、粵，故上午即有流氓搶劫巨宅財物及米店、布店。但入晚共產軍即已入城，故晚九點之中央無線電臺雖播音之女音尚是一人，而全系共產黨方面之消息矣。（《竺可楨日記》1949年4月23日）
這說明國共雙方軍政勢力撤退及接管之間的銜接並不緊密，中間往往有一段城市管理真空期，這段真空期內容易發生流氓棍痞乘亂打劫之事。因此，地方上知名人士依據以往的歷史經驗，自覺組織「維持會」，以便維護社會基本秩序，安定人心，以免在政權真空期內引起更大的失控及混亂。杭州士紳未雨綢繆，在這方面似乎做得較好：
九點半至省黨部內省參議會開浙江省和平促進委員會。此會由省參議發起，包括省參議會正副會長，農會、工會、報界、律師界、教育會、婦女界、漁業、商會等八團體及所謂社會賢達而成。到了張毅夫、呂公望、餘紹宋、邵裴子、方豪、周仰松、鮑律師、林秘書等。通過組織規程，推定五人為常務委員(餘紹宋、呂公望、張毅夫、鮑及餘五人)，餘即回。（《竺可楨日記》1949年1月21日）
三點三刻至市參議會參加杭州市各界維護地方協會籌備會。市參議會張佐時主席，餘到時已開會。餘越園(紹宋)正在報告省參議會發起之和平促進會。呂公望對於維護地方協會之任務(依草案規定為維護地方秩序等四項)認為不妥。參議會鍾伯庸、高維巍則贊成維持原來名稱。張子廉供獻對於青紅幫組織之意見。主席要餘發言，餘述教育界所能做之事。金潤泉亦發表意見。結果推定常務委員餘紹宋、張衡等十一人，即散會。（《竺可楨日記》1949年1月31日）
二點半偕王季午至民生路考銓處晤王訥言，據云銓敘部田炯錦及部屬一百餘人將赴桂，因待車留杭，均留考銓處雲。三點至市參議會，參加杭州維護二次會議，到張佐時、餘越園、呂公望、徐士達、高維巍、程心錦等。決定更名為「杭州各界人民和平呼籲會」。（《竺可楨日記》1949年2月10日）
北平和平解放，南京被共產黨軍隊攻入，杭州士紳自動組織維持城市安全的「和平呼籲會」。那麼，上海這座大城市如何應對這個政權真空期呢？傳聞:
茅唐臣之被任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蔣曾召至寓所談話，勸其就任。蔣上樓後，陳良謂唐臣雲:「吾輩勢在必去，須有人如公者出而維持。」可知其為交代地步雲。孟聞自謂其名在黑名單上，已不敢回科學社，但仍四出交遊探消息。餘勸其不必過問政治。（《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9日）
茅以升是著名的橋梁專家，造橋固然是行家，但如何維護社會秩序，保證大城市水電煤如何照常運行以及如何應對「真空期」內的突發事件，這些事情，件件皆需老練的行政管理能力和豐富的政治閱歷，並非一位橋梁專家所擅長的。
晨閱報知顏惠慶、李思浩諸人已出來組織上海救護會,聯合紅十字、純卍字等機構。此乃蔣已離滬之表示,因渠前曾阻止此項機構之成立也。（《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1日）
顏惠慶（1877-1950）是著名外交家，192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1926年又以內閣總理身份攝行總統職權。李思浩（1882-1968）早期出任過北洋政府財政總長、中國銀行總裁，以後各個時期的政治風雲、漩渦中皆能涉險而過，雖名聲不大，卻是飽經滄桑的政壇老斫輪。顏、李兩位皆見多識廣，在上海解放之前的「真空期」，由他倆出面組織各種機構來維持社會秩序，確是得其人選。
抗戰勝利後僅僅三年，蔣介石政府即興衰沉浮迅速敗亡，令旁觀者感慨不已。1949年5月26日，「解放軍由吳淞、江灣開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這期間，竺可楨與科學界的同人討論了政局的變化：
二點至科學社……談及政局，農山與餘意相合，以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廿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攬、放縱貪汙，卒致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餘謂唐明皇開元、天寶二個時〔期〕截然不同。有一楊國忠已足以僨事，何況如楊國忠者尚不止一人乎？（《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6日）
吳正之來談，謂上海科學學術團體定於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學社集會，討論如何參加其他團體之活動雲。正之詢餘意見，餘謂民十六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汙，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科學對於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7日）
這裡，竺可楨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敗作了深刻的總結，並表達了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在未來執政時的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
至此可以概括一下：《竺可楨日記》為1948-1949年這兩年特殊的歷史場景及芸芸眾生無意間畫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圖》那樣恢宏的歷史長卷。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幅炮火紛飛籠罩之下的戰亂流離圖，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種各樣的人物在這股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流中沉浮飄移，給後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許許多多難得、鮮活的史料。（誠摯感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王世平副總編、伍慧玲編輯對本文配圖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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