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輿論變異和公允討論
□張敬偉
中央「四風」整治和「八項規定」後，公務員話題的輿論發酵呈現出別樣意味。馬年春節之後，有些公務員慨嘆過了「裸年」，他們在欣慰各類應酬減少的「清淨」同時，也對各種補貼和福利的消失覺得「寒酸」。有些人表現消極還有怨氣，也有公務員抱怨工資不如民工，甚至有的省公務員考試報名也較往年減少……各路媒體也扎堆跟進，眾說紛紜。
湖南冷水江市發工資網站「洩密」。人們發現，該市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幾乎全在2001元到4000元區間，絕大多數不足3000元。這改變了人們對公務員高工資的常識性想像。但人們詫異之後，不免追問：難道沒有其他的灰色收入？
公務員慨嘆「職業圍城」的艱難，旁觀者批評公務員群體矯情，媒體則對公務員待遇生態莫衷一是，凸顯中國社會階層利益和訴求的多元。在社會轉型和利益博弈糾葛期，大眾輿論對公務員話題的持續關注，凸顯人們對收入分配不公的焦慮，及對權利均衡的期冀。就此而言，圍繞公務員話題的多元表達甚至輿論變異，都有其正面意義。
但這種正面意義有限。無論是認可或同情公務員收入的輿論聲音，還是對公務員待遇和心態持批評的媒體，其信息源往往來自少數人的經歷，他們所曝光的公務員待遇信息，以及所呈現出來的生存狀態和境遇，未必具有普遍性。
現實中國的階層分化和社會治理，凝聚起高度統一的社會共識很難。但不管是導向性輿論還是市場化媒體，以及網絡生態的「自媒體」，還是應在理性公允的平臺上，講道理擺事實，以彌合社會歧見，凝聚社會正能量。
作為社會治理的承擔者，公務員的職業進退機制，有嚴格的法制規定（公務員法）和考錄程序（逢進必考），該群體應屬於社會精英範疇。其工資待遇略高一些無可厚非，這在法治國家屬於通例。由於政情的特殊性，中國公務員並不同於西方的文官制度，他們除了維繫政府運轉和承擔社會服務職能，還擔負著一定的執政（黨）責任。因而，中國的公務員隊伍，責任更為重大，約束機制也更為嚴苛，除了國法還有黨紀，更有道德責任（公僕）。
但是，在一些地方，嚴苛的黨紀國法並未落實到位，公務員的道德責任也淪為空言。公務員的公共職能，變成了庸俗的官場，貪腐現象的蔓延，權力尋租的存在，灰色利益的畸生，官僚作風的盛行……此類官場怪現狀，和西方國家純粹的文官制度相比，我們的公務員制度和職業屬性反而讓人羞赧。
這是輿論對公務員群體反感挑刺的主因。不過，中央「四風」整治和「八項規定」，效果良好。公務員慨嘆的「裸年」，就是中央治理消除公務員不當利益外掛的結果。極少數公務員的怨艾，以及一部分要辭職的公務員聲音，並不能代表整個公務員群體。
誠然，面對社會轉型陣痛和公眾的權利焦慮，置於輿論漩渦的公務員群體不必怨天尤人，而且，作為社會中堅，公務員理應擔當更多的社會責任，付出更艱辛的努力，以彌合階層矛盾，化解歧見，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