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襲兩千英裡,營救百名人質:恩德培行動背後的秘密

恐怖的災難並非以色列獨有；它是一個愈演愈烈的全球性危機，所有國家必須堅決面對的一個危機。它就像一種致命的疾病————會傳染、會擴散————而且妥協和讓步也不能打敗它。屈服於恐怖主義分子的要求只會招致更多、更過分的要求。在對付恐怖主義的過程中，領導者記住這點將是相當明智的：

當一把手槍對準你的腦袋時，你不是談判者，而是人質

。

然而，這一忠告聽起來簡單，它對領導者而言卻是最艱難的考驗之一。堅持這樣的立場需要願意做出危險而艱難的抉擇。它不可避免地要去冒風險。現代歷史可以告訴我們無數有關這些時刻的故事，勇敢的男男女女代表他們領導下的人民做出看似不可能的決定。在這些故事之中，也許下面這個最清晰地展現了信念和複雜現實之間的爭鬥，這就是以色列國防軍在一個叫做

恩德培

（Entebee）的地方發起的解救人質行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我走進總理辦公室參加政府的每周內閣例會，會議由伊扎克·拉賓主持。兩年前，拉賓和我為誰將領導政府一爭高下。拉賓獲勝之後，他邀請我擔任以色列國防部部長。

西蒙·佩雷斯（左）和拉賓（右）

助理很快走近我，遞給我一張折起來的便條，上面的字跡潦草得令人眩暈，預示著便條的內容和他的腳步聲一樣緊急。

「

從本-古裡安機場飛往巴黎————奧利（Orly）、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一三九號航班被劫持了。

」便條上寫道，「飛機仍在空中飛行，它的目的地未知。」

在接下來的數小時之內，劫機事件的細節漸漸豐富起來。我們得知，在雅典登上飛機的恐怖分子是以暴力而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成員，而且他們已經控制了這架載有將近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飛機，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以色列乘客和十二名來自法國的機組成員。

被劫持的法航班機（編號F-BVGG），攝於1980年

凌晨四時，我們確認，飛機已經在烏幹達的恩德培國際機場降落。機場位於烏幹達首都二十英裡開外的維多利亞湖的岸邊，距離當時我們所在的地方超過兩千英裡。

這一改變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一九七三年戰爭之後，拉賓和我努力擴充我們的軍隊，使其適應現代化的需求，並且為可以延伸其觸角做準備————有能力打擊遠超我們眼前地平線上的目標。但是，

沒有國家或是軍隊曾經面臨涉及面如此之廣的挑戰

。它需要我們在上千英裡之外發起一場軍事行動，我們的對手是武裝的恐怖分子，或許還有烏幹達的軍隊，而所有這些都是在我們獲得的情報並不是最理想的情況下，而且時間緊急。我們大多數的高層軍事領導似乎感到，軍事救援行動根本不可能。

「如果我們屈服於恐怖分子的要求、釋放恐怖分子，」我在一周後舉行的、氣氛熱烈的政府會議上如是表示，「每個人都會理解我們，但沒有人會尊敬我們。」而不管結局如何殘酷，反之亦然：「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展開解救人質的軍事行動，有可能沒人會理解我們——但每個人都會尊敬我們。

」

「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想像，並且審視任何一個看似瘋狂的想法，」我對聚在一起討論的人們強調，「我希望聽聽你們的計劃。」 

「我們沒有計劃。」一個人答道。 

「那我想聽聽你們還沒有的計劃。」我回答道。 

到會議結束，團隊中出現了三個可能方案。 

第一個是庫蒂·亞當提出的。如果能說服劫機犯飛向以色列——讓他們相信，一旦到達以色列，他們可以用人質交換罪犯，我們可以發起一場類似對薩貝納航班發起的偷襲。 

無可否認，這是一個極富創意的想法，但它假定我們手中握有砝碼，而其實我們並不擁有。恐怖分子肯定不會無緣無故選擇恩德培——不僅因為它相去以色列的距離，而且因為他們擁有烏幹達總統伊迪·阿明（Idi Amin）的支持。 

第二個辦法是古爾本人提出的。他認為救援行動必須在恩德培進行。古爾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以色列傘兵將通過維多利亞湖悄悄潛入恩德培機場，然後向劫機者發起突然襲擊，並留在原地保護人質。 

這一計劃切實可行，因為以色列國防軍更有能力去上演這樣的場景。但它缺乏的主要是一個撤離計劃。一旦人質獲救，沒有辦法帶他們撤離。如果烏幹達軍隊出面幹預，它有可能派出一支大到足以制服我們的、最精銳的突擊隊的力量。 

而第三個辦法是迄今為止想像力最為豐富的一個方案。以色列空軍指揮官班尼·佩萊德（Benny Peled）少將提議，以色列先佔領烏幹達——或者至少恩德培機場。這樣，以色列的傘兵就可以暫時佔領城市、機場和海灣，之後再襲擊、擊斃劫機者。接管了這一地區之後，空軍的大力神軍事運輸機可以降落在恩德培機場、把人質帶回家。 

表面上，這一計劃看似荒謬可笑。古爾將其描述為「不現實，只是一個幻想」，其他人也同意古爾的論斷。但在這三個計劃之中，它卻是最令我感興趣的。我的感覺是，除了它的規模和野心，佩萊德的計劃沒有什麼是無法辦到的。不像古爾自己的計劃，這個計劃還包括了一個撤離人質的策略。不像庫蒂的計劃，它不會要求我們操縱恐怖分子違背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去行事。實際上，當會議結束時，佩萊德的計劃是唯一一個還未被我駁回的計劃。

攝於1994年的恩德培國際機場舊航站樓，以及停在它前面的C-130運輸機。注意1976年所留下的彈孔還清晰可見。

在我們剛得知法航的班機已經在烏幹達降落時，我的一個保鏢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他曾當過伊迪·阿明的助手，所以和後者很熟。 

「只要他可以，他會把這事一直拖下去的，」他這樣評論阿明，「他喜歡人們的關注。」 

周三凌晨，當我睜眼躺在床上的時候，我不停想著他說的話。如果我的保鏢說得沒錯，這意味著儘管出於非常不同的原因，阿明和我有著同樣的目標：延遲這場危機結束的時間。那天早上我返回國防部，更加確信阿明有可能會要求恐怖分子推遲他們的最後期限。與此同時，我召集了幾個曾在烏幹達服役、了解阿明的國防部軍官。這一刻茅塞頓開。 

軍官們告訴我，阿明非常依賴那些和他親近的人的判斷，而且他喜歡公眾的關注，非常希望能在國際舞臺上和其他國家元首平起平坐。他甚至想像，有朝一日他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告訴我，阿明不喜歡捲入外國人的戰爭，因此烏幹達軍隊不太可能會大批出現在恩德培。他們還告訴我，他們認為，這位獨裁者不會主動殺死人質。

清晨，拉賓安排了一個部長級會議。會議開始前，我把古爾拉到一邊，討論我們剛剛收到的情報。四十八名非以色列籍的人質有一些已經抵達巴黎，並且提供了極為關鍵的細節。比如，我們證實，人質被關押在兩個航站樓中的一個——被我們稱為老航站樓的那個。看守人質的除了恐怖分子，還有烏幹達士兵，而且人質已經不關押在飛機上了。我們還得到了航站樓布局的詳細信息。對我來說，這些已經足夠為救援行動做準備了。儘管我是國防部部長，我知道為了說服拉賓，我還需要其他部長的支持，尤其是古爾，他是個關鍵人物，沒有他，軍事行動就不會有實現的途徑。在我說服他之前，試圖說服其他內閣成員沒有多少意義。但是古爾並不是一個容易勸服的人。 

在聽完我給他的最新情報後，古爾說：「作為陸海空參謀長，我不能提出這個營救人質的計劃。」聽完這話，我明白或多或少我又得單打獨鬥了。

 

部長級委員會會議在一片沉悶、壓力巨大的氛圍中開始。最後的期限迫在眉睫，緊張氣氛不可避免。

 部長哈伊姆·扎多克（Haim Zadok）告訴大家，人質家屬堅持讓我們和劫機者開始談判，並且期望我們竭盡所能來解救他們的親人。 

「問題並不僅僅是人質家屬的訴求，」我接連著兩天這樣重複，「有一點應該明確，和恐怖分子談判、讓以色列屈服，會在未來打開一個更大的恐怖缺口。」 

「誰說這會打開一個更大的恐怖缺口？」拉賓反問。 

「是我這麼說的。」 

「我要你說清楚，並且進一步詳細說明。」他回答說。 

「直到如今，美國人還沒有向恐怖屈服，因為以色列人樹立了一個絕不屈服的世界標準，」我解釋道，「如果我們屈服了，不止一個國家，整個世界都會同意，我們將招來更多類似的劫機事件。」 

「這就是目前的情況，」拉賓說，「在這一時刻，不做決定本身就是一個決定。」

 這樣的辯論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拉賓再次幹預說：「我希望澄清一點：我們沒有時間迴避。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願意和劫機者談判？我要求你們這些政府官員不要逃避回答這一問題。」 

部長以色列·加利利（Yisrael Galili）回應說，他認為政府應該立即開始談判，包括「願意釋放那些被關押的犯人」。拉賓支持他的建議，他注意到以前我們也做過類似的交易，為什麼在這一情況下這樣的交易反而不能接受？他不願意捲入這一問題的辯論。 

「先例不是問題，」我說，「問題在於未來，人民的未來以及以色列飛機和航空的未來。除了那些被劫持人質的命運，我們應該關注這裡人們的命運，關注這個國家會發生什麼，還有對劫機和恐怖的重視程度。」 

拉賓並未為這番話所動，因為我仍然缺乏令人滿意的備選方案。「我希望知道是否有任何人反對，」他說，「而且我不想在這件事上有任何誤解。我提議，我們不要討論如何談判，但政府可以授權團隊繼續嘗試解救人質，包括交換以色列的犯人。」 

當拉賓問有誰支持這一提議，桌子周圍每個人都舉起了手，包括我自己。因為拿不出清晰的軍事行動計劃，我眼下最需要的東西就是更多的時間。

 

爾後，得到了短暫的喘息：劫機者將最後期限延後了三天。阿明即將啟程去模里西斯，參加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一個會議，而劫機者們答應在他返回之前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一下子，我們有了幾天的時間，而不是幾小時。

 

那天下午，「幻想協商會」再次開會，而且這是第一次讓人感到，一個切實可行的營救計劃正在逐步形成。庫蒂·亞當和丹·舒姆龍已經草擬了一份行動方案，包括在恩德培機場降落飛機，然後控制機場。他們詳細描述了行動計劃。這一行動將在黑暗的掩護下展開，前後不會超出一個小時。第一架飛機將在晚間十一點著陸，緊隨一架英國航機，以便能躲避雷達的探測。從飛機肚子裡將會鑽出兩輛汽車，直接駛入老航站樓，卸下一隊突擊隊員。這些人將除掉劫機者、救出人質。十分鐘內，我們的另外一架大力神飛機也會著陸，裡面會再出現兩輛汽車。那裡面的突擊隊員將朝「新航站樓」進發並控制它，一同被控制的還包括跑道和燃料庫。一旦行動完成，兩架以色列飛機將降落撤離人質。 

我們討論了每一種可能的結局，我們可以想到的每個變數、每個可能出錯的地方。我們可以發動這一軍事行動最近的日子是周六晚間，儘管對計劃的可行性仍然存有一些問題，軍官們至少同意，我們有了時間做準備。

回到辦公室，我被新情報輪番轟炸，這些情報都是我不在時收到的。我們已經派出了總參謀部偵察營一個名叫阿米拉姆·列文（Amiram Levin）的軍官前往巴黎，協助法國情報官員一同問詢非以色列籍的人質。其中一名人質、一位老先生走近列文說：「我知道你們需要的東西。」 

他告訴列文，他曾是法國軍隊的一名上校，因此在他被關押在恩德培機場時，他知道自己該留意些什麼。他畫了一張所謂老航站樓的草圖，並簡要描述了那裡的布局，人質就被關押在那兒。從他口中，我們得知，一共有十三名恐怖分子和大約六名烏幹達士兵。他告訴我們，人質被關在航站樓的主大廳，但飛機上的法國機組成員被羈押在女士洗手間。飛機並沒有停靠在附近。他說，老航站樓有一面用空柳條箱壘成的牆，劫機者警告說，裡面布滿炸彈。不過從外面看不到電線，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它們會被引爆。這是很豐富的信息。因為法國人的慷慨之舉，以色列的安全再一次得到了加強。 

恩德培國際機場的舊航站樓，攝於2008年

除了此人的報告，我們還收到了另一份來自摩薩德的情報。幾天前，我們批准了一項飛行任務，派出一架飛機去拍攝恩德培。任務很成功，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高質量的機場照片。我們還從摩薩德頭領伊扎克·霍非（Yitzhak Hof i）處得到確認，肯亞已經同意讓我們用他們的空軍基地作中途停留。古爾和我在他的辦公室見面討論了這些新的情況。須臾之間，他的懷疑消失了。他準備支持這一計劃。 

有了古爾的支持，我立即讓所有的事情開動。古爾馬上利用這些新情報去和「幻想協商會」的其他成員落實行動計劃，與此同時，我則去向拉賓簡要匯報情況。 

我走進總理的辦公室。「在這個時刻，」我說，「從個人而非官方立場而言，我確信，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真正的軍事行動計劃。」我向拉賓描述了這一計劃，以及正在忙活計劃的那些人中的一些疑慮。我告訴拉賓整個經過，從圍繞著計劃召開的數次會議、人們提出的疑慮、解決了的以及仍然存在的疑慮。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當我把「幻想協商會」所有成員召集到我的辦公室，古爾宣布他們已經準備好向總理匯報這一計劃了。「跟我說說細節吧。」我要求道。 

儘管我還不知道拉賓的決定，我知道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我們獲準前行的那一刻起就做好準備。作為國防部部長，我有權派遣以色列國防軍到以色列境內的任何地方而無需總理的批准。因此，與其等待總理的答案，我命令大力神軍用飛機次日就離開特拉維夫到西奈半島的沙姆沙伊赫待命。我知道那裡是執行這一任務的最好出發點——而且，如果我們得到了拉賓的許可，我們沒有時間可浪費。 

這一計劃現在脈絡清晰。從沙姆沙伊赫，我們的軍隊將在雷達探測不到的區域飛越衣索比亞領空，沿商用航班的飛行路線接近烏幹達。由約尼·內塔尼亞胡帶領的突擊隊將在老航站樓襲擊恐怖分子並保護人質安全。其他的飛機則每隔幾分鐘飛來一架，運送突擊隊員。他們中的一些人負責控制新的航站樓、跑道和加油站，另外一些人的任務則是摧毀停靠在附近的蘇聯製造的戰鬥機。另一隊人馬將在高速公路上設置路障，阻止增援部隊及時到達機場。 

一旦獲救，人質們將被帶上其中一架大力神飛機，飛往奈洛比加油。其他的飛機則緊跟其後去肯亞，然後再一起飛回以色列。這一行動已經精確計劃到每一分鐘，突擊隊員也已經開始演練這些動作，並晝夜不停地排除各種情況。他們像祖輩父輩研究猶太法典一樣，研究機場的地圖。然而，這一行動還是有成百上千個變數需要考慮，有無數種出錯的可能。 

隨著我們討論的繼續，一桌子的人中有人提出了一個富有創意的想法：他跟我們一樣，知道阿明眼下並不在國內，他提出我們把一名突擊隊員偽裝成阿明的樣子，然後造成一種假象：仿佛烏幹達總統在他的總統車隊護送下已經來到機場。守衛老航站樓的烏幹達士兵在黑暗中也許會被矇騙住，至少也足以製造片刻的驚愕。古爾和我非常喜歡這個想法，於是立即下令搜尋跟阿明的座駕同款的轎車——一輛黑色的梅賽德斯。僅在前一晚，古爾還因為我幻想著詹姆斯·邦德式的任務而抨擊我。而現在，他顯然已經變了一個人。 

行動中使用的黑色奔馳轎車

我給拉賓送去一張便條，和他分享了這一有趣的新進展。「伊扎克，最後一次更新計劃——一輛插著旗子的梅賽德斯牌大奔，而不是機場的車輛將從飛機裡跑出來——伊迪·阿明從模里西斯回國了。」 

「我不知道這是否可行，」我補充說，「但這很有趣。」 

拉賓總體上傾向接受我們的計劃，但尚未承諾什麼。「我對這一行動仍然不太確定，」他說，「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質。我們也未曾有過如此有限的軍事情報。這是我所知道的最冒險的行動。」他繼續就計劃的細節向古爾發問。「我同意所有的準備工作都進行下去，但是，我提議我們仍把這事當作是正在進行的談判的一個附屬行動，」他說，「如果我能使他們釋放婦女和兒童，那將會改變整個局勢。」他決定在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在飛機需要起飛前往恩德培之前，召開一個特別的政府會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我們才會得到他的最後的首肯。

曙光微明，我召集了「幻想協商會」的成員到我的辦公室，我命令他們再次審核一遍行動的細節。「你有什麼要報告的嗎？」我問古爾。他告訴我測試環節已經按計劃進行，大約需要五十五分鐘才能達到地面。他說，他們在全以色列也沒能找到一輛黑色的梅賽德斯牌轎車，但是他讓我放心，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一輛同型號的白色轎車，並已經做主把它漆成了黑色。 

在聚會結束之時，古爾充滿信心地宣布：「沒有什麼理由不去執行這一行動了，成功的機率很大。」 

那天下午，拉賓召開了一個內閣特別會議，向眾人描述了已經出現的新情況。「到今天為止，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軍事行動。」在描述行動的概況時，他解釋說。他說完，我開始向大家講話。 

「一個撕裂人心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應該以這些無辜、手無寸鐵的公民的生命為代價，來拯救這個國家的將來？如果我們屈服，我們就會招來更多類似的行為，」我說道，「世界各國也許會理解我們的方式，但是他們會在心裡嘲笑我們。」 

接下來，古爾一步步地介紹了這一計劃的細節，以及他的結論。正如他看到的那樣，這次行動是經過精心計算、校準的，是他預計會成功的一次行動。他當然也注意到可能出現的傷亡，但他說，這些風險「在其他任何營救平民的行動中」都是存在的。 

西蒙·佩雷斯和拉賓一起歡迎人質回家

「如果飛機無法加油的話，我們最多能飛多遠？」一位部長問道。 

「他們可能飛不回來。」古爾回答說。 

「那裡的天氣狀況如何？」另一位部長問道。 

「有風險。」古爾承認。 

「如果我們發現他們連夜轉移了人質怎麼辦？」第三個部長又問。

 「那這一行動將會是完全、徹底的失敗。」拉賓說。 

然而，這些就是眼下的情況。這將是以色列國防軍短暫歷史上首次在中東以外的地方執行的使命，僅這點而言就是史無前例的。除此之外，加上情況的複雜以及一些未知的變數，我承認，它是「以色列國防軍前所未有的軍事行動」。但是，這就是需要付出的代價。 

在漫長的討論結束後，拉賓說出了最後這番話。 

「我支持這一行動，」他首次大聲宣布說，「我不是理想化，正相反，我知道我們為了什麼才這麼做……政府在有可能出現大規模傷亡的情況下決定是否發起這樣的行動的時候，必須了解這點，」他說，呼應了古爾的評估，「儘管如此，我要求政府批准這一行動，但我此時的心情並不輕鬆愉悅。」 

眾人一致通過了這一決定。恩德培行動勢在必行。

以上選摘自以色列前總統西蒙·佩雷斯自傳《大夢無疆：勇氣、想像和現代以色列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