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籠屋」到90平米的「千呎豪宅」,香港人為什麼住得那麼擠?

【環球時報駐香港特約記者 黃博寧】「樓價高企，房屋供不應求，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用大篇幅提到住房擁擠的問題。為解決住房難題，香港上下集思廣益，並準備多管齊下：特區政府憲報13日刊登《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徵收『房屋空置稅』」;民建聯11日促請港府積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公屋;此外，還有正在實施的將原本計劃用於私營房屋的土地改作興建公營房屋;修改住宅預售制度，防止地產商「擠牙膏」式賣房;成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加快推進各個項目等。一些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香港人士表示，儘管面臨各種挑戰，但解決這一香港深層次矛盾已經是刻不容緩。

從「籠屋」到「千呎豪宅」

從公屋到居屋，從洋房到「劏房」，從「籠屋」到「棺材房」，香港的住房種類繁多，也體現著社會的貧富懸殊。走在香港街頭，可以在房屋中介公司的櫥窗上看到花花綠綠的租售廣告，在房屋面積一欄通常都寫「多少呎」。「呎」本為英尺舊稱，1呎約為0.3米，但在香港，人們習慣在指房屋面積時用呎代替「平方呎」，這時1呎就是約為0.09 平方米。2017年11月27日，特區政府統計處相關報告首次披露香港人均居所面積為161呎，約14.5平方米。這一數據低於內地城鎮及新加坡，後兩地人均居住面積分別為381及323呎。

《環球時報》記者在香港生活期間，連找房子帶採訪和去朋友家做客，進過上百戶人家。記者曾走訪過一棟公屋，一層有三四十戶人家，感覺有點像走進福建的土樓。公屋是港府為基層提供的租房，約有30.7%的香港人租住，租金非常便宜，每月1000至3000港元不等。據了解，申請公屋要經過嚴格審批，對收入、資產都有要求，超過就要多交租金或讓出。目前香港是「一屋難求」，超過15萬個家庭和單身長者正輪候公屋，平均輪候時間超過5.3年。據了解，單身人士居住的公屋一套約10平方米。如果是三居室至多不會超過50平方米，有的僅30多平方米。記者的一位朋友婚後和先生、公婆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屋。因為這幾年添了兩個孩子，公屋一下子顯得很擁擠。現在她和先生聯名申請的公屋還沒有排上號。

居屋是港督麥理浩在上世紀70年代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當時政府以市價的60%至70%，將40到80平方米的房子以200萬到300萬港元的價格賣出。現在約15.2%的港人住在居屋中。居屋社區超市、健身設備、中小學一應俱全。居屋如果出售，必須補齊地價，所以業主大多不賣，而是偷偷把居屋租出去。據一位房屋租賃中介介紹，九龍半島黃大仙區的一套兩居室居屋月租金1.2萬港元，而香港剛入職的文員或助理月收入也就是這麼多。居屋的條件略微好於公屋，一層可能8到10戶左右。

在香港，公屋以「邨」命名，居屋以「苑」命名，剩下的都是私人樓宇。私樓分成唐樓和洋樓。唐樓大多比較舊，樓齡有40年以上，沒有電梯，沒有保安，有的底層是商鋪。位於鰂魚湧的5座舊唐樓連在一起呈U形，因做過電影《變形金剛》取景地而小有名氣。5座樓一共有2243套房子，如果按一套住4到6人計算，居住人口可以超過1萬人。《環球時報》記者曾陪朋友在香港租房子，記得中介最開始問「唐樓介不介意」，她當時還覺得就算一層住的人多點也沒什麼，可是等真正看到破舊的樓道和牆壁，以及房子的結構，她就放棄了。有的唐樓還被房東改成「劏房」——把一套分成幾個套間租出去，每間7到10平方米左右。在紅磡，稍微好一點的劏房月租金至少要7000港元。

在香港，能住比較新或是保養程度比較好的洋樓，大多是中產人士。更高級的小區一般都要出地鐵後再換專線巴士或小巴才能到達。高級洋樓多在山上或海邊，小區很安靜，入住密度低。高級小區裡有香港少見的「千呎豪宅」，其實面積也只是90多平方米，但月租金可以達到8萬港元。

「政治鬥爭的延伸」

近兩年，常有香港政商界人士體驗普通港人的住房難。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幾年前在參觀名為「局住」的展覽會時，試坐模擬的「棺材房」，她的感受是「這真是香港作為富裕城市的一大諷刺」。「棺材房」通常只有兩平方米大小，下面放張床，其他生活用品都放在格子裡或掛牆上。比「棺材房」還要差的是「籠屋」，一個不大的空間還要分成上中下鋪，鋪和鋪之間用全封閉的鐵絲網隔開，像籠子一樣。2016年，香港富商田北辰參加真人秀節目《窮富翁大作戰》，體驗時薪25港元的清潔工如何生存，如何住在15呎的籠屋中。他同樣感慨，「香港怎麼變成了這樣子」。

曾任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香港1100平方公裡的土地內，約40%為郊野公園。根據香港現行法律，這些土地不能用於居住房屋的開發。此外，香港也還有一些空置的土地，包括閒置的農地以及棕地(新界從事工業活動的農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化之後，政府並沒有及時收回這些農地，它們部分被地產商收購，部分在鄉紳及村民手裡閒著，還有一些當廢棄工廠用。如果收回或開發，需要漫長的談判程序和法律手續。既得利益者不願意分享蛋糕，土地問題就橫在這裡阻礙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劉佩瓊表示，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遇到的社會阻力又遠小於現在的港府。上世紀70年代至回歸前，香港建了大量的公屋和居屋，當時每年的供應量約4萬套，至今香港約45%的人居住在這兩種房屋中。此外，開發商和港府合作，對沙田、大浦、荃灣等原來的工業區進行開發，在上世紀80年代興建了大量私人房屋。

為改善香港人的住房條件，1997年10月，董建華在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長遠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興建8.5萬套住宅，作為長遠的建屋目標。回顧這段歷史，劉佩瓊說，香港當時房價已漲到每平方米6萬港元左右，特首董建華提出「八萬五計劃」，希望以十年的時間解決高房價問題，但政策一推出就遭到大量有產階級以及開發商的反對。當時又趕上金融危機，樓價下跌60%至70%，很多剛貸款買房的人變成了負資產，於是這一政策很快被叫停。2003年之後，香港公屋和居屋的建設幾乎停止，市民只好買私樓。但香港每年新樓供應量僅1萬多套，遠遠不能滿足新一代希望獨立門戶的需求。由於供不應求，房價也是一再飆升，現在每平方米均價差不多15萬港元，而剛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月薪在1萬到2萬港元之間，無論如何努力也看不到希望。

《環球時報》記者一位準備置業的朋友看中的樓盤共有三期，每期300多套房子。其中4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售價也在800萬港元以上。一位從事金融行業的朋友收入不錯，她看上的是一套1300萬港元、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計劃是首付一半，然後每月月供約3萬港元。

劉佩瓊說，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是測量師出身，提出過開發新界東北的計劃。可梁振英一上臺就遇到「反國民教育」運動。新界東北的總體規劃並不順利，遭到有產權業主的反對，激進環保組織也以「破壞生態」為由反對。林鄭月娥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希望以填海的方式，繞開「徵地」這一難題，但仍然被大地產商支持的反對派以「環保」之名反對。她認為，在解決住房難的問題上，特首的困境也是香港政治鬥爭的延伸。除了既有利益群體之外，香港現有法律體系偏向土地擁有者的利益。所以，一旦政府徵地出現問題，法律官司打起來，時間會拖得很長。

模式、視野和心態

在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員王春新看來，香港現有的房地產模式既不是美國的偏重於自由市場原則的利伯維爾場經濟模式，也不是新加坡以政府為主的模式。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香港的模式，看似市場主導，實際上是政府失職和市場失靈結合在一起，才淪為現在的情況。王春新說：「這好比我們要抓一條蛇，非常簡單，就是要抓頭和尾，抓到以後蛇就動不了。現在我們的調控卻是在抓蛇身，根本就抓不住，還會被反咬一口。頭是土地供應，在歐美是純粹市場經濟供應，如果樓市價格上漲，人人都可以買土地蓋房子。尾是控制資產價格的膨脹，最重要的是對房地產的增值增稅。香港頭和尾都沒做，在這樣的情況下，對香港的樓市發展、經濟增長、民生問題有相當大影響。」他認為，現在那麼多人反對填海，就是因為解決房屋的方案和土地開發是分開進行的，如果將房屋和土地捆綁在一起，這個問題就有辦法解決。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副總監周文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土地及房屋之短缺和價格之高，已影響到香港百業運作和市民日常生活。要解決香港的這一深層次矛盾，必先從土地及房屋的供應開始，而且刻不容緩。而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責任不只是在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立法會也有很大的責任，這些方面香港市民應該公平看待。周文港說：「非常可笑的是，有關環保團體一直表示反對或拒絕出席相關土地開發的諮詢會。還有一些持本土孤島主義心態的人認為，土地和房屋無需增加，只需要攔截外地人、包括專才來港的人數，即可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這種欠缺理性的聲音，對解決香港住房問題沒有任何幫助。」作為一位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者，周文港建議大家要以解決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困難為主要目標，不應以狹隘的視野和自私自利的心態抗拒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