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教材「歧視同性戀」起訴教育部後，中山大學女生秋白（化名）正陷入一個又一個漩渦。
近日，秋白在個人微信號發表了名為《那些愛與自由》的文章，直言所在學院的輔導員未經自己同意，向她父母透露了同性戀身份，令其「身陷囹圄而不得解」。
8月31日，秋白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從被輔導員告訴父母性取向的一周後，她應父母要求去廣州看了醫生，做了很多檢查，「從內分泌到心理治療都有」。
她與父母的溝通至今進展甚微。她表示，父母日日失眠，哀求她能否改變。她的父母仍然堅持，同性戀是不正常的，應該是心理或生理有些毛病。而這一觀點，正是存 於秋白所看到的多本教材裡，與國際上的主流觀點相悖。
某天晚上，爸爸告訴秋白：「今晚你媽連夜開車送貨，就因為擔心你的事，在高速路上差點出事」。
對於以上種種，秋白在《那些愛與自由》中表達了愧疚與無奈：「一個月前甚至數月前，我數次想親口告訴父母性取向，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我比誰都渴望他們了解一個真實的我，世界上最親近的父母卻對我最大的秘密一無所知，這不是很可笑麼。」
她在文中回憶父母開著小貨車送她上學的場景、父母對她能組建家庭的期望，「我又何嘗不想與父母過著快樂的生活呢？如果性取向有得選擇，為什麼我要選擇一條充滿荊棘的路，而不是那條符合主流期待的康莊大道？」
對於輔導員擅自透露性取向的說法，中山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丘國新近日表示，大學的體制是服務人、管理人，與家長溝通是學校的工作，也是人之常情，此事需要換一個角度去看待，現在被過度放大了。
「我有女兒在念大學，我很關心女兒在學校的情況。（如果）你的子女在大學，你要不要和學校溝通了解一點孩子的情況？」丘國新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大學生也是父母的孩子，不要忽略父母的權利。
對於輔導員是否有讓秋白停止起訴教育部，丘國新表示不掌握這一情況，建議詢問當事輔導員。澎湃新聞記者隨後致電兩名輔導員，他們均以「保護學生隱私，希望給學生一個好的學習環境」為由，拒絕接受採訪。
秋白表示，她會按法律的程序，繼續起訴教育部，「我覺得沒有理由突然放棄，這條路我會繼續走下去」。
【對話秋白】那篇《那些愛與自由》，其實是寫給我父母看的。我覺得現在最關鍵的是他們的情緒，文章也沒有想譴責什麼，但心裡還是想譴責的（笑）。
有些話我在家裡說不出來，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們，所以我想在公眾號裡表達出來。一方面是有一個回應，因為大家都很關心我的情況；另一方面想讓父母看到，把說不出口的話寫在那封信裡面。
自從被輔導員告訴父母性取向的一周後，我答應了父母去廣州看醫生，《那些愛與自由》就是在廣州發的，之後我就又回到了家裡。
最後挺失望的，我的父母看完信，關注的重點，不是我想表達的，而是覺得我還是想堅持走同性戀這條路。
澎湃新聞：在曝出「被學校輔導員施壓」後，為何沒有第一時間出來作回應？8月18日早上，我的輔導員把一篇關於我起訴教育部立案的新聞稿轉給我，之後立刻警告了我一番。當天下午，輔導員就叫我父母來學校，我第二天就回家了。
那幾天我在家也不方便（發聲），主要是來自父母的壓力。我的父母不希望在網絡上看到我的新聞，更不希望看到我作為一個同性戀出現在網絡上，特別是有我的照片的新聞。
所以當時我不敢在網絡上講什麼，也不敢接受記者採訪。我怕我的父母對我的性取向一下子很難接受，那幾天，我主要跟父母解釋，我為什麼會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跟他們講了整個過程。
澎湃新聞：自從你起訴教育部後，輔導員和你說過什麼？我有兩個輔導員，剛開始起訴教育部時，他們時不時找我約談，要我停止我現在的行為，認為我的行為對學校的聲譽不好，搞得中大很支持同性戀的樣子，而且會影響我的學業，希望我算了。第二次和我談話時，他們告訴我，如果我再繼續這樣做下去，校方隨時都可能叫家長。
我當時很明確地告訴他們，我還沒有準備好把這件事（同性戀）跟父母坦白，我的父母現在還沒到能夠接受的程度，但我想慢慢地引導。
這之後他們一直試圖以告訴父母這件事來阻止我的行為。8月18日，我起訴教育部被媒體報導後，兩名輔導員叫我的父母來學校，把關於我的報導給我父母看了。後來父母告訴我，一名輔導員指著我的照片說，「你看你的女兒，在外面舉牌子，這樣對學校的影響好嗎？」
8月19日，我跟父母一起回家，那天祥子（中大校友）在微博上聲援我，一名輔導員把這條微博轉給了我媽媽，打來電話說，「你女兒的朋友這麼公開地詆毀中大，你跟你女兒說一下能不能讓她的朋友把微博刪掉？」
澎湃新聞：關於同性戀身份，目前和父母溝通得如何？現在他們還是希望我改變。這周四我依舊要回家——我父母希望我去看醫生。我的媽媽很相信輔導員，（我）呆在家的那一周，媽媽甚至打電話給輔導員，問我是不是要治療。輔導員的回覆是，「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可以幫你們去找心理醫生」。
我在家的那一周，都是去看醫生。我父母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應該是心理或者生理有一些毛病，所以我去做了很多檢查，從內分泌到心理治療都有。
那時候我真的很難受。因為我知道，父母不接受這件事情，是希望我以後生活得好，不要被別人歧視，他們也知道同性戀在社會中遭受的歧視有多大。他們覺得，我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會過不好，沒有家庭，以後會沒有依靠。
我對他們一直有愧疚感，他們對我的期望、今後生活的規劃，我可能一個都不能達到了。
我是一個比較獨立的人，我現在想做同志公益，就想開開心心地做下去，不一定是站在最前面的那個人。現在我很喜歡自己的生活狀態，但他們（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澎湃新聞：起訴教育部前，有想過會造成的影響嗎？現在還會繼續起訴嗎？有。之前我給父母做了很多的暗示，比如跟父母聊天時表示，我以後不結婚的話，我的日子可以怎麼過。
他們看電視時，我就會跟他們講，這個明星是同性戀，你們覺得他怎麼樣？會試探一下他們的態度。因為教育部那件事情也有點不可控，我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能通過這件事來讓更多人關注到教材錯誤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害怕，擔心父母會看到，一直都不敢跨出「出櫃」那一步。
在起訴教育部之前，我在家裡呆了整整兩天，想向他們「出櫃」，但沒有成功。我覺得自己講不出來，真的很害怕講出來會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
起訴教育部這件事情已經立案，我會按法律的程序走，我覺得沒有理由突然放棄。這條路會繼續走下去，但會花更多的時間去跟父母溝通。但對父母，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也希望以後做同志公益事情的成功，能夠跟他們分享。
澎湃新聞：對於說你炒作的評論，你怎麼看？同性戀對我來說是個事實。後來也知道這個群體要面對哪一些困難和壓力，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去做一些事情，起碼能夠有一點改變我們的處境。我不想被動地等待。
說我炒作之類的新聞我也看多了，只要是關於性取向的新聞，下面的評論有很多是「恐同」的，已經看習慣了。
澎湃新聞：現在與校方相處得如何？校方從頭到尾都沒有正面和我去溝通，交給學院，然後學院又交給輔導員去處理。所以整個過程，校方都沒有直接的向我施壓。這件事情（立案）過了之後，校方和輔導員都是決定保持沉默，可能更容易讓事情淡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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