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是意識流小說大師喬伊斯早期的也是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說集，這本書正介於作者從現實主義向自由聯想、內心獨白等創作方法的轉變之間，讀起來有種過渡的感覺，也較之他的另一部大作《尤利西斯》更容易讓人接受。
要讀懂意識流作品，你得首先了解什麼是「意識流」。這個詞最早其實是由美國的一位心理學家提出來的，他認為「意識並不是片段的連接，而是不斷流動的；用一條河或一股流水的比喻來表達它，是最自然的了。」在當時弗洛伊德、柏格森等哲學家的影響下，西方作家開始重視對人物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動的刻畫，並陸續湧現了法國的普魯斯特、英國的伍爾芙、美國的福克納等一眾意識流大師，而愛爾蘭的喬伊斯正是這個思潮的先驅之一。
喬伊斯出生在都柏林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從小在天主教耶穌會學校接受嚴格的古典文化和宗教教育。中學畢業前，他就決心從事文學創作，以此同都柏林庸俗無聊的社會生活決裂。1898年，16歲的喬伊斯進入都柏林大學學習現代語言課程，在此期間，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課外閱讀上，並陸續和易卜生、葉芝等文豪取得聯繫。大學畢業後，他先後到英國、義大利和瑞士修學旅行，宣布「自願流亡」，與原有的宗教信仰徹底決裂。
1904年起，他先後在羅馬、迪利亞斯特、蘇黎世等地以教授英語為生，並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都柏林人》的創作。喬伊斯從小就患有眼疾，成年後更加嚴重，1917年至1930年間曾做過25次眼科手術。儘管如此，他卻筆耕不輟，到了1922年出版了他的駭俗之作《尤利西斯》，確立了他的意識流小說大師的地位。1939年，在雙目幾乎完全失明的情況下，他又完成了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為芬尼根守靈》。
《都柏林人》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共收錄了15個短篇故事，根據「童年、青年、成年和社會活動」這四個階段來安排故事順序。其中大部分篇章都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可以看作是他對往事的一次徹底清算。作為意識流小說先驅，喬伊斯在1903年創作《都柏林人》時，就開始了對其故鄉都柏林人內心世界的探索，然而，這期間他還深受易卜生、莫迫桑和契科夫等現實主義巨匠的影響，驚人的藝術個性還未成形。但是這些樸實的故事，已經若隱若現地透露出他善於描摹心理、運用象徵性渲染氣氛以及襯託情節或暗示性格的手法了。
在小說集的第一篇《姐妹》中，喬伊斯敘述了一個無名小孩對一位神父去世的反應。這個神父在他死去前的一年裡行為異常，人們覺得他「死的蹊蹺」，那死因是什麼呢？故事通過小孩的意識慢慢地揭開了事情的真相：原來這個神父本身失去了對於宗教和上帝的信心，隱藏在神父之死背後的是一種精神上和宗教上的崩潰。小孩見過神父的遺體之後得到這樣的啟示：「牧師的聖職使他不堪忍受。」
第二篇《路遇》則寫的是這個小孩厭倦學校中壓抑的空氣而與另一個同學一起逃學，在都柏林河畔港口附近遊蕩，尋找一個「綠眼睛」的外國水手，但最終毫無結果。一次他們偶然和一個流浪漢相遇，此人的言行舉止都表明他是個性變態者。小孩們無意中發現這個流浪漢長著一雙「綠眼睛」，令人毛骨悚然，不禁倉皇逃走。他們本想在都柏林沉悶的生活之外尋找清新奇幻的冒險，然而卻萬萬沒想到只找到如此墮落的事物。
第三篇《阿拉比》中，還是這個小孩，不過他已經長大了，處於情竇初開的年紀。他急切盼望星期六阿拉比集市的到來，以便在市場上為心上人買禮物。但那一次真正到來的時候，他卻因沒及時帶錢而耽誤了時間，等他趕到市場時，已是夜幕降臨，人影稀疏。面對空蕩蕩的集市，他感悟到自己在虛榮心驅使下和嘲弄下的孤單和可憐。《都柏林人》中的短篇小說就是由這樣一連串精神感悟而構成，雖然許多故事的情節並無太多起伏變化，但卻道出了這一特定環境中人們理想的幻滅，因而這部作品也時刻洋溢著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
我們說過，喬伊斯21歲那年就開始背井離鄉，當時的他在歐洲大陸四處飄蕩，直到1941年客死瑞士。他的出走，首先是和對於故鄉生活的失望、人生觀的劇變，特別是宗教信仰發生危機有關；其次，他可能認為從遠方觀察和描寫故鄉，反而比較客觀。這一激烈痛苦的思想和行為，在他的著名自傳體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有全面的反映。
而收入《都柏林人》的十幾個短篇裡，作者特別刻畫了故鄉形形色色的情景：人聲嘈雜的集市、雨霧瀰漫的街道、燈光炫目的酒吧、悽清寂寥的港口以及活動在其中的各色人物，有普通職員、小市民、紈絝子弟、投機政客、警察與流氓、神父與教員等等。讓人猜不透的是，這個形影相弔的異鄉人，對自己的故鄉並不是滿懷愛意的懷念和歌頌，他基本上都是在憎惡和批判的角度上執筆，懷著一顆同情的心冷眼旁觀，道盡了故鄉生活中的各種無奈。
喬伊斯作品中稱他的故鄉為「親愛的、骯髒的都柏林」，中下層市民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空虛、失意和悲哀，他們本能地追求理想直到理想被殘酷的現實狠狠打破，構成了這部小說集的主題。因此，讀者在接觸這樣的作品集時，必須撥開籠罩在作品表面的情節迷霧，才能夠挖掘出隱藏在下面的思想內涵：瀰漫於社會中的麻木不仁、沉悶、無為的癱瘓狀態，以及它反映在精神、道德、社會和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影像，即人生的本質。
喬伊斯在給其友人的一封信中道出了他的寫作目的：「我的目標是要為祖國寫一章精神史，之所以選擇都柏林作為背景，是因為在我看來，這城市乃是麻痺中心。」而喬伊斯對都柏林的市儈作風、各種市民的感情和欲望，以及隱秘的內心活動的揭露，貴在真實與入木三分的描寫，以作者千錘百鍊的技藝和對人心的深刻洞察，我們把那種「精神麻痺症」和今天的現實加以對照，也不難看出這位偉大藝術家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