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修改通過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首次明確投放垃圾的責任主體，要求對生活垃圾強制實施可回收物、廚餘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 「四分類」，並於2020年5月1日在全市範圍實行。
2020年4月30日，清華大學總務長辦公室、清華大學綠色大學辦公室與海澱區清華園街道辦事處聯合發布《參與垃圾分類 共享綠色生活——致全體師生及居民的一封信》，響應北京市號召，垃圾分類新政正式落地。
隨著單元盥洗室及水房內的垃圾桶被移除，住宿區樓下重新增設了分類垃圾箱，智能回收櫃正式啟用，清運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學生與教職工原有的日常生活習慣被打破，在適應全新模式的過程中，種種未曾料想的麻煩逐漸浮出水面。
垃圾分類由此成為了新學期清華園學生生活的關鍵詞。
9月13日，正式開學前的最後一天，清華園迎來了返校人流的高峰。時隔兩百餘天后再次回到闊別已久的宿舍，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們紛紛花費心思、做足準備：打掃衛生、整理雜物、添置生活必需品，緊鑼密鼓地為即將到來的新學期營造起舒適的生活環境。
在讀學生大規模返校不僅為清華園帶來了宿舍內部的「辭舊迎新」，更讓剛剛運行不到半年的垃圾分類系統面臨驟然的壓力。外賣盒、快遞箱、果皮、過期的食品飲料、積灰發黴的陳舊衣物、大掃除後的廢棄品……人流量的提升直接反映在了迅速增加的垃圾數量中，假期裡「綽綽有餘」的分類垃圾桶被迅速填滿，甚至時常出現滿溢的現象。
下午兩點，伴隨著壓縮機的轟鳴，一輛垃圾清運車停在了紫荊園門口。根據北京市規定，廚餘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由對應專業車輛運輸。此時垃圾車清理的，是學生宿舍區數量最多的垃圾種類——其他垃圾。在此後的幾分鐘裡，十餘個保潔員拖著近三十個填滿廢棄物的黑色其他垃圾箱，從紫荊公寓樓前陸續來到垃圾車旁，進行傾倒工作。
這是紫荊公寓四號、五號、六號樓區域一天之中的第二次垃圾清運。
據現場保潔人員介紹，這一片區的三幢樓在每天早上八點與下午兩點各有一次清運窗口，他們將在這兩個時段定時定點清空相應的垃圾桶，並打掃單元樓外堆放垃圾的區域。
一次性清空所有垃圾桶並不是個輕鬆的工作。以紫荊公寓五號樓為例，僅在五單元門口就有十五個垃圾桶，其中包括兩個投放餐廚垃圾的綠色塑料桶、三個投放可回收物的藍色塑料桶，以及十個投放其他垃圾的黑色塑料桶。
9月13日紫荊公寓五號樓前垃圾桶設置情況 戎漸歆攝
9月17日下午17時紫荊五號樓垃圾桶有所調整，
原二單元垃圾桶統一放置在五單元門口 戎漸歆攝
其他垃圾主要包含衛生紙、一次性餐具、塑膠袋等，危害較小,但無再次利用價值的垃圾。考慮到學生住宿區的性質，其他垃圾的生產量應當遠高於餐廚垃圾和可回收物。然而，在《清新時報》記者的實際觀察中，幾乎每次清運時，十五個垃圾桶都全部處於被填滿的狀態。
「早上垃圾最多。」保潔人員回憶說，「桶裡，地上，全部都是。」
這一垃圾量峰值的出現和學生們的學習生活作息有關。按照垃圾分類公司的發車安排，紫荊公寓四號、五號、六號樓當天下午至次日清晨的兩次垃圾清運相距18小時。這段漫長的時間間隔覆蓋下午第四大節課下課、晚餐以及晚課放學三個通勤高峰，絡繹不絕的人群產生的大量廢棄物使得分類垃圾桶始終處於「超負荷」狀態。
根據記者9月13日的實地觀察，下午兩點全部清空的十四個垃圾桶，在不到四個小時的時間裡就已被再次全部填滿。六點左右，出門倒垃圾的同學只能將手裡的塑膠袋和廢棄紙箱，放置在被頂起的桶蓋、桶邊空地或周邊花壇裡；而習慣在夜間處理廢棄物的人，更是常常需要面臨公共區域鋪滿垃圾、「無從下手」的困境。
「滿溢」的垃圾為保潔人員的清運帶來巨大的麻煩。
與自帶滾輪的垃圾桶不同，堆放在周邊花壇、道路上的垃圾很難做到高效且清潔的運輸：靠人力提塑膠袋速度太慢、效率過低；掃帚和畚箕難以應對如此大量的廢棄物；放在桶外的垃圾又常常沾上雨水和泥土，若存在破損和滲漏，影響保潔人員工作、處理過程中汙染沿途地面的情況似乎在所難免。
「多埋汰（東北方言，意為髒、不乾淨）也得清。」一位保潔員說。
她在滿地的廢棄物中翻找許久，最後揪出了一張舊床單。展開後平鋪，放上十餘個塑料垃圾袋、外賣包裝盒與零星雜物，再揪起四角草草紮緊，就能做成一個巨大的包袱。這樣的簡單包裹稍稍節省了保潔員在清運垃圾時的搬運量。
在那天保潔員的清理中，被丟棄的舊蚊帳也充當了「包袱皮」。簡易的包裹在拖行中容易磨損，漏出的體積較小的廢棄物需要保潔員隨著拖行過程不斷撿拾，或在清運後集中打掃；而被拖到清運點的大包袱，往往需要四到五人合力，才能將它們完整抬起後扔進垃圾車貨箱。
這樣機械、繁重的清運工作持續了30分鐘。下午兩點半，紫荊公寓四號、五號、六號樓門前的垃圾桶終於全部清空，保潔人員分別回到各自管轄的樓棟，重新套上垃圾袋，並將清運過程中積累的垃圾放進空桶裡。
每一天的各個時段，在清華園的各個角落，如此故事在持續上演。
人文學院的陳寧（化名）把放在寢室陽臺的垃圾桶當作宿舍廚餘垃圾桶，四天前她扔進了第一塊香蕉皮，四天後終於決定清理一次餐廚垃圾。
「塑膠袋的開口朝陽臺外面，我探頭過去看了一眼，裡面全是嗡嗡嗡飛的果蠅。」她繪聲繪色地描述著自己「擔驚受怕地」處理垃圾的狀態，「後來查到說果蠅不咬人，也不太會飛到晾在外面的衣服上，就稍微放了點心。」
住在紫荊公寓五號樓的她有食用水果的習慣，當單元樓內的垃圾桶消失後，每天固定產出的果皮就成為她棘手的麻煩：量少、帶有水分、容易腐爛、難以運輸……如果需要每天下樓丟棄，「扔一次果皮就要耗費一個塑膠袋」，但倘若像其他生活垃圾一樣積累起來集中清運，就必然要處理腐爛食品上蠅蟲滋生的難題。
放在自家寢室陽臺已然算是自覺的做法。在美術學院研究生吳涵（化名）所在的研究生公寓33號樓，出於清理方便的考慮，有同學會將廚餘垃圾打包後直接堆放在樓道裡。
「方便麵、水果、奶茶，很多湯湯水水的東西。」吳涵說，「因為保潔阿姨打掃樓道衛生的時候偶爾會順手收走，所以有人就會偷懶。」
在相對不通風的宿舍樓道裡，餐廚垃圾的氣味顯得更加難聞。住在附近的同學在樓棟微信群裡公開表達不滿後，樓長出面要求樓內住戶定時清理垃圾，並禁止他們佔用公共空間。
除了餐廚垃圾的處理難題外，同學對規範的垃圾分類方式的不熟悉也成為有效推進分類新政的一大阻礙。
「發給我們的那張分類參考雖然寫了一些垃圾類型，但實際生活中要處理的東西遠比說明上的豐富。」吳涵說。暑假過後回到宿舍，她發現自己此前購買的一整箱牛奶全部過期。是否需要將牛奶逐袋拆開傾倒，以及過期食品包裝袋是否需要清洗，清洗後應當丟到可回收物還是其他垃圾，令她傷透了腦筋。
「我有見過其他寢室的同學丟過期的速溶咖啡，是真的會把咖啡粉末倒進餐廚垃圾，然後將塑料包裝袋洗乾淨放進其他垃圾的。」吳涵表示，自己在看到她們如此細緻地執行垃圾分類時常常感到愧疚，一方面覺得自己「分得太糙了」；另一方面也在擔心，宿舍樓下分類垃圾桶混亂的投放狀況和清運方式，「好像辜負了認真分類的同學的一片苦心」。
《清新時報》記者的實地調查發現印證了同學對垃圾分類現狀的猜測。在紫荊五號樓門前的「其他垃圾」桶裡，不僅能看見包裝完好、未進行乾濕分離的過期食品，沒有經過清洗、沾著髒汙和油漬的外賣包裝，甚至能看見成包的過期藥品，而廢棄藥品本應被放進各宿舍樓主單元報刊架旁單獨的有毒有害垃圾箱內。
更令人擔憂的是，垃圾從源頭上「混投」的狀況並不會隨著保潔人員的清運而改善。在每天兩次定時定點的清運中，時間緊、任務重，保潔員與垃圾清運車的工作人員僅僅完成傾倒和清掃就已然分身乏術，根本沒有時間對垃圾做再分類處理。
不過，「混投」在其他垃圾桶裡的可回收物會被保潔員刻意分揀出來。在往垃圾車裡傾倒的過程中，工作人員會用一根長柄的金屬叉夾出散落的飲料瓶與紙板箱，單獨分到一邊。半小時裡，他們從三十餘個其他垃圾桶中重新分揀出的垃圾量足有半人高的一麻袋，考慮到更多的可回收物被扎在塑膠袋中無法拾取，實際上混投的可回收物數量只會更多。
保潔員主動分揀可回收物是因為它們「可以賣錢」，即使在垃圾分類尚未全面推行的時候，他們依然會主動收集樓道垃圾桶內的快遞箱和飲料瓶。實施垃圾分類後，單元樓內的垃圾桶被移到室外，吸引了更多校園內的拾荒者回收廢棄物。每天晚上七點到七點半，紫荊公寓五號樓門口都會有人仔細翻找每一個垃圾桶，將飲料瓶、快遞盒等可回收物分門別類地放進三輪車運走。
這在保潔員群體中引發了強烈不滿：「現在我們全撿不著了。我們那時候在樓裡幹活呢。」
要取得良好的垃圾分類效果，除了提升源頭上的分類準確性以外，完備的設施與合理的回收體系同樣十分重要。
清華大學並不是垃圾分類進校園行動的第一批參與者。早在2019年，上海市作為全國第一個全面試行垃圾分類政策的實驗點，要求市內所有高校開展校園垃圾分類活動，以幹垃圾、溼垃圾、可回收物與有毒有害垃圾四類的分類方法，做到「乾濕分離、分類投放」。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大三年級的王浩在2019年9月開學時，注意到每個寢室裡多了一隻學校配備的分類垃圾箱。與此同時，原先設在住宿樓門口的垃圾桶被統一移到了每個片區公用的垃圾房裡。
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宿舍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點 圖源受訪者
「走的路變遠了一點，但垃圾箱數量總體增加了。」王浩說。他所在的西二區大約有五棟宿舍樓，每層有大約15個房間，一幢6層的宿舍樓差不多能住下360人。根據王浩的回憶，原先每幢宿舍樓下有一紅（廚餘垃圾）一黑（其他垃圾）兩個垃圾桶，由於傾倒不及時，常常存在滿溢現象。統一移到公用垃圾房後，垃圾桶的數量增多、體積似乎也變大了，「乾淨了很多，現在不會溢出來了」。
與之相比，清華大學的垃圾桶數量在分類後明顯減少。
根據新聞學院大二年級楊旻（化名）的估計，以他所居住的紫荊公寓一號樓為例，一幢樓至少有一千餘名學生入住；而在垃圾分類開始之前，每個單元的衛生間與盥洗室，以及主單元的洗衣房都有獨立的垃圾桶，估算下來，全樓至少有72個。即使分類垃圾箱的大小比原有的藍色塑料桶大了不少，但從七十餘個銳減到如今的十餘個，顯然無法從容負擔樓內的垃圾產量。
「一千多號人都要丟垃圾。」負責清掃的保潔員也抱持同樣的觀點，「這點地方哪夠啊。」
垃圾桶數量只是垃圾分類的硬體體系中的一環。
由於上海實行垃圾分類已久，且居民區的推行時間更早於高校校園，習慣了在家分類方式的王浩回到校園後，切實體會到了垃圾處理的不便。
「食品是最難分類的。」他說。
嚴格的乾濕分離要求投放者將食物傾倒後洗淨包裝盒或包裝袋上的油汙，再將其投入幹垃圾或其他垃圾桶內。在居民社區，垃圾房附近往往會設置水龍頭，自家的廚房下水道也為傾倒殘餘湯水提供便利。
「在學校如果要倒方便麵的湯，要麼倒進馬桶裡，要麼倒在洗漱池。」王浩說，「哪一個地方都很奇怪，而且會散發出非常濃烈的味道。」
由於這樣的尷尬場景，他表示，在校期間，大部分同學對食品「幾乎都不是嚴格分類的」。而紙張、塑膠袋等其他垃圾，及藥品、電池等有毒有害垃圾的分類情況則相對較好。
居民投放的準確率直接接影響了整個回收體系的運轉效率。
「垃圾分類，尤其是廚餘垃圾這塊，北京民眾的分類意識大多數還很薄弱，分類的正確參與率整體看來還是很低。」北京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的項目經理高振來說，「其中就有設備設施不方便等硬體因素的影響。」
作為朝陽區左家莊街道垃圾分類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高振來與飯店、公司、小區等各類投放主體打過交道。據他觀察，「不同主體的分類效果都不相同」，其中飯店、公司的分類效果良好，居民社區的效果相對較差。
「前兩者的監管嚴格，巡查力度也大。」高振來說，「怕行政處罰嘛。」
他介紹，如今的垃圾分類方式主要是清運後將廢棄物送到附近的垃圾樓，傾倒進貨櫃式垃圾箱統一處理，或直接送到垃圾集中收運中轉站，中轉站再集中後送到垃圾焚燒場、填埋場和堆肥廠。不能焚燒發電的垃圾只能進行衛生填埋，廚餘垃圾則用於生物堆肥。
對於像愛分類這樣的垃圾分類公司來說，目前的盈利方式大部分仍需依靠政府補貼或政府購買服務。「靠可回收物收集、分揀、整理、打包後再賣給下遊利廢企業變現，需要龐大的回收規模才能盈利。」高振來說，「目前很難做到，因為我們國家現在的廢品回收市場還很不成熟。」
除了居民正確投放率低，極大減少可回收物回收效率、增加回收分類成本以外，社區拾荒者與閒散的無資質廢品回收人員也常常與他們發生利益衝突。即使源頭分類準確率提高，正規分類公司與這類群體的矛盾依然會長期存在。
在高振來看來，理想化的垃圾分類效果應當是日本德國的模式，垃圾分類的意識和規範深入人心，從源頭上做到準確投放。他描述了一個良性循環的機制：「隨著普通老百姓的正確參與，整個社會對垃圾分類需要投入成本也會越來越少。」
高校也正在逐步摸索校園內垃圾分類的運行體系。
9月16日，清華大學綠色大學辦公室發布「垃圾分類我先行，桶前值守一小時」志願者招募通知，希望通過志願者的引導，督促師生「形成良好分類習慣、引領垃圾分類新時尚」。
通過志願者的提醒和指示敦促正確分類，或許是提高意識的首要、關鍵的一小步，但單純地培養習慣不應成為校園垃圾分類體系構建的終點。如何解決垃圾桶數量與使用人數的不匹配，如何防止清運間隙的滿溢現象，能否通過更加完善的配套設施與監管方式，讓同學們更方便、更自覺地正確分類……從「滿溢」到「滿意」，我們尚且還有漫長的距離需要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