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還不了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麼以下數字和標籤或許可以勾勒出基本的人物輪廓：他曾用棒球棍武裝自己以平安穿過天主教街區；曾在巧謀入境印尼後被發現驅逐；他也曾借鑑小說筆法寫作專業論著。這位玩世不恭的先生，就是蜚聲國際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義研究顛覆者、東南亞區域研究權威專家；掌握近10門語言，40年間反覆深入東南亞田野考察；安德森本人著作及旁人評述關於他的作品100餘種，400餘版本，29種文字，遍布近7500家圖書館。
如果你已經認識了安德森，甚至讀過他的代表作《想像的共同體》，那麼生平成就想必無須贅述。
但也許你不知道，學術之外的安德森還有著另一面。他曾用棒球棍武裝自己，以期平安穿過天主教街區；曾為了自學荷蘭語、西班牙語，一手字典一手小說，逐字查讀；曾在明知被禁止回到印尼的情況下巧謀入境，兩周之後才被發現並驅逐；曾夢想成為小說家，借鑑小說筆法寫作專業論著，並戲稱其為「my novel」……
有些學者將生命付給了真知，有些學者將探求納入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大概屬於後者。
下面幾段文字算是安德森豐厚經歷的冰山一角，摘自剛剛出版的安德森自傳，化用老先生的自況，書名為《椰殼碗外的人生》。我們經由他的自述叩訪其生命故事，不僅僅是回溯歷史，也希望可以借安德森的學術與生命之「力」，嘗試掙脫一切「椰殼碗」的束縛。
1936年的昆明，勉強算是動蕩世界裡較為安全的一隅。這裡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出生地。
在形勢瞬息萬變的年代，任何選擇都無法預料結果。好在安德森一家足夠幸運，他們於1940年離開中國，滯留美國，戰後返回愛爾蘭，既避免了日本人的監禁，又避過了戰火的直接洗禮。
1950年代，安德森以「獎學金男孩」的身份先後求學於伊頓、劍橋。古典體制下習得的知識積蓄成安德森深厚的人文底蘊，也培養了他溫潤全整的審美情趣。「移動的青春」給安德森帶來了很多影響，比如對多元文化的興趣和對邊緣身份的深切體悟。
「旅行是大學生活值得期待的一個部分。我和朋友們一起造訪過弗朗哥大元帥（Generalissimo Franco）統治下的西班牙，並且有過因為行為不得體而被捕的不尋常經歷。
我們曾身著普通的英國男式泳褲去北部海岸遊泳。回到岸上擦乾身體的時候，兩名西班牙國民警衛隊（Guardia Civil）隊員跑了過來，因為我們露出了赤裸的胸部和背部而逮捕了我們。通過辯稱自己是不諳規定的遊客，我們最終說服警察釋放了我們，但在那之前，他們把我們押到一個服裝店，要求我們必須購買目不忍睹的連體遊泳衣，把身體從小腿一直蓋到脖子。我首次體驗了極端嚴格的獨裁政治！
另一次奇怪的經歷發生在蘇聯入侵匈牙利之後不久。為了將數百名青年共產主義者送往莫斯科參加1957 年著名的國際青年節，英國共產黨包租了一個專列。但是，匈牙利事件引發的群情激憤讓幹部們深受感染，結果大量黨員退了黨，當然也就取消了旅程。因為英國共產黨已然為此次行動投入了大筆經費，所以他們被迫將車票分給幾乎任何人，不管這些人是不是黨員。
弟弟（當時在牛津）和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去一睹神話中的莫斯科，共產主義世界的首都。全套資助包括了歌劇、芭蕾、博物館和很多著名歷史遺蹟的免費門票。英國共產黨領導沒興趣讓外人參加沒完沒了的政治會議，所以，我和穆索爾斯基（Mussorgsky）、格林卡（Glinka）還有裡姆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一起，度過了奇妙的一周。我也設法練習了我之前習得的一點點俄語口語。」
1958年，年輕的安德森於阿姆斯特丹 02.初遇東南亞1958年，21歲的安德森順利完成學業。同所有壯志無處安放又不願屈從認命的畢業生一樣，安德森有半年的時間賦閒在家，直到經朋友介紹，來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擔任政治學助教。在那裡，他終於發現了志趣所在，跟隨第一代區域研究學者喬治·卡欣投身於東南亞的政治文化和社會人類學研究。
安德森的第一次田野調查開始於1961年的印度尼西亞。印尼是他的初戀，此後他們相伴十餘年。初到印尼，他對周遭一切充滿好奇：不同於英美的家庭兄弟關係，社會對待精神失常者等弱勢群體的方式，有關爪哇文化的圖書與各式演出……而他最喜歡的則是訪談。上至日本前海軍少將、印尼陸軍情報部部長，下至傭人、商鋪老闆、服務員和流氓，安德森可以不論階級不論政治派別地採訪幾乎任何人。
約1960年，雅加達街道「在此過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經歷，尤以我對一對兄弟的訪談最為神奇，哥哥是共產黨政治局（Politburo） 的成員，而弟弟則是陸軍情報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長。（在「西方」， 類似的事情是難以想像的。） 哥哥工程師薩柯曼（Sakirman）個子非常矮小，身體肥胖，革命期間領導過爪哇中部地區的一支大受歡迎的左翼武裝民兵組織。剛開始他對我有一些懷疑，但很快他就意識到，我是千真萬確對他的政治青春感興趣。他熱忱了起來，給我講了很多。弟弟帕爾曼（Parman）將軍看起來與他哥哥非常像，但觀點截然不同。當我去他家請求約見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他在他的車庫裡興高採烈地玩著一個價格不菲的電子玩具火車系統，好像他才10 歲一樣。他告訴我他晚上來接我。
他是坐一輛貼有隔熱膜的舊款大眾汽車來的，我後來意識到他載我去了情報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區的安全藏身處。它從外面看起來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庫房。我們一開始交談，我就意識到了他以為我來自中央情報局，因為他自誇說他在共產黨內部安插有非常優秀的間諜，以致他數小時內便知悉了政治局的決定。很費了一番口舌才讓他意識到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不是間諜。但是後來他明智地談起了他在「兵補」（Heiho）中的早期軍事經歷，「兵補」附屬於日本佔領軍，有時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區的戰鬥，但更多時候則是被用於防禦工事建設的體力活。他似乎相當喜歡這一段經歷。「
03.一舉成名安德森學術經歷的前半程專注於印尼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代表作品如《爪哇文化中的權力觀念》、《革命時期的爪哇》，踏實本份地扮演著「區域研究人員」。從某種程度上看，打破這一局面的是蘇哈託政變，被驅逐出境的安德森被迫超越一個國家的視角，開始比較地觀察分析。另外一個關鍵人物是他的弟弟佩裡，後者將安德森拉進了《新左翼評論》的圈子，間接導致其參與到有關英國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論戰，而他的彈藥便是現在被奉為經典的《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的共同體》英文版首版《想像的共同體》中文版「當《想像的共同體》被倫敦的韋爾索出版社（Verso）出版的時候，令人奇怪的是，它在大西洋兩岸的最初接受度形成了鮮明對照。
在那些遙遠的日子裡，英國仍然有「嚴肅媒體」（quality press）——意思是有很多頂級知識分子和學者作為評論家和隨筆作家為之撰稿的優質報紙。讓我吃驚和高興的是，該書獲得了這些人的熱烈討論：劍橋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傑出的愛爾蘭政治家和政治史學家康納·克魯斯·奧布萊恩（Connor Cruise Obrien），以及正嶄露頭角的牙買加馬克思主義者溫斯頓·詹姆斯（Winston James）。當然，他們全都熟悉英國彌久不衰的民族主義論爭，因此能夠「定位」我的貢獻。
在美國，該書幾乎全然被忽視了。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相當公平的，因為我寫這本書首先不是為美國人。另外，在美國，覆蓋全國的嚴肅媒體不大常見。然而，為《美國政治學評論》撰稿的一位老邁的歐洲流亡政治學家的確對拙著做出了評論，斷定它除標題吸引眼球之外一文不值。
1988年，安德森（最右）與友人印尼社會學家Aditjondro父子在伊薩卡1980 年代末，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瓦解，這種情況迅速發生變化。就像一切帝國那樣，美帝需要敵人。「危險的民族主義」（當然不包括美國的民族主義）浮現出來填補了因「共產主義威脅」的消失所留下的真空。
我清晰地記得曾接到過蘇聯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凱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一位高官的發瘋似的電話。他懇請我飛過去給他的研究所做個講座。當我詢問為什麼的時候——因為我對蘇聯或者俄羅斯知之甚少——他讓我大為吃驚地說道：「蘇聯研究完蛋了，不再有錢進來了，我們的學生無法找到工作。現在蘇聯的一切都涉及民族主義，這裡研究過民族主義的人幾乎沒有。你是這個國家為數不多的幾個能夠讓我們重新站起來的人之一。」我沒有去。
第二個因素是，主要通過口耳相傳，《想像的共同體》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系，以及非常詭異地，在英語和比較文學系流行了起來，被廣泛地用作研究生層次的教材。政治學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外，但它最終不得不屈服於學生對民族主義課程的需求。非常讓人驚訝的是，當時關於民族主義的課程在美國各地都幾乎不存在。
因此，在我五十多歲的時候，我發現我的地位完全變了。突然間我變成了一個「理論家」，而不僅僅是一個區域研究人員。我甚至被要求講授一門關於「民族主義理論」的研究生課程，這是我之前從未考慮過要做的。讓我覺得有趣的是，修這門課程的學生不僅來自政治學系，而且來自歷史學、人類學、比較文學和社會學等系。」
1994年，變身「理論家」的安德森接受電視採訪04.「青蛙」的解放2001年，65歲的安德森正式退休，跳出院系體制的「椰殼碗」，喚醒了青少年時代的文學本能和對電影的熱愛。
他仿照19世紀的小說家，給自己的學術著作起一些非學術的、高深莫測的標題和章節名，還在其中放入了大量照片。
他為曾贏得坎城最佳影片獎的泰國天才導演阿彼察邦寫作影評，並以一種溫和的方式參與了反對泰國電影審查的鬥爭。（阿彼察邦的電影一直未獲準在泰國進行正常放映。）後來，兩人成為好友，阿彼察邦還為安德森設計了《想像的共同體》的泰語版封面。
主動遠離了體制化的學科和研究世界，但並未荒廢專業的研究能力和學術修養，退休之後的日子於安德森而言悠然從容、自得其樂。
約2003年，安德森在其父出生的檳榔嶼舊居2013年，安德森（前排左三）在菲律賓大學與亞洲中心教員合影許是預感時限將至，2015年，安德森終於接受了弟弟的建議，決定將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回憶錄整理成英文出版。書還未面世，安德森就於2015年12月在印尼瑪琅逝世，長眠在他熱愛的東南亞土地。
《椰殼碗外的人生》日本版/英文版「我們在日常思考中並沒有設法消除偶然性與事故，更不用說運氣。我們確實盡力解釋壞運氣。因為這個或者那個原因，因為這個或者那個人，我遭遇了這個或者那個壞運氣。但我們無法解釋好運氣如何幹預我們的學術研究或者我們的日常生活。這就是為什麼在前文介紹我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一生的時候，我如此強調我總體上好運連連：我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語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國，以及我在東南亞的經歷。
同時，倘若我們除了耐心等待之外什麼也不做，運氣是不會來敲我們的大門的。運氣經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機會的形式來到我們身邊的，當這樣的機會一閃而過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對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學術生命而言，這樣的冒險精神在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
在印度尼西亞，當有人問你要去哪裡而你要麼不想告訴他們要麼尚未決定的時候，你回答說「lagi tjajiangin」，意思是「我在等風」，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駛出港口衝向浩瀚的大海。這裡的冒險不是充斥在我還是一個孩子時常常喜歡讀的書籍中的那種。
學者們倘若對自己在一門學科、一個系或者一所大學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會設法既不駛出港口，也不等風。但值得珍視的是等風的準備，以及當風朝你的方向吹來的時候去追風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