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幾乎完全不受禁錮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病毒的影響，他們可以自由地擁抱、聚會和繁榮。
香港《南華早報》1月13日文章，原題：我從「被汙染」的歐洲出發，經歷了中國的極嚴新冠隔離手段：防護服、紙尿褲、監控和禁酒 去年11月，我在布魯塞爾接到遠在上海的哥哥的電話，得知父親得了癌症，我需要儘快趕回去。但世界正被一場大流行病所吞噬，而我正身處一個病毒蔓延的大陸，那裡高居中國的不受歡迎名單之首。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工作人員核實入境人員信息。
為了登上為數不多的價格高昂的航班，我必須通過兩項新冠病毒檢測。一個是鼻拭子採樣，另一個是血液採樣，均要在出發前48小時內在中國領事館批准的實驗室進行檢測。中國規定，所有入境旅客都要接受為期兩周的嚴格隔離，特別是來自歐洲國家的人，因為中國人認為這些國家不願或無法控制疫情。
去年夏天，我在瑞典過了幾個月。在那裡，似乎只有神經過敏的人才會擔心新冠疫情。只有一次，我在購物中心看到一群醫務人員對人們進行檢查。那是為了檢查頭蝨。
我花了兩周才辦完乘坐中國航空公司航班所需的手續。當我在阿姆斯特丹登機時，本以為會見到笑容可掬的空乘，沒想到看到一隊從頭到腳都裹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他們非常謹慎，我感覺自己像是被綁架到UFO上的可疑標本。
上海海關人員對入境旅客進行健康聲明卡信息核查。
乘客多數是中國人，許多人全副武裝。每個人都是帶著兩份核酸檢測陰性結果上飛機的，這個機艙一定是歐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中國乘客也會按照指示儘量待在座位上，甚至在12個小時的飛行中不去上廁所。
機組人員在飛行過程中不能脫掉個人防護裝備，最好穿上紙尿褲。一名空姐告訴我：「穿上這套衣服，我們可以來回飛，不用每次都隔離14天。但穿成這樣工作可不好受。」
飛機降落後，海關人員走上飛機，檢查是否有人生病。接著我們排隊進入檢測站，得到一個二維碼，再接受護照檢查。幾乎所有環節都是經過防護的、非接觸式的，線路經過了精心編排。工作人員把我們帶上指定的大巴車，再送到隔離酒店。走進酒店房間時，一名身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在我剛經過的走廊上噴霧消毒。我問她是否是因為我才這麼做的。「是的」，她說，「有新來的人，我們都要對走廊消毒。」
在我入住期間，消毒人員每天對走廊進行6次噴灑，木板和地毯因此變色、褪色。機器發出嗡嗡的聲音，讓我感覺像在重症監護室。工作人員每天也會對我的房間進行噴灑，因為我可能會把病毒沾到丟的垃圾上。每天醫生會來查看兩次，記錄我的體溫，我隔著門報體溫讀數。有一次，她要求當場測量，看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抵達中國那天，父親和哥哥站在我隔離的酒店外面，在街上向我揮手，然後去醫院做救命的手術。
隔離的最後一天，酒店要求我支付7000元的食宿費。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每天500元的費用似乎並不能彌補經營一家四星級酒店之外的消毒和後勤保障的巨大工作。
酒店給了我30分鐘時間，按照單程出發的路線：放下門卡，沿著標示的路徑，不碰任何東西，儘快從正門離開。自由自在地，我發現自己置身於上海的人海中。
明媚的清晨，人們趕著去上班。地鐵、商店和辦公樓的電梯擠滿了人。恍恍惚惚的，我走在一個沒有新冠病毒的華麗大都市裡，熙熙攘攘，感覺一切都那麼熟悉，似夢非夢。
我見到了哥哥，去探望了父親。他的手術成功了，當時已恢復了一個星期。
在「自由和民主」的歐洲，人們生活在疫情陰影的壓抑當中。而在中國，制度是限制性的，但人們幾乎完全不受禁錮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病毒的影響。他們可以自由地擁抱、聚會和繁榮。
當天晚上，哥哥帶我和朋友們在上海一家人氣很高的酒吧聚會。沒人戴口罩，沒人談疫苗，一時之間，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感覺時間已經快進到了2023年。
（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