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春,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回英國結婚。他向總理衙門請了6個月的婚假,並主動表示,願意帶幾個中國人隨自己一道前往歐洲,親眼看看近代世界的模樣。
此時的清廷,尚未有任何一位官員有出洋的經歷,也沒有向世界各國派遣自己的外交官。之所以寧可承受消息閉塞之害,也不願派使臣去外國,用恭親王奕訢的話說,是「禮節一層,尤難置議」。具體來說就是:歐洲國家的使節來了大清,因為不肯行跪拜之禮,這些年皇帝一直迴避接見他們。大清的使臣如果去了歐洲,對歐洲國家的君主行跪拜之禮,那是有辱大清的體面;不跪拜而改行歐洲的鞠躬之禮,又會成為歐洲國家來華使節也不行跪拜之禮的藉口。所以,對外派遣使節之事,就一直拖著沒有動靜。
赫德(Robert Hart)
赫德的建議,讓奕訢見到了變通的機會。他在給朝廷的奏摺裡說,既然赫德願意帶人隨他去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我們不妨從同文館裡選幾個學生出洋遊歷。同文館學生都是些身份低微的八九品官,與派遣使節是兩碼事,沒那麼多涉及禮儀的活動;有赫德一路照料,也會少許多麻煩;再找個老成之人管束著這些學生,就萬無一失了。
總理衙門選中的老成之人,叫做斌椿,是一位六十三歲的旗人,以前做過山西襄陵縣的知縣,後來被調往赫德的總稅務司署「辦理文案」,也就是做中文秘書。斌椿的兒子廣英在內務府做「筆帖士」,負責滿文與漢文之間的文書翻譯工作,也一併隨行照料。又從同文館裡選了三名旗人學生——鳳儀、張德彝、彥慧。
這五個旗人,組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出洋考察團。
旗人這個身份,對清廷而言意味著忠誠。斌椿西行之前,奕訢創立同文館培養外語人才時,就曾特別強調,同文館學生須「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讓漢人學習外語,然後與洋人打交道,他不能放心。斌椿西行之後,曾國藩等人上奏請求派遣幼童留美,奕訢又在奏摺後特別增入了一條原則「八旗子弟優先」。
低下的官階,則意味著即便考察過程中出了紕漏,也只是小人物不懂事,無損朝廷的顏面。為了將失儀的風險降至最低,清廷沒有給這支考察團賦予任何政治任務。他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聽從赫德的安排,由兩位海關職員——英國人包臘和法國人德善,充當翻譯和導遊,去觀覽異域的山川河流與風土人情,將其「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所以,將之視作一支小小的旅遊團,也是可以的。
此外,總理衙門還考察了斌椿的思想狀態,結論是他自幼受四書五經「千錘百鍊」,不會被蠻夷所惑,是一個「老成可靠之人」。
三月份,考察團從上海坐船啟程,經一個多月的航行,抵達法國馬賽港。先後遊歷了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比利時、丹麥、瑞典、芬蘭、俄國等十餘國, 於同年十月份回到上海。
斌椿(1804-1871)
斌椿老大人的考察成果,是一本叫做《乘槎筆記》的遊記,和兩部共收錄了130餘首詩作的詩集。在詩中,斌椿不止一次將自己描述成了上報天子、下濟百姓的大英雄,但他的考察,並沒有給清廷帶回多少有益的東西。
老大人在歐洲見到了迥異於中國的繁華城市。他去過馬賽、裡昂、巴黎、倫敦、伯明罕、曼徹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這些城市的公共衛生與綠化建設,路燈、長椅、公園、動物園、劇院之類的配套設施,以及「夜夜元宵」(團員張德彝之語)的城市夜生活,都讓斌椿驚嘆不已——那時節的中國城市,還絲毫沒有公共衛生、公共設施這種概念,晚清名妓賽金花說,「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腌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鄭觀應1890年代在上海見到的是「一入中國地界則汙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
他也體驗了許多新鮮刺激的近代器械。先是法國客輪「拉布得內號」讓他大開眼界,船上不但有廚房可以提供精美的飲食,還有「千門萬戶」的房間,讓人「目迷五色」的裝潢,可以將海水蒸餾為淡水、以供數百人飲用洗漱的龐大設備,讓滿船人感覺「清風習習」的風扇,以及使人「不覺其為行路」、甚至可以讓斌椿鋪開紙筆練習書法的動力系統。然後,他又坐了火車、乘了電梯、打了電報、用過冷熱水龍頭與抽水馬桶;還參觀了造船廠、玻璃廠、印刷廠、制錢廠、兵工廠、醫院、博物館……
所有的新鮮事物當中,老大人最喜歡歌劇院。在巴黎看的第一場劇,布景「山水樓閣,頃刻變幻」,演員「衣著鮮明,光可奪目」,臺上五六十人,「美麗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劇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輝,倏而見佛像,或神女數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議」,讓老大人看得非常過癮。有人考證,赫德安排他們看的這齣戲,是著名的《唐.璜》。嘗過滋味後,斌椿在接下來的旅行中,多次對負責行程安排的海關洋員包臘提出「要儘量多地去劇場看戲,越多越好」的要求,儘管他根本聽不懂劇情。巴黎、倫敦與曼徹斯特等地,都留下了斌椿觀劇的蹤跡。
考察團成員、同文館學生張德彝
斌椿對劇院的喜好,或許是一種刻意的逃避。
赫德在日記中說,他將斌椿一行帶往歐洲,是希望歐洲各國政府能夠接受他們,對這些中國人有一個良好的印象。他也希望斌椿一行能夠帶著愉快的感受離開歐洲。他還希望斌椿回到清朝後,可以「出任堂官,即外務部長」;如此,清廷就可以在斌椿的幫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藝與科學」,「遣派大使出國」,與其他國家建立起「基於理性的友誼」。
懷揣著這樣的心思,赫德給斌椿一行安排了許多外事活動。這既不符合總理衙門的預想,也不符合斌椿的自我期許——他從未想過要去執掌清廷的外交事務。所以,搬出各種理由,比如要去看劇、要外出觀光、身體不適等等,來迴避赫德安排的外事活動,就成了老大人旅程中的一種常態。最後,當赫德希望斌椿繼續旅程,前往南北美洲時,老大人終於受不了了,他堅決表示拒絕,要求回國。
在清朝海關總稅務司工作過的美國人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後來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如此總結斌椿的歐洲之行:
「他從一開始便感到苦悶,並切盼能辭去他的任務而回到北京去。他的旅程縮短了。他被準許於八月十九日由馬賽啟航,以脫離他精神上由於蒸汽和電氣所造成的驚心動魄,和到處看到的失禮在他的道德觀念上造成的煩惱。他並未使我們對於中國文明得到良好的印象,他對於西方也沒有欣賞的事物可以報告。他的使命是一種失敗。」
其實,斌椿的苦悶是選擇性的。單純的旅行,看遍歐洲的各種新奇事物,讓老大人非常開心,城市街衢、風景園林、器械發明,都被他詳細地寫入了遊記和詩歌當中。對那些政治活動,比如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英國首相、英國王子、瑞典國王、普魯士王后、比利時國王與王妃……之間的交往,他的遊記與詩歌,則往往寫得非常簡略,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這種取捨,既是對總理衙門意志的執行,也是一種自保——遊記是要作為工作記錄上交的,外事活動記載得越簡略,就越少遭人指摘的空間。
斌椿的《乘槎筆記》曾傳入日本
除此之外,斌椿還有一種能力,就是可以將他在歐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中國化。見到顯微鏡,他不關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卻大發感嘆說《莊子》裡的寓言早就提到過了;見到自行車,他也不問製造原理,卻大談特談這個東西有「木牛流馬之遺意」;甚至於在歌劇院聽到英國女演員唱歌,他也要說成「疑董雙成下蕊珠宮而來倫敦」。
這種中國化的極致,是對英國王室的招待舞會的描述。老大人做詩兩首:
玉階仙仗列千官,滿砌名花七寶欄;夜半金爐添獸炭,瓊樓高處不勝寒。
長裾窄袖羽衣輕,寶串圍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鸞歌鳳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標題《四月二十三日英國君主請赴宴舞宮飲宴》,有誰能看得出這兩首詩,是在描述白金漢宮的舞會?
詩作只是小事,但背後潛藏著一種非常奇特的文化心態。與這種心態共生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自我陶醉感。他屢屢以「蕭蕭易水一去不返」來讚頌自己的「壯舉」——其實,有赫德等人全程安排,保證將他們囫圇帶出去,囫圇帶回來,哪裡需要風蕭蕭兮易水寒呢?他還說自己是「雖乏眉山麟鳳表,敢雲蠻貉動文章;簪花親勞杜蘭香,下筆傾倒諸侯王」——我雖然長得不帥,但我的文採足以讓蠻夷們折服;在歐洲行走,不但有仙女給我簪花,王侯們也為我的才華傾倒拜服。
1866年,考察團在巴黎
這種自我陶醉感,最後發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國途經埃及(斌椿稱埃及人為「愛人」)時,正值當地瘟疫爆發,海關實施隔離政策,不許他們下火車停留。老大人自覺是醫道聖手,躍躍欲試而不得,只好慨然作詩一首:
愛人行政抱病癍,補救心誠疾自安;我是人間醫國手,囊中救世有靈丹。
遺憾的是,清王朝並沒有任何地方,可供這位「人間醫國手」發揮他生命最後的餘熱。儘管斌椿已對自己看到的一切做了中國化處理,也曾在詩作中將歐洲人稱作「蠻貉」,但當遊記傳入帝師翁同龢手中時,還是引起了這位大人物的憤怒。他在日記中痛罵斌椿,說他遊歷西洋各國,「盛稱彼中繁華奇巧」,還將夷酋稱作「君王」,將夷官稱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實在是豈有此理:
「蓋甘為鬼奴者耳。」
那斌椿,是個甘心做「鬼奴」的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