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個真實的故事。
世界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臺，建於1675年，位於英國倫敦市東南郊的格林尼治小鎮。格林尼治天文臺的天文學家們，涉歷幾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一代接一代地堅守專業領域，為全人類的文明和進步，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當英國女王參觀格林尼治天文臺，得知天文臺長、天文學家詹姆斯·布拉德萊的薪金級別很低時，極為詫異，表示一定要提高他的薪金。布拉德萊甚是不安，懇求女王千萬別這樣做，他說:「這個職位一旦可以帶來大量收入，那麼，以後到這個職位上來的，將不再是天文學家了。」
布拉德萊臺長深知世俗的力量，他作出的唯一選擇，便是遠離。他身上散發出一種凜然的高貴，值得我們尊重和記憶。
假如一位選秀歌手，身上也顯現這種令人尊敬的氣息和受人崇拜的高貴，我們是不是值得祭奠?
這些天，圍繞歌手姚貝娜的離世，有了太多的思考和爭論。這是好事，我覺得這比起她剛一離世，微博及微信朋友圈刷屏般的追憶、上圖和無病呻吟般的悼念，要深刻了許多。33歲的才氣女孩，病魔就無情地奪走了她年輕的生命，所有人都為之惋惜。她同病魔笑著抗爭，她所展現的音樂才華，她熱衷於慈善，死後捐獻眼角膜，生前作為抗擊乳腺癌的粉紅絲帶大使，她的性格樂觀向上傳遞正能量等等，處處透著這個時代常人無法企及的高尚和尊崇，所以，我決不否定大家對姚貝娜的思念。但我也不想看到，在朋友圈等新的社交工具越來越淡化議題設置和頭腦思考的情況下，我們仍無法清醒地被推著用手指來表達沒有經過過濾的原始情感。我們在關注姚貝娜時，很多時候僅僅是因為我想要關注，而究竟我們又該關注什麼呢?
恐怕很多媒體在爭分奪秒搶頭條的過程中也忘了該如何關注姚貝娜之殤。為了搶獨家，深圳晚報三位記者偽裝成姚貝娜主治大夫的助手，進入臨時手術室拍攝眼角膜手術過程，這種「狗仔」行徑，迅速引發一片聲討。人們前15分鐘還在網上為姚貝娜獻花，搜歌，擺蠟燭，後15分鐘已經開始站在泛道德的高地揮舞起情緒主義大棒痛罵記者。這也是我為什麼剛才所說很為一部分人擔憂的原因，當一個社會環境下的人們開始不用大腦思考改用手指判斷時，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當然，我們的確有必要對姚貝娜事件中的媒體作為進行反思。作為「鐵肩擔道義」的望者，新聞記者肩負著特殊的社會責任。記者在做出職業行為的每一瞬間，不可能不去考慮嚴守法律法規，遵從公序良俗的原則。即便面對的是公眾人物，也需要堅守底線，在滿足公眾知情權與保護個人隱私之間，權衡取捨。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夠以新聞的名義，去尋找到「合法性」。
也是在上周，一篇關於網絡歌手龐麥郎的報導，同樣引來關於媒體倫理的爭議。這篇報導中精心選擇的細節、主觀主義的描述，讓很多人認為其中隱含了記者濃烈的個人判斷，進而討論何為客觀中立。我看過這篇報導後的感覺是，媒體做的該是引導大眾思考，為何這個時代能把「不可能」的龐麥郎推到聚光燈下，而不是用八卦心態和冷嘲熱諷的筆法來評說他的「神曲」是不是好聽。在這一點上，媒體抱持更多的應該是「理解之同情」，而不是消費他人苦難背後的荒誕。
誠然，媒體在採訪報導中出現了問題，該批評就批評，該道歉就道歉，該改正要改正，但是言論有理性，批評有原則，如果將批評泛化，將問題上升到整個媒體圈，把記者一棍子打死，這又是不是整個社會所願見到的損失呢?
說回姚貝娜，一個現代、開放的社會，我們不能強求輿論按照規定動作為某人的逝去給予特殊的關注與緬懷。但圍觀的人，請讓你的論調遠離世俗，安靜點，給高貴者以高貴，這應該還是能做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