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
「傷城」臨汾
「現代花果城」如何蛻變成「汙染第一城」
「太陽是什麼樣的？」「圓的。」
「月亮是什麼樣的？」「圓的。」
「星星是什麼樣的？」「不知道……」
這是居住在山西省臨汾市城區一位鄭姓市民與上幼兒園兒子的對話。「可憐孩子從小長這麼大，幾乎沒有看到過臨汾城上空的星星。」鄭先生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這裡的環境令人感到憂傷」。
初冬，臨汾城一如既往地濃霧瀰漫。天空中泛著一個鵝黃色的光暈，那是早上九點多鐘的太陽。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樓矗立在鼓樓北大街上，雲山霧罩。計程車司機趙師傅告訴記者說，牌樓上有趙樸初「現代花果城」的題詞。
大街的兩旁，柿子樹光禿禿的枝椏上，掛著幾個泛黑的柿子。空氣中，夾雜著一股怪味——其中有硫的味道。街面上，被環衛工人掃過的道路，還留有一層薄薄的灰。
「以前，一年有一多半時間都這樣，不是霧，是煙塵。」趙師傅說，「今年還算好的了」，他聞不出臨汾城的空氣有什麼異味，十幾年來，「都習慣了」。
2006年11月22日，在臨汾市政府決定對重點區域開展環境執法大檢查的動員大會上，這個城市的副市長趙建民稱，「環境汙染已經成了臨汾的『頑疾』，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而一個月前的10月18日，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國際環境研究機構布萊克史密斯研究所（Blacksmith Institute，又譯鐵匠研究所）公布了一項研究報告——2006年世界10大汙染地區，臨汾作為中國惟一的高汙染城市代表進入榜單。
布萊克史密斯研究所作為一家著眼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汙染問題的非贏利性機構，每年都會公布相關的汙染城市名單，其排名不分先後。
該研究所表示，今年的這份報告是由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西奈山醫療中心和紐約大學的環境和健康問題專家歷經7年的研究後寫成的。
他們對非政府組織、地方社團和國際環境機構所選出的300個汙染嚴重的城市逐個進行了研究，最後根據受汙染影響的人口規模、有毒物質的危害程度以及對當地居民健康造成的確實損害等因素，得出了汙染最嚴重的10個地區的名單。
研究報告說，「居住在嚴重汙染的地方，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判……汙染對人體的損害，如果不以立即中毒的形式表現出來，那麼就可能以癌症、肺部感染和痴愚症等形式表現出來。」
「這些地方的汙染給當地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傷害，尤其對兒童」。研究所的所長理察·富勒Richard Fuller 說。
「現代花果城」的「黑帽子」
「又是為汙染的事？」12月12日，臨汾市環保局辦公室主任鄧明生對於記者的到來，表現得十分謹慎，「這段時間都在進行環保執法大檢查，負責宣傳的領導下鄉了」。
從2003年被列入國家環保總局重點監測城市以來，臨汾已經連續三年（2003—2005）名列中國內地嚴重城市汙染前三名之一。
「誰摘不掉汙染的黑帽，就摘他頭頂上的『烏紗帽』。」據2004年的媒體報導，第一次看到國家環保總局的通報，臨汾主要黨政領導人「坐臥不安」。
2004年9月，臨汾市向國家環保總局呈報了一份報告，這份全名為《臨汾市人民政府關於呈報臨汾市大氣汙染摘帽子實施方案的報告》稱，「臨汾市政府決定用兩年多的時間，分三個階段實施『摘帽子』工程，到2006年底甩掉大氣汙染第一的帽子。」
今年4月12日，山西省環保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杜培仁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該省11個重點城市環境空氣綜合評價結果。結果表明，臨汾脫離了倒數第一的位置，但仍名列前三名。
然而，這似乎並沒有影響到臨汾有關方面的心情。結果公布的第二天，「我市摘掉汙染第一『黑帽子』」的相關宣傳便傳播開來。「黑帽遲遲不能摘去，脫離倒數第一還不是真正的好消息。」臨汾市委黨校的一位教師對記者感嘆，如今誰能想到，昔日的臨汾竟是備受推崇的「花果城」？
據了解，1980年左右，臨汾城的上空是藍天白雲。當時，市園林局的一位處長為了美化城市環境，在臨汾市區規劃種植了柿子樹一條街、石榴樹一條街、梨樹一條街等多條果樹一條街。
「那時，大街小巷都飄著果香，紅紅的柿子高掛枝頭，大大的石榴咧嘴微笑。」一位臨汾的土著如此向記者描述。臨汾被國家相關部門評為了「花果城」，當時的《人民日報》還進行了大篇幅報導。
「以前，放電影之前都會播放一個叫《黃土高原上的花果城》的記錄片。」臨汾的土著回憶起當年的情形不禁唏噓，這個位於山西西南部以古帝堯而聞名幾千年的「天下第一都」，在20年內竟蛻變為監測範圍內的「中國汙染第一城」。
「要說汙染，臨汾也不是山西最嚴重的，將『汙染第一城』的帽子扣在臨汾頭上不公平。」臨汾政界的受訪者如此向記者抱怨，臨汾四面環山，空氣流通比較困難，一年的靜風率便達到了48％，尤其是進入冬季，大量汙染物都聚集在盆地當中。「再說，今年我們的二級以上天氣都快達到200天了……」
「此地不適合人類居住」
4月份山西省環境監測的結果，本讓臨汾有關部門「稍微鬆了口氣」，然而，布萊克史密斯的報告，再一次把臨汾推上了風口浪尖。
在臨汾市政府的網站上，「紮實推進『碧水藍天工程』」的報導被放在了顯眼的位置，而從Google earth的衛星雲圖上看，臨汾城依舊被一層黑霧籠罩。
「當地居民每天晚上幾乎要在煤塵中窒息而亡。」臨汾本地媒體的一位傳媒人士對記者說，得知布萊克史密斯的報導後，更加大了本地媒體繼續對臨汾市環境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的宣傳力度，「與車諾比這樣的核汙染城市齊名，這是臨汾人的恥辱」。
據《山西青年報》報導：「此地不適合人類居住！」幾年前，一名外商來臨汾考察投資環境，臨走前扔下這麼一句話，至今仍在當地流傳。
據記者了解，「此地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說法還有另一版本。兩位外教被聘請到山西師範大學（位於臨汾市），不久便不辭而別。後來，人們在他們居住的房間發現了一張紙條，紙條上書：「此地不適合人類居住」。
自2003年被國家環保總局列入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以來，臨汾市的空氣品質均在劣於國家三級標準城市之列。劣於國家三級標準城市是指環境不適宜居民生存。
臨汾人外遷，在這幾年常被熱議。經常見諸報端、席捲北京上海等地房地產市場的山西購房團中，就包括臨汾人。
臨汾堯都區煤化巷是一條不足300米長的短街，卻有10家山東房地產代售點在此駐紮。「山海天」的王姓售樓主管告訴記者，此前，此地還有數家海南房產的銷售點。
環保概念成為這些房地產銷售點首推的主力牌。在宣傳資料或門面裝潢上，這些房地產銷售點多以「最適合人類居住的海濱城市」、「國家AAAA級旅遊渡假區」、「好空氣」等廣告語推薦樓盤。
這些房產，多數坐落在山東威海的乳山市。2006年2月，山西人在乳山一次性買下4棟樓房，讓山東人窺視到了商機。
「天海人和」的售樓經理郭禹介紹說，在威海買房的臨汾人各個層次都有，但購房的多為尋常百姓。「銀灘之心」的售樓主管簡女士對記者說，她們每周五都組團去威海看房，「去看後就沒有不買的」。
以前，臨汾人主要是去海南購房，但先前去的人反映「由於地域差距太大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後來買房的人，都喜歡選擇與山西基本屬於同一緯度帶的山東房產。
作為臨汾土著的「山海天」售樓主管王女士向記者分析，這些年來，由於空氣太髒，不少家有老人及小孩的本地人不斷外遷。以前是作為休假，現在多為「移民」。
布萊克史密斯的報告稱，作為煤業生產中心的臨汾由於空氣品質低下，居民因此而飽受支氣管炎、肺炎、肺癌等病痛的侵襲。
山西醫科大學流行病學教研室王金桃教授等人，曾經在山西境內做過「煤焦化型大氣汙染對居民死亡狀況影響」的調研，其結論認為，隨著汙染的加重，居民的各種疾病（主要是呼吸系統、心血管疾病和各種癌症）和死亡率都有增長。
由於城區周邊有大量的焦化企業，除了空氣中瀰漫著大量煙塵以外，臨汾市民所依賴的三大水源地（龍祠、土門、屯裡）的水質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汙染。
根據臨汾市環保局2005年6月的監測，龍祠水源地總硬度超過地下水三類標準的0．09到0．22倍，揮發酚超過地下水三類標準的0．5和1．5倍；土門向供水廠聯網供水的15口水井大多總硬度和氨氮濃度嚴重超標；而屯裡的水源地由於汙染過重，已經早在2003年10月被迫停止作為市民集中式引用水源。
臨汾的環境，讓當地的居民付出了代價。
2005年，臨汾堯都區劉村鎮北蘆村農民，因抽取汾河水澆灌後，出現了近千畝小麥麥苗枯黃，直至顆粒無收。2006年，該區賈得鄉小賈村部分農民也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可能因灌溉用水問題出現幾百畝麥田顆粒無收的情況。
據了解，堯都區劉村鎮北蘆村被稱為「癌症村」，而堯都區段店鄉一個叫下康的村子，由於有多人患上偏癱等惡性疾病，「跛子村」的別名由此得來。堯都區是臨汾市城區，為臨汾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該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在這種情形的映照下，近年來，臨汾居民外遷已經形成「滾雪球效應」。
「30％的首付70％的優惠按揭貸款，讓普通的臨汾市民難以拒絕。」煤化巷一售樓中心主管對說，有老人小孩容易生病的家庭，也省去了以後治病的錢。
對於本地居民外遷的話題，當地政界及學界多有忌諱，多位人士提醒記者，「那是少數，不是主流。」
「臨汾城區人口規模在逐年擴大，怎麼能說大規模外遷？再者，到外地購房的多是有錢階層，他們那是在『購房置地』搞投資，跟臨汾的汙染沒有直接聯繫。」當地政界一位官員認為，臨汾存在汙染是客觀事實，但將臨汾人到外地購房視為「生態移民」、將當地存在相關疾病與環境問題直接聯繫起來，「那是惡意抹黑」。
「環境惡果」之因
環境的持續惡化，使得臨汾的主政者們不得不思考這個城市出現的問題。
「如果再不痛下決心解決環境問題，發展將難以持續，社會將難以和諧，人民將難以健康生存，所剩無多的青山綠水將繼續萎縮——我們將無顏面對子孫後代。」臨汾市市長李天太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諾，將大力推進「碧水藍天工程」建設，以期改變臨汾的生態環境。
然而，多年汙染聚集而結成的「環境惡果」，使得當地的環境治理困難重重，環保局的相關官員，感嘆他們為了進行環境執法而「疲於奔命」。
「由於臨汾地處盆地，上空容易形成逆溫層，煙塵都沒辦法散去，就像一口鍋蓋蓋著整個城區。」鄧明生認為，這是近年來造成臨汾嚴重汙染的客觀原因。
臨汾環保局宣教中心主任李愛玲曾向媒體介紹，臨汾汙染主要源於三大因素：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及居民餐飲產生的煙煤汙染。
對於由於地理位置導致臨汾城嚴重汙染的說法，一位學者認為，那只是說對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原因，「主要還是汙染與改革深化同步，煤老闆和焦炭老闆曾經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臨汾盛產煤、鐵，其中，煤炭總儲量達960億噸，鐵礦總儲量4．2億噸。據了解，從1980年代開始，臨汾市在當時「有水快流」政策的指導下，對於煤炭和鐵礦的開採加工，「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那時，小煤礦、小焦廠、小鐵礦紛紛建，最小的煉鐵高爐只有4立方米。
「只顧發展。」一位臨汾市情研究專家對記者說，對於環境保護的問題，從國家到地方「政策都比較模糊」。
專家向記者介紹，由於埋藏於臨汾地底下的煤礦和鐵礦不但儲量可觀，且開採較為容易，彼時，幾乎村村挖煤、煉焦、鑄鐵。
「那時是土法煉焦，廢棄物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放。」所謂土法煉焦，是指在地上挖坑把煤埋在裡邊，然後用泥土糊住形成一個突起的窯，最後，在煤坑的下面再挖個火道，加熱到一定時間後即產生焦炭。煤經過加工成焦炭，價格可升至四五倍，而每煉1噸土焦，其排放的汙染物也有300至500公斤之多。
「老鼠打洞挖煤 ，村村點火煉鐵 ，戶戶冒煙煉焦 」，這是當地煤焦鐵產業發展初期的景象。「漫天煤煙、遍地揚塵」也成為了當時環境的真實寫照。與此同時，煤、焦、鐵三大行業也成為臨汾的經濟支柱，其產值佔臨汾工業總產值的70％。
1996年，因土法煉焦造成環境汙染問題嚴重等原因，原國家經貿委發文明令取締土法煉焦，並要求在2000年以前淘汰改良焦。
然而，直到2003年，山西省政府才下定決心，取締關閉土焦改良焦爐。尤其是自2001年以來，焦炭市場需求急劇增長，其產品國內平均價格由2001年的每噸400元上升到2004年的每噸1400元以上，國際市場價格也由每噸67美元上漲到400美元以上——在這一背景之下，臨汾境內的各類煉焦廠不但得以生存且迅猛發展——對當地生態環境新一輪的汙染浪潮也隨著來臨。
山西省環境科學院的專家，將臨汾汙染稱為結構性汙染——產業結構不合理，「臨汾主要的汙染源為煤焦企業」生產時所產生的大量煙塵顆粒及化學物質。
「產業結構不合理是造成臨汾汙染嚴重和生態破壞的主要原因。」臨汾市環保局副局長潘齊龍曾坦陳，在短時間內，資源型重化工產業仍將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這些企業即使上環保設施，也有一定的排放量，臨汾的結構性汙染不能很快得到根本轉變。
此外，前述市情專家也向記者介紹，造成臨汾嚴重汙染的原因還有兩點：第一，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垃圾無害化處理是空白，市區集中供暖率僅有40％，路面破壞嚴重造成二次揚塵」；第二，環境監察「有心無力」。
藍天碧水與GDP的博弈
以「結構性汙染」為主因的臨汾，十幾年來始終醉心於經濟的發展，對於環境的治理問題一直少有關注。
「『有水快流』，無人關注環境。」當地一位專家對記者說，1995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彼時，「臨汾少有響應」。
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代價於1999年開始被臨汾地方政府關注，當年，臨汾提出了「打基礎、調結構、治環境」三大目標。其構想亦寫進了《臨汾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計劃》。
臨汾一位官方人士稱，以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為主要目標的構想，在當時被稱為「生死決策」——低於120立方米的高爐、不合格的焦廠要全部關閉，「這事關幾百萬人的吃飯問題」。
然而，產業結構調整至今，臨汾的汙染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有效遏制。「我們不承認產業結構調整不成功，只能說目前面臨很大的難度。」該人士稱，自1999年實行調整以來，「成效是很明顯的。」
據當地統計數據顯示，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間，臨汾市生產總值由171億元提高到375．8億元；財政總收入由13．4億元提高到58．86億元。其經濟總量目前位居山西第二。
對水及空氣的汙染，幾乎與臨汾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步。「老百姓很有意見，政府也很頭疼」。接近臨汾決策層的一位人士向記者表示，彼時，臨汾的「灰塵靠風颳，汙水靠蒸發」成為民謠。
2004年，國家環保總局公布了內地10大汙染城市，山西有多個城市入選，臨汾為汙染城市之最。
2006年2月，中國科學院公布的2006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稱，2005年，山西省單位工業產值廢氣排放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42倍，居全國31個省市區第二；煙塵排放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89倍，居全國第一；固體廢物排放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2．14倍居全國第一。城市大氣環境質量位居全國倒數第一。
山西的環境問題，不斷被社會各界關注。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更是提出，「要用最小的汙染代價，換取適當的發展速度」；省長于幼軍也表示，寧願不要GDP也要把汙染治住。
2006年6月10日，山西省正式啟動「藍天碧水工程」，相關官員表示，將以鐵碗的手段治理該省的環境汙染問題。臨汾作為山西嚴重汙染城市，成為重點治理的對象之一。
9月4日，國家環保總局公布了2005全國113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臨汾再次名列倒數。
10月12日，山西省環保局局長劉向東以公開信的形式提醒臨汾市市長李天太，市長是城市環境質量第一責任人，「保護環境，改善城市環境質量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公開信」指出，造成汙染的關鍵問題，除了臨汾市城市基礎設施薄弱，集中供熱、氣化率等指標偏低，市區燃煤汙染和二次揚塵嚴重外，更主要的是臨汾市在投入巨資進行環境綜合整治的同時，仍有大量焦化、鋼鐵等重汙染企業違法建設，肆無忌憚地排汙。
據了解，臨汾市118家焦化廠中只有25家焦化廠具有合法的手續，其他全部為違法企業。2006年山西省政府下達的第一批環境汙染末位淘汰企業及設施名單，要求臨汾市8月底前對22家企業及設施實施環境汙染末位淘汰，但只完成9家。
「李天太市長都拍桌子了！」一位臨汾環保系統的人士向記者介紹，「公開信」發表的第二日，臨汾市人民政府便下發相關文件，表示將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治理整頓給臨汾造成汙染的鋼鐵焦化行業。
為控制汙染排放總量，改善環境質量，臨汾市政府以控制工業和煤煙汙染為重點，從11月23日起對全市重點區域開展大規模的環境保護執法檢查。該專項執法檢查將持續到2007年3月20日。
「煤焦鐵現在還是臨汾的經濟支柱，汙染怎麼根治得了？」臨汾政界一位人士的辦公桌上，放著一份兩頁紙的布萊克史密斯研究所——2006年世界10大汙染地區臨汾部分的中文翻譯稿——「如果你怨恨一個人，讓這個人成為一位臨汾的永久的公民吧！為什麼？為了處罰！」被紅筆標劃。
「上頭的壓力，老百姓的壓力，讓領導們左右為難。」他說，「政府治汙的力度已經很大了」。
與政府治汙「力度已經很大」相反，據當地媒體調查，在臨汾市的焦化企業中，有近90％的企業未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未辦理任何環保審批手續，部分在建、投產的焦爐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為數不多的有合法審批手續的焦化企業，建設爐型也與立項及環評批覆要求不符。
今年6月至9月，山西省環保局作了一項萬人環保意識問卷調查。其中，71．01％的民眾「不願意」讓環境汙染日趨嚴重的市長留任，而90．8％官員選擇「願意」。
12月6日，山西省環保局又通報了「百縣千企萬民問卷調查」的情況。結果顯示：90．06％的民眾認為對環境違法行為中的政府責任人應當給予處分。
在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之間，官員和民眾都有著自己堅定不移的選擇。臨汾學界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記者，與「灰塵靠風颳，汙水靠蒸發」成為民謠相應成趣的是，「寧可被毒死，也不要餓死」則成為了某些官員的為官之道。「山西老百姓沒有從挖煤中獲得多少收益，往往是深受其害。」專家說。
「咱們國家對官員的考核體制非常不好，都是以GDP來考核，GDP關係到一個官員的仕途，這導致現在還是一味地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宏英對記者說，在這一制度下，高GDP的增長並沒有帶來老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一種政績工程。如果，各級政府都能把發展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就不會出現（臨汾）這種野蠻式的發展道路。」王說。（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龐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