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10 15:35:05 |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張明
一、問題的提出
與善意取得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在適用動產善意取得規則的情形，動產讓與人與善意受讓人之間籤訂的合同的效力如何？對此，我國《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
由此引起我國學界的激烈爭論，形成各種觀點。主流觀點認為，依前述合同法的規定，無權處分行為為效力未定行為，非必然有效，亦非必然無效，在使其有效或者無效之事由未出現之前，合同成立，但其效力懸而未決。但對於此一效力未定行為之所指，又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基於我國不採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區分理論，主張無權處分行為指的是當事人之間的合同（債權合同），亦即「這裡說的無效，不是處分行為無效，而是無權處分的合同無效，即買賣合同無效。不能解釋為買賣合同有效，僅處分行為無效」。 另一種意見則「乘機」抬出物權行為理論不可不採的主張，認為此效力未定行為只能是指物權行為而非債權合同，亦即出賣他人之物的買賣合同仍然有效，效力未定的僅為轉移出賣物所有權的物權行為。
上述主流觀點後來遭受頗多批評，其中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無論無權處分之受讓人為善意或者惡意，無權處分行為均應為生效行為。其理由是：從形式上看，在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之下，作為無權處分行為的債權合同，其效力判斷獨立於物權變動法律效果是否實現的判斷。而將交易相對人為善意的無權處分行為認定為生效行為，是鼓勵交易立法宗旨的體現，同時也有助於保護善意的交易相對人的利益。至於交易相對人為惡意的情形，由於大量通過中間商進行的交易活動中，中間商與零售商之間訂立的合同均屬此類（訂立合同時，零售商明知或應知中間商此時並非所售貨物的所有人），故如將合同認定為效力待定，將使大量的交易無以進行，背離交易習慣，損害交易信用。很顯然，動產善意取得的適用基礎，是動產善意受讓人實際獲得對受讓動產的佔有，而其受讓動產的事實，卻是某一交易行為（以買賣行為為典型）引發的結果。事實上，立法者必須回答：在適用善意取得的情況下，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的買賣合同之效力如何？如果該合同為有效，則受讓人對讓與人享有合同上的一切權利（包括抗辯權等），與此同時，讓與人也對受讓人享有貨款請求權及其他合同權利，而原所有人則不能對善意受讓人享有任何權利（在受讓人尚未向讓與人支付貨款的情形，原所有人亦無權直接對受讓人行使貨款請求權）；反之，如果該合同為無效，則在受讓人尚未支付貨款的情形，受讓人是否承擔向讓與人支付貨款的義務便不無疑問，如果有義務支付，其根據如何？如果無義務支付，則其貨款是否應向原所有人支付？等等。此外，對於適用善意取得的情況下，有關交易行為效力的確定，還直接涉及就物權變動模式選擇所存在的爭論，甚至涉及物權與債權的性質劃分本身。
二、「無權處分」辨析
首先必須對「無權處分行為」定位。「處分」是民法上廣泛使用的基本概念，與「處理」、「處置」同義。對財產之物質形態的處分，謂之「事實上的處分」；對權利或者法律上利益的處分，謂之「法律上的處分」。 進而言之，有處分權者所為之處分，為「有權處分」；無處分權者所為之處分，為「無權處分」。以上概念的使用，雖並非精確無誤，在使用習慣上卻並不見得過分講究，因而大體上並無不妥。
但是，言及「處分行為」，則另當別論。至少在德國民法理論中，作為法律行為之一種，「處分行為」與「負擔行為」兩相對應：所謂「負擔行為」，是指產生一項或多項請求權的行為，主要包括債權合同（買賣、贈與、租賃等）；所謂「處分行為」則是指權利的轉讓、消滅、在權利上設定負擔或變更權利的內容的行為，主要包括移轉物的所有權、讓與債權、拋棄所有權或免除債務、設定質權、將土地債務變更為抵押權等。負擔行為「以產生請求權的方式為作用於某項既存的權利作準備」，處分行為則是「直接完成這種作用的行為」。很顯然，上述德國民法中的「處分行為」與「負擔行為」的劃分，直接源於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劃分。雖然其「處分行為」不僅包括物權行為，而且還包括對債權或其他權利的處分，但物權行為系典型的處分行為當屬無疑。而債權的設定行為則為典型的負擔行為。如無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劃分，處分行為與負擔行為的劃分便不具有大的意義。在不採物權行為理論的立法，自然不存在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區分，或者說，不存在「負擔行為」的概念。而「處分行為」也當然不能成為法律行為的一個種類。不過，這並不妨礙理論上對「處分行為」這一概念的使用。亦即在債權意思主義以及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立法模式之下，「處分行為」這一用語可以被用來描述「以權利之得失變動為目的的法律行為或者事實行為」，如買賣、租賃、抵押、質押、債權讓與等合同行為，以及權利的拋棄等單方行為，還有消費或者損毀財產的事實行為等。在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不同的立法體系中，「處分行為」之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實質對於「無權處分」概念的使用和效果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依據德國法，負擔行為的效果僅在設定請求權，並無導致物權得失變動之功能，所以，行為人對有關財產是否享有處分權，並不影響負擔行為的效力。換言之，由於負擔行為的全部作用僅在完成對債權或其他請求權的設定，並不涉及既存權利的實際處分，故其不發生「無權處分」的可能。在「出賣他人之物」的情形，出賣人之不享有出賣物的處分權，不影響買賣合同（負擔行為）的有效性，僅只影響物權行為（交付或者登記所表示的物權變動意思）的有效性。因此，所謂「無權處分」，僅只適用於物權行為而不適用於債權行為。與此同時，德國法上的「處分行為」並非僅僅是對行為「目的」的描述，而是對行為本身（即行為內容）的描述，故行為人是否享有處分權，成為決定行為效力的重要因素（如動產交付行為不僅包含讓與人處分財產的動機，而且直接構成轉讓財產所有權的活動）。在這裡，所謂「無權處分」，是對處分行為的法律評價，之所以需要此種評價，原因在於該行為所生之效果中，包含直接引起權利變動之可能性。在不採物權行為理論的立法，所謂「處分行為」所描述的事項，首先也在當事人處分權利之行為目的。如在買賣行為，雙方籤訂買賣合同的目的是變動標的物之所有權，故可稱其為「處分行為」。但此種「處分行為」是否直接包含變動物權（處分權利）的活動，亦即其行為本身是否包含直接引起權利變動之效果，或者說，「無權處分」的判定有無實質性意義，則依物權變動立法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在債權意思主義的立法，標的物（特定物）所有權依買賣合同成立而發生變動。為此，買賣合同不僅以處分權利為目的，而且直接引起物權變動效果的發生。故法律必須對該處分行為本身進行評價，以確定其應否產生該種效果，換言之，如果出賣人並無對標的物的處分權，則法律不可能對該買賣合同作出肯定性評價（否則，在買賣合同生效即發生物權變動的前提之下，一方面，出賣人對標的物無處分權不影響買賣合同效力，另一方面，無處分權的出賣人不可能將標的物所有權有效地轉讓給買受人，兩者必然發生邏輯衝突）。在此，「有權處分」與「無權處分」便成為判定處分行為有無效力的基本依據，而「無權處分」作為對處分行為性質的確定，其價值便與德國法上的「無權處分」對於物權行為性質的確定完全相同。
但在債權形式主義的立法，買賣合同的效力並不包含引起物權變動的效果，此種行為之所以亦可稱為「處分行為」，不過是因為此種行為以轉讓所有權為目的，因此，出賣人是否具有對標的物的處分權，對於買賣合同的效力原則上不能發生任何影響，亦即出賣人是「有權處分」抑或「無權處分」，並不能直接成為判定買賣行為效力的根據。而當「無權處分」不具有對此種「處分行為」的性質判斷功能時，「無權處分」這一概念便喪失了存在的必要。質言之，在債權形式主義的立法，至少就買賣、租賃以及抵押權或質權設定等合同行為，根本不應存在法律行為意義上的「無權處分行為」的概念。
作者單位：江蘇省新沂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