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永昌，1922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超聲醫學科名譽主任，主任醫師，終身教授，是我國醫學超聲診斷的先驅，著名超聲診斷專家。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午,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超聲醫學科的走廊裡坐滿了前來求診的病人。記者比約定的採訪時間早到了十分鐘,站在走廊裡看著牆上對每一位超聲專家的介紹,第一位就是創始人周永昌。
1958年,A型超聲儀在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首次被用於癌腫的診斷,轟動全國,超聲診斷由此在上海誕生。不久後,周永昌牽頭組建了我國第一個超聲醫學研究室。1961年,他組織編著了我國第一部《超聲診斷學》專著,我國醫學科學中的一支新奇葩——「超聲醫學科」就此綻放。
一位穿著白大褂、滿頭銀髮的老人從拐角處走來,步子從容安靜,老人戴著一副很普通的眼鏡,鏡片後面是一雙再普通不過的眼睛,人們卻稱他「一眼準」。他就是今年92歲的周永昌教授。
在近兩個小時的採訪中,周永昌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別叫我一眼準」。
天氣炎熱,記者對他說您喝點水吧。他卻搖搖頭說:「我習慣了,中午休息時喝一大杯水,下午就不再喝水了,你看,那麼多病人等著我呢,我要節約時間。」
「『一眼準』作出的診斷結論,大家都公認,你就放心吧!」
一位中年男子住進了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的病房,因為他近期不時發現有血尿現象。醫生照例要給他檢查這檢查那。「下午再去做一下B超」,醫生吩咐他。「B超三天前我在別的醫院剛做過,還要做嗎?」病人不解地問。「當然要做,別的醫院做過的,在我們這兒不算數!」醫生正色道。「好吧」,病人一邊輕聲作答,一邊從包裡掏出先前的那份檢查報告單準備在檢查後作個比較。「給我看看」,醫生拿去翻閱了一下,驚訝地說:「你怎麼不早說呢,『一眼準』周永昌教授給你做的B超,那是不一樣的,那當然是最權威的。」……
江蘇一家療養院的體檢中心,一位老幹部經過B超檢查後,兩位醫生回放著剛才攝下的一幅幅影像,討論著究竟是「腎囊腫」還是「腎結石」,然後詢問被查者:「去年你做過這方面檢查嗎?」「做過。」「在哪家醫院做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哪位醫生做的?」「周永昌教授做的。」「噢,是周教授啊,他怎麼說的?」「他說是先天性的腎盂啥個炎,那個醫學名稱我也記不清了,反正他說不礙事的。」「明白了,我們這兒放在身邊的這本教科書就是他主編的。『一眼準』做出的診斷結論,大家都公認,你就放心吧!」……
一位患有膀胱腫瘤的病人,特地從外地趕來請周永昌作腫瘤分期診斷。周永昌和往常一樣,開始了檢查。他目不轉睛地對著屏幕,雙眉越鎖越緊。不對勁,這位患者的膀胱腫瘤與平時所見的有所不同,腫瘤的源頭似乎在膀胱之外。他詳細詢問病人的症狀與病史,為病人做了結腸部位的檢查,最後作出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判斷:病人患的是結腸癌,浸潤膀胱。鑑於周永昌作出的結論,泌尿科醫生和普外科醫生一齊上陣為患者進行手術。令醫生驚嘆的是,病人體內的實際情況和周永昌的診斷結果完全一致,病根是結腸癌,而且確實已浸潤了膀胱。周永昌的一雙慧眼,讓這位病人避免了「二次手術」的痛苦。
老劉至今還記得十多年前找周永昌看病的情景。「周教授,您幫我查查,我的腎臟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在找到周永昌之前的大半年裡,老劉已經奔走於多家大醫院之間,但沒人能給出一個確切的結論,有人診斷為結石,有人診斷為囊腫,更有人診斷他患了早期腎癌。一位在醫院當領導的朋友對他說:「看來只有請『一眼準』說話了。」
那是一個驕陽似火的午前時分,儘管進入了溫度不高的檢查室,但緊張的心情還是催得汗珠順著老劉的臉頰一滴一滴往下淌。周永昌一邊嫻熟地移動B超探頭,一邊注視著屏幕裡的影像,鏡片後的雙眼若有所思地眨了幾下,稍頃,他對老劉說:「來,你翻個身。」老劉一時沒聽明白。「你翻過身去,把背朝上。」查完背部,周永昌又說「你站起來,我再查查」,幾分鐘後,「你再坐起來」……老劉的臉上掠過一絲狐疑的神色:此前去過好多家醫院,沒有一個醫生是這樣做B超的!
「周教授,您要不要看看我在別的醫院拍的片子?」整整45分鐘過去了,周永昌一直沉默不語,那仿佛是老劉人生中最為煎熬的一次等待。
「放心吧,我看不是癌症,是先天問題。沒有大礙,也不需要手術。」周永昌終於說出了診斷結論。
「一眼準」的一句「放心」,讓老劉驟然放下了日夜懸著的心。他歡快地奔到第六人民醫院門口的一家小飯店,大口大口地飽餐了一頓,這是他大半年裡第一次吃得那麼香!
還有更為傳奇的。在一家二級甲等醫院,一位病人被診斷為膀胱癌,在家屬的陪伴下即將進入手術室。這時,主刀醫生聽說周永昌教授正在這家醫院會診一例疑難病症,提議「不妨請『一眼準』再過過目」。周永昌仔細檢查後,微笑著對病人說:「是炎症,不是癌,不需要動手術。」撲通幾聲,病人和他的家屬情不自禁地跪在了地上,大悲大喜之情催得淚水一洩而出……
「如果不仔細詢問病史和症狀就匆忙檢查,往往容易出錯。」
「千萬別叫我『一眼準』。」坐在記者面前的周永昌謙遜地笑著,連連擺手說,「我也不是神醫,診斷總是有對有錯,我只是儘量避免錯誤,更仔細,更認真一點罷了。」
與其說「一眼準」是用眼看病,不如說用的是心。而病人最需要的,恰恰就是這更多一點的用心和細緻。
一般來說,超聲醫生只要給病人診斷出有無腫瘤即可,而周永昌卻始終堅持給腫瘤作進一步分期,為醫生提供準確依據,以判斷病灶要不要切,該切除多少。就是這份「進一步」的仔細和認真,讓周永昌看出了許多像結腸癌轉移膀胱那樣差點被忽略的病例。
學生們經常向周永昌討教:您對病情的看法為什麼常常與眾不同?別人難以分辨的腫瘤,您怎麼一眼就能看出來,而且還看得那麼準?
周永昌從不吝嗇自己多年探索所得的經驗:腫瘤部位通常會有一支很小的動脈通進去,超聲探測的角度和這支小動脈的位置就是診斷的關鍵。有的可能很容易就能看出來,有的則一時看不清楚。所以就要從多個角度仔細查,需要時還得請病人趴著,或者站起來進行檢查。如果你以為看不出便放棄了,就可能會漏診。
「不怕多花時間,就怕看得不仔細。」周永昌說,「我經常對學生們強調這句話。」
「您是怎麼發現支動脈對於腫瘤判斷的重要意義的?」記者問道。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可以參照,也沒有人教我,就是靠自己不斷摸索。」周永昌的語速很慢,依舊微笑著。
而那五十餘年的探索研究之路,絕不像他的口吻那般輕鬆。
在和超聲結緣之前,周永昌已經是一名具有近十年豐富經驗的泌尿外科醫生。當時,沒有哪個外科醫生願意輕易放棄自己的「手術陣地」,去研究無人問津的超聲診斷。但周永昌沒有遲疑,在沒有任何資料和經驗的情況下,白手起家,邊實踐邊學習,終於在艱難的探索中發現了利用超聲進行診斷的意義。
學生們都知道,周永昌之所以看得準,還得益於他獨特的診斷習慣。
病人一進門,他從不急著做B超,而是先仔細詢問病史,對病情作大體掌握,而後再針對性地進行檢查。
「您的診斷結果和別人有所不同時,您如何堅持自己的判斷?」記者問。
周永昌沉思了片刻,清了清嗓子:「超聲診斷的奧妙就在於會出現『同病異圖』,也就是說,同一種病,會看出不同的圖。還有『同圖異病』,那就更複雜一些。」
「遇到這種情況,怎樣才能判斷準呢?」
「這就需要超聲醫生結合自身的臨床知識,把圖像、病人的症狀、病史三者結合起來,再根據自己的經驗仔細尋找證據,診斷才能更準。如果不仔細詢問病史和症狀就匆忙檢查,往往容易出錯,即使你再仔細,花上一個小時查一個病人也許都找不到要害。有了臨床經驗,我一問病史,大體就知道檢查的重點在哪裡,有了目標,才能查得準。」
顯然,「一眼準」從來不是一「瞥」準,在比別人更仔細更用心的背後,周永昌的「準」還得益於他近十年臨床經驗的積累。正是由於在外科及泌尿外科累積的豐富經驗,加之對超聲診斷技巧的潛心鑽研,周永昌才成為了腹部超聲尤其是泌尿系統超聲診斷領域的一位權威專家。1986年,在國際超聲醫學歷史會議上,周永昌被授予「超聲醫學先驅工作獎」。
「我不敢輕易下結論,我知道我的結論關係到病人的生命。」
「一眼準」有沒有看不準的時候?
「當然有啊!」周永昌回答得毫不遲疑。「難以下結論的時候,我會讓病人短期內再來隨訪,密切觀察。我不敢輕易下結論,我知道我的結論關係到病人的生命。」
有位病人,讓周永昌一直牢牢記著。由於不明原因的腹部不適,這位病人慕名找到了周永昌,根據主治醫生的要求,周永昌為他檢查了腎臟、輸尿管和膀胱,沒有發現異常,周永昌不放心,又特別為他查了查胰腺,也沒有發現問題。但出乎意料的是,當那個病人再度入院時,已經被確診為胰腺癌晚期。
「我回想了一下,胰腺的頭部和體部我都查過,確實沒問題,唯獨沒看到胰腺的尾部。」原來,胰腺尾部在超聲檢查時常常會被相鄰的器官組織所掩蓋。但周永昌有一套自己的辦法,凡是來查胰腺的病人,都要先喝下四杯水,等上些時間,就能把胰腺的尾部看清楚。
「我沒想到問題出在胰腺。早知道,我就應該讓他先喝水,如果當時能早點診斷出來,他就不會拖到晚期了。唉,可惜呀!」多少年過去了,他總對這個疏漏念念不忘,至今說起來還痛心疾首。
周永昌不願意別人叫他「一眼準」,但幾十年來,他早就把這三個字作為自己追求的標準。他說:「因為『準』是超聲診斷的生命,是我行醫的標準。」
在周永昌看來,醫學是與生命打交道的學問,既然是和生命打交道,醫生就要對生命有一種敬畏感。他說:「有了這種敬畏感,你就會莊嚴地對待每一位病人和每一次診斷。有了這種敬畏感,你就會站在病人的立場上想問題。」
一句「假如我是病人」,正是周永昌堅守的情懷。
多年來,全國各地趕來找「一眼準」的病人總是絡繹不絕,周永昌每逢早上看門診,總要一直看到下午一兩點鐘才能吃上飯,忙起來則什麼也顧不上吃。同事們勸他吃些點心,他卻說,你看看那些遠道而來的病人,一清早就來排隊,他們不也餓著肚子嗎?無論別人怎麼勸說,他都堅持不檢查完就不吃飯、不休息。他說:「既然從事醫學事業,就註定了我們的工作不可能是8小時工作制,病人的需要就是醫生的職責。」
而今,已是92歲高齡的周永昌依舊堅持每周看門診,如此大的工作量,讓許多年輕醫生感佩不已。他卻笑著說:「我們做醫生的,就是要給病人看病。不管多大年紀,只要我還看得動,只要病人還需要我,我就會看下去。」
「為病人做超聲診斷,已經成為您人生的最大快樂。」記者感嘆。
「是啊,特別是那些疑難雜症病人,查來查去都不能肯定自己到底得了什麼病,最後到我這裡診斷出來了,而且病人總是相信我,這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
「病人找您看病,是不是得排特別長的隊,提前很長時間預約?」記者問。
「除了定期隨訪的病人之外,對那些急需手術的急症或重症病人,我會儘可能地讓他們加進來。」
「行醫先要做人,有些事堅決不能做,有些事必須去多做。」
早在上世紀60年代,超聲研究在國內剛剛起步,周永昌就面向全國辦起了超聲診斷訓練班。自己研究所得的經驗,他總是毫無保留地向大家傳授。訓練班辦了一屆又一屆,超聲事業也隨之不斷進步壯大。
如今,全國很多大城市有名望的超聲主任、超聲專家都是周永昌的學生,甚至是學生的學生。
在傳授先進超聲技術的同時,周永昌更是言傳身教著他的行醫準則,他說:「行醫先要做人,有些事堅決不能做,有些事必須去多做。」
在周永昌看來,「堅決不能做」的第一條,就是不能一切向錢看。
「你看看那些得了癌症,家境又貧困的病人。我們做醫生的,治病救人是天職,還要講良心,要儘量為病人省點費用。」
「醫生怎樣為病人省錢呢?」
「對超聲診斷來說,超聲造影檢查是一個自費項目,做一次要600多元。如果我覺得這個病人不需要做造影就能確診的話,我決不讓他花這筆冤枉錢。我寧可少發表一篇論文,也不能用病人的錢來換我個人的論文數據。」說到這裡,周永昌臉上的笑容突然轉換為嚴肅的神情。
他經常這樣告誡學生:「怎麼樣才算好醫生?我學醫的時候,哪個醫生手術做得漂亮、醫術高明,這還不能算最好的醫生。誰的病人併發症少,而且病人花的費用少,那才真是好醫生。」
讓周永昌無法容忍的,是一些人為了追逐利益,丟掉了行醫最基本的道德準則。
他氣憤地對記者說:「我聽說現在有的超聲醫生會做假報告,我心裡很難過。病人經過治療後體內的囊腫明明沒有縮小,但為了欺瞞病人,超聲醫生就做假報告,說病已經治好了。搞這種欺騙行為的人,根本不配當醫生!」
然而,有一些事,周永昌又會「逼」著學生們去做。因為他知道,那是有利於病人的好事。
「不要以為超聲診斷只是單純的輔助學科,是『幕後英雄』,超聲也能治療疾病,比如肝膿腫病人,超聲醫生做個穿刺,病人就可能免除開刀之苦。」周永昌這樣說。
在多數醫院,穿刺總是由超聲醫生協助定位,請外科醫生完成。但在周永昌的帶領下,第六人民醫院的超聲醫生們堅持由自己完成泌尿系統以及肝穿刺等治療。
起初,有的年輕醫生不敢親手做,周永昌就對他們說:「我們超聲醫生自己做穿刺對病人有好處。對病人有好處,就一定要做,就要去鑽研。」直到現在,周永昌還保持著每周親自為病人做穿刺的習慣。
採訪進行到一半,超聲醫學科副主任王燕推開了辦公室的門。得知記者在採訪周永昌,王燕說:「周老這麼大歲數了,每天還堅守在第一線,我們都覺得他太辛苦,但又都『捨不得』讓他休息。到現在,我們有什麼疑難問題還會經常跟他請教,他是病人和我們學生的共同財富。」
周永昌笑了起來,連忙擺擺手:「別總說我的好話。」
「周老為什麼被大家稱為『一眼準』?因為他不僅僅是超聲專家,還是泌尿科專家。」王醫生接著說。
「所以我總是跟你們說,要多學一點臨床知識啊。沒有臨床經驗的積累,就做不了最好的超聲醫生。」周永昌就是這樣抓住機會,「逼」著身邊的年輕人去拓展知識,不斷鑽研。
從最初的A超,到如今的彩色B超,技術在不斷進步,周永昌卻固執地喜歡「老一套」。他說:「以前的診斷報告是我們親自手寫,畫解剖圖,腫瘤位置在哪裡,醫生一看就明了。現在都是計算機出報告,格式統一,卻不如過去那樣個性化了。」
偏愛手寫報告,絕不僅僅是格式的差別,周永昌堅守的是醫療診斷過程中人的作用和人的溫情。
他總是告誡身邊的學生:「機器進步了,並不意味著超聲醫生要變成單純的數據記錄員,超聲診斷不是CT、也不是PET,它的特性決定了超聲醫生的手動操作不可替代。不管技術怎麼進步,一定要把技術和人的經驗結合起來,這是很重要的,千萬不能忘記。」
「一眼準」的看法,其價值與意義,顯然不僅僅在於超聲診斷的技術層面。
#解放周末 思想悅讀#
在這個急躁的時代，我們努力慢下來，去探尋那些深刻的思想、動人的故事、厚樸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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