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中的「八佰」精神:「嘉定三屠」所展現的忠臣「義氣」

影院日前上映的「八佰」展現的四百多名戰士的英雄壯舉賺足了觀眾的眼淚，人數相差懸殊的「屠殺」現場，將兄弟們的愛國情懷展露無疑。從古至今，在國難關頭，總有一群人捨生取義，勢必與國共存亡，縱使很多人會說他們以卵擊石、不自量力，但這種「忠臣義氣」又如何不讓人動容呢？

很多不太了解明末清初歷史的人，對「嘉定三屠」可能不甚清楚，這次也是一種屠殺，是一群士人奮力一搏，是不忘故國的捨生取義。他們和在四行倉庫與日軍廝殺的四百多名壯士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又有些不一樣，他們的身後沒有多少「國人」和他們一樣堅定立場，他們的犧牲踐行了他們自己堅守的那一套君臣道義理念，他們所展現的忠臣義氣同樣令人動容。

記載整個事件較清楚且可信的是朱子素所撰《嘉定屠城紀略》，作為整個事件的目睹者，他將滿腔悲憤盡數注入此書，為後世揭開那段殘忍真相。

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清軍破南京。閏六月初九，明降將李成棟留守300人在太倉附近江船上，率兵去吳淞。十二日，清軍下剃髮令，強迫漢人脫下傳統服裝換穿滿族服裝，男子剃盡頂前的頭髮，洗後的頭髮必須編成小辮拖在腦後，以此區別「順民、逆民」。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剃髮令激起群憤，遠近鄉兵圍攻李成棟船隊，斬殺清兵84人，兵船及船上所掠財物悉數焚毀。十五日，李成棟選精兵40餘人由吳淞去太倉搬兵，行至羅店，北鄉兵追殺。李成棟即縱兵報復。

十八日，李成棟率兵屠羅店，殺居民千餘人。十九日，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急促明左通政侯峒曾入城商議守城之策，決定劃地而守城樓高懸白旗，上書「嘉定恢剿義師」6個大字，全城嚴陣以待。二十四日，李成棟遣弟李成林率精兵數十騎從吳淞再次往太倉搬兵，一路遭鄉兵追殺至北門，又被北門鄉兵逼入倉橋街，李成林斃命。李成棟大怒，於七月初一屠婁塘，初四屠縣城，二十六日屠葛隆、外岡，二十七日再屠縣城，全縣死難2萬餘人。清末民主革命家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始把這一事件謂之「嘉定三屠」。（《嘉定縣簡志》卷八 軍事 民防）

殘酷的歷史事實是：假設沒有這些忠臣的抵抗，這場屠殺可能不會發生。但歷史沒有假設，作為後人，我們不能站在我們的時空對當時的人和事進行「聖人」的評價，或許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這場屠殺的對象——儒家士大夫，他們在明亡之際的嘉定縣城率眾抵抗時上演的悲壯殉國的一幕。美國學者鄧爾麟所著《嘉定忠臣——十七世紀中國士大夫之統治與社會變遷》同樣把目光鎖定到「嘉定三屠」這一歷史事件中那群忠義之士。他的著眼點亦是那群在特定時空下的中國儒家士大夫有如候峒曾、黃淳耀的一批忠貞的地方精英。

農民起義與清軍入關讓本孱弱的明朝徹底「崩盤」，清軍的勢如破竹使嘉定的失敗成為定局，即使是這樣糟糕甚至不可挽回的局面，在嘉定的這批儒家士大夫仍組織了這場視死如歸的抵抗。正如黃淳耀對其僧人朋友說的那樣，儒生有責任追隨他的皇帝殉難，就像忠貞的婦人要為丈夫殉節，以此來證明忠臣對儒家基本信條的堅守，即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的綱常，尤其是君臣之間的綱常。抵抗清政府的剃髮令、反抗清軍的殘殺、強暴、掠奪行為，從城鎮到村莊，百姓們組織起武裝隊伍，投入那場絕望的屠殺中，可以說民眾抵抗運動與明朝忠臣的凝聚力顯然在共同的恥辱感中得到加強，但清軍裝備的先進以及準許的無法無天的行為讓這場忠臣組織的抵抗運動以慘敗告終，並且引發清軍野蠻而殘酷的報復，這場抵抗運動以快速且毫無可能挽回的失敗告終。

儒家士大夫的自殺行為是他們對儒家信條的堅守，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儒家價值觀的信奉，候峒曾、黃淳耀等這批忠臣對他們的儒家信條堅守的信念近乎於極端，而且比他們所號召起來的普通百姓更富有理想色彩，一種理想，一種現實，兩方的協調難乎其難，直接導致這場抵抗運動快速失敗。姑且不論原因，這些忠臣和勇士抵抗外敵，反對變節，為儒家綱常價值觀的復興奮力一搏，他們的行動以及信念激勵著後來者，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所展現的是值得尊崇的忠烈，儒家信仰的忠實踐行者。

再回過頭看當時的嘉定縣城，這些忠臣作為組織抵抗的領袖，其身份卻有些尷尬，他們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明清之際那些能夠產生地理、親緣認同的「鄉紳階層」，他們沒有做到「上呈下達」的平衡，僅與官方權力中心聯繫緊密，而與所在地方的鄉民聯繫卻異常薄弱。當時的社會事實是，開明的士大夫、商人和一些農民都有意與清首領合作，儘量消解民族衝突，商業化的發展讓利益的追求變得愈來愈重要，忠臣推動的抵抗運動使得這場抵抗變得極端，導致殘酷且殘忍的屠殺。

當然，後人可以盡情討論宣揚自己對此事的看法，但候峒曾、黃淳耀等忠臣奉行始終的忠臣義氣在歷史的記憶中是無法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