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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保羅·勞特伯而言，最為動情的時刻，並不是在2003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榮耀，而是當他走在街頭，一些陌生人會主動走到他面前，真誠地說：「感謝你救了我女兒的命！」，或者「感謝你讓我免受手術之痛！」
2007年3月27日清晨，保羅·勞特伯（Paul Lauterbur）在美國伊利諾州厄巴納（Urbana）的家裡，因腎病悄然離去。全世界都會感念這位老人的寶貴遺產。對於每年數千萬人次接受過核磁共振成像（MRI）掃描的患者，幾乎難以想像，如果離開了這一革命性的醫療設備，他們將不得不通過手術來確定病灶，或者忍受危險的X射線照射，這些無疑都意味著更大的風險。
不過，當1973年，全球最具權威性的學術期刊——英國《自然》雜誌拒絕發表勞特伯的論文的時候，他們也許並沒有意識到幾乎會錯過一場「革命」。
在原子中間，由於原子核本身是帶電的，所以其高速旋轉會產生一個磁矩；如果被放在強穩態磁場中，原子核仿佛微型的指南針一樣，會重新排列方向。而在特定頻率的射頻波照射下，原子核本身會發生能級躍遷，從低能級跳到高能級。但這個狀態並不穩定，它還會通過「弛豫過程」跳回低能級，同時輻射出核磁共振信號。
由於不同原子核對應的頻率不同，因此科學家很自然地利用這個原理，來分辨各種化合物的成分。核磁共振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但它仍只是一個化學工具，與普通人的健康看上去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轉折發生在1971年。這年5月，紐約州立大學布魯克林分校的物理學家裡蒙德·達馬迪安（Raymond Damadian）在美國《科學》雜誌上指出，通過對老鼠的解剖研究發現，其腫瘤的核磁共振弛豫時間與普通組織有著明顯差異。
雖然身為一個化學家，但從20世紀60年代，勞特伯就高度關注核磁共振技術。這年夏天，他在觀察一個博士後進行的老鼠解剖實驗時意識到，既然不同人體組織的核磁共振信號差異如此明顯，也許根本沒必要通過令人厭惡的血淋淋的解剖對其進行研究；只要有良好的空間解析度，完全可以用儀器對動物進行活體研究。
不過，如何確定信號發生的位置，還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一天晚上，在和同事參加一個小型聚會時，他突發靈感：也許，可以通過在穩態磁場上疊加一個有著梯度變化的磁場，實現對位置進行二維甚至三維定位。
在那個年代，既沒有CT（計算機X射線斷層攝影技術），勞特伯本人也不清楚該用什麼樣的數學工具來解決諸多問題。但他以自信和樂觀，設法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成功獲得了有史以來第一張核磁共振成像的照片：他把兩支裝有普通水的試管放到重水中間（重水是以氘這種同位素來代替普通的氫原子），通過數據採集和圖像重建，得到了交叉截面的照片。
勞特伯本來希望通過他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為這項發明申請專利。但校方認為，這種技術帶來的收益不足以補償整個申請的開支，所以採取了拖延態度。勞特伯反而展示了更為豁達的一面，他歡迎所有人參觀他的實驗室。在來自不同專業和國度的訪問者中，就有後來與他一起分享諾貝爾獎的英國諾丁漢大學彼得·曼斯菲爾德（Peter Mansfield）教授。
直到80年代初期，第一臺商用核磁共振成像設備正式投入醫學應用，勞特伯仍然同自己的團隊一起，繼續研究改進這一技術。90年代末期，步入暮年的勞特伯才重返自己的本行化學領域，希望了解與生命起源相關的更多秘密。
勞特伯1929年5月6日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雪梨市一個歐洲移民家庭。很小的時候，他就通過姑媽，想辦法訂閱了《博物學》雜誌。中學時代，生物兼化學老師給了他充分的自由，允許他呆在鍾愛的實驗室中而不是在課堂裡。據說，這位老師聽到勞特伯獲得諾貝爾獎時，淡淡地說：「我始終都相信，他會取得這樣的成就。」
1951年，勞特伯在凱斯理工學院（現凱斯西儲大學）獲得化學學士；之後，加盟了一家公司的研究院。就在這時，他開始接觸核磁共振技術。在從軍隊退役後，勞特伯於1969年在賓希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正式加盟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在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後，1985年，勞特伯加盟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並在這裡度過了最後22年的光陰。
勞特伯身後留下的，有兩次婚姻帶來的三個孩子，更有全球正在使用的超過2.2萬臺核磁共振成像設備。這樣一個數字也許仍然只是一個開始，因為隨著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設備的問世，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是通往人類了解自身的終極目標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