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轉鈴
2016-08-20 16:57 來源：澎湃新聞
巴西奧運上，來自南非的女子短跑選手卡斯特·塞門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說是再次，是因為，自從她在2009在世界青年錦標賽上嶄露頭角，她出色的比賽成績，肌肉發達的外表，讓她始終處於「是男還是女」的質疑之中。敗於她手的俄羅斯選手憤憤不平地說：「瞧瞧她那樣子（就知道了）。」賽後，國際田聯令她做了藥檢和性別檢查。雖然報告結果並未正式公布，只由委員會私下和塞門亞進行了溝通，但雪梨每日電報聲稱獲取了知情方的內部消息，稱她沒有子宮也沒有卵巢，睪酮水平還是「正常」女性的三倍。從此，輿論開始稱她為「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或者，「間性人」（intersex），民間的羞辱性言論更多。國際田聯最終認為她體內的睪酮水平過高，需要服藥降低到「正常」女性的水平，才能和其他選手同臺競技。國際田聯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是這麼說的：「我們需要盡最大可能創造一個公平的競技場。不過要聲明的是，她完全有權參賽，我們不應妖魔化選手，她是我們的女兒，也是我們的姐妹。」
奧運會的性別檢測史很多人或許會在直覺上支持田聯的做法：這對其他選手是不公平——她不過是體內自帶興奮劑生成機制， 和服用人工興奮劑的選手有什麼本質區別？在嘗試解出這道似乎有關公平的「超綱」倫理題時，讓我們先大致回顧一下奧運會歷史上的性別檢測問題。塞門亞的情況絕非偶然，據估計，在本屆田徑場上，有「間性人」可能的選手有五位到十位——換言之，田徑場上的「間性人」比例比普遍人群要高得多。波蘭女子短跑選手斯坦尼斯洛娃，1932年獲女子100米短跑金牌，可當她1980年被意外槍殺，解剖結果卻顯示，她同時擁有男女兩性性徵，和XX和XY染色體。2006年多哈亞運，女子八百米銀牌得主珊蒂被檢測發現擁有超於「正常」女性的Y染色體數量，從而被取消了獎牌（可是在05年的亞洲田徑賽上，她卻通過了性別測試）。因為破碎的奧運之夢和巨大的社會壓力，她曾一度自殺。
María José Martínez-Patiñ是一位跨欄選手，這是她1983年獲得的一張「女性證明」。這並非什麼驚世駭俗的新鮮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奧運會官方就要求女選手做「性別檢查」，選手需要裸體在專家組面前走來走去，供檢查是否擁有陰唇，乳房，生殖器等女性「應有」的器官，過檢的選手可獲得一張隨身攜帶的「女性證明」（Certificate of Femininity）。隨後，染色體檢查取代了婦科檢查，所有體內帶有Y染色體的女性，哪怕性別表徵是女性，生殖系統也是女性，從小就被所有人當作女性，也不被允許作為女性參賽。到了2009年塞門亞的時代，睪酮水平成為各項指標中比較重要的因素，但在有爭議的情況下，染色體檢查，荷爾蒙檢查，生殖器檢查和第二性徵檢查隨時隨地會被加入到性別測試的豪華套餐裡面，因為並不存在一種測試，可以單純判定出選手的性別。
據斯坦福神經科學教授羅伯特·薩波斯基稱，新生兒中，染色體性別和性別表達不一致的概率達到了驚人的1%，也就是說，比該新生兒智商高於140的概率還要大。有些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性別表達還會逐漸發生改變，從男性變為女性或者從女性變為男性，都有可能發生。至於現在被視為權威的睪酮水平，也同樣不靠譜：許多女性體內睪酮水平高於常人，但對其影響微乎其微，因其對體內的睪酮並不敏感。總之，染色體性別，性腺，激素性別，性別表達這四項指標之間，基本上是一團亂麻，互不一致的情況很多，取任何一項作為判定性別的標準，都會引起更大的不公平。
性別：「應該控制」的變量很多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奧運會，總體來說，是一場性別隔離的大賽。除了僅有的馬術項目不以參賽者性別加以分隔之外，男女能有機會同臺競技的也只有桌球、網友和羽毛球等混雙比賽。據說，因為男性和女性在體能上的統計性差異，按性別分開比賽，能去除性別因素帶來的影響，使比賽更公平，也更有觀賞性。用偏學術的語言來說，性別被視為一個二分變量（dichotomous variable），數值只有兩個，男，或者女，控制這個變量，能夠更準確地傳達競技項目的本意。除了性別這個在絕大多數項目中都被控制的二分變量之外，在舉重，柔道等比賽中，選手們按照體重加以分組，以減少體重這一因素對比賽公正性的影響，只是分級較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個連續變量了。
影響比賽成績的原因千千萬萬，為什麼偏偏只有性別和體重，被視為「應該控制」的變量，而其他因素，如身高，種族，體能，慣用手等，卻沒有被加以區分呢？除了一些歷史的，偶然的因素，主要的倫理考慮，據稱是基於該因素是否天生。很多人都認為，性別是天生的，二元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每一個新生兒剛出世時，除了健康與否，第一個問題就是「是男是女？」。哪怕一時之間難以判定，醫生們也會像燒了屁股似的和家長溝通，建議通過手術為孩子「選擇」一個性別，似乎性別是人類處理對象時接近於本能的歸類法，不是男性就非得是女性不可。隨著性別話語反思的普及，大家或許聽說過西蒙·波伏娃的「生理性別是天生，社會性別是建構」的理論，卻不一定知道生理性別也同樣複雜得令人頭疼。誠如上述所言，性別遠比我們想像的更複雜，更精妙，哪怕人類不是在從「理想男性」到「理想女性」的實數軸上均勻散落，也絕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離散的伯努利分布（又稱0-1分布）。如果我們如此糾結於「間性人」參加女子比賽時給其他選手帶來的不公平，我們為什麼不按照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各自具有的種族天賦（田徑，遊泳，桌球）而加以分隔？比如短跑，分為亞洲組，歐洲組和非洲組，是不是對各個種族的人會更公平一些？比如籃球比賽，身高帶來的優勢十分明顯，分成一米八以下組和一米八以上組，是不是會更公平一些？更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棒球比賽：因為棒球比賽的規則和特性，所有人都知道，左投手相比右投手有著巨大的優勢，在一般人群中，左撇子大概佔10%，而在棒球投手這個人群中，左撇子的比例卻高達30%左右！是不是還要分成左撇子組和右撇子組，才能保證比賽的公平？
是對公平的執著還是對男女二分法的迷戀？事實上，奧運會是一種精英體育，挑戰的是人類身體的極限，而非社會保障系統所關心的公平。參與，超越，都是重要的概念，而公平，相對而言，是較為次要的考慮。可以說，所有的奧運會參賽選手，都是具有某種「天賦」的，換言之，他們都是正態分布中那些長尾，是少數，是非「正常」，而正是這種「非正常」，使得他們能夠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景觀」。甚至，選手所屬的國家支持，選手本人的家庭財富，都和她們的比賽成績息息相關。高於常人的睪酮水平，就像異於常人的爆發力，或者身高，靈敏度，都有可能是她們能脫穎而出的原因。當其他「不公平」的指標都被有意無意的忽略，只有「性別」成為嚴防死守的唯一堡壘，或許我們該反思的，是我們對性別問題的偏執，是對男女二分法的迷戀，而不是其他。
誠然，目前而言，在固化的男女二分法的框架下，「男性」的確要比「女性」在肌肉爆發力上有所優勢：這在生物學上有個專門的稱呼，叫做「兩性異形」，即男性和女性有著生理上的統計性差別。然而，兩性異形不是絕對，而是演化的結果，人類的兩性異形在靈長類中相對較不明顯，據說和人類男性撫育親代的投入程度有關：如果我們強迫睪酮水平高的女性選手服藥降到較低水平，那我們不過是人為地強化了兩性異形，強化了男女比賽成績的鴻溝罷了。在這種情況下，睪酮水平高的女選手，或者作為「男性」去參加男子比賽，或者要以非自然的手術或者藥物治療將自己改造成符合社會成見的「女性」，永遠也不可能以她們自然獲得的天賦才能為女性這個群體爭得榮光，女性和男性的「兩性異形」，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按照著名性別理論家朱迪·巴特勒的觀點，性別規範，主體（身體）和述行性，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引用，更新和進化的關係，在奧林匹克這樣的精英體育中，就更為明顯：選手被自然賦予的身體，必須根據比賽設定的二元性別規範改造自己，來「召喚」出體內的那個預設的「正常的我」，表達出符合期望的染色體／性徵／內分泌水平，從而得到相應的比賽資格，而這種「引用」和「進化」，也反過來哺育和強化了二元的性別規範。舉個反例，大家就會發現，是性別規範，而不是睪酮水平，造成了這個捏造的倫理困境——在男性選手這個群體裡，也有睪酮水平遠超常人的男性選手，為什麼沒有人要求他們將荷爾蒙水平降到「正常範圍」，來保證男性比賽的公平呢？我們的所思，所想，甚至所見，都是被規範的——就像籠中之鴿，眼前只看到鐵條，卻看不到比鐵條面積大了無數倍的廣袤天空。
奧林匹克競賽，英文以Games冠之，對各國參賽選手來說，是一場標準最高的世界性賽事，對我們觀眾來說，除了坐在前排吃瓜之外，也不妨將之視為一場能挑戰自我成見的有趣的思想遊戲——或許，這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發起人顧拜旦所謂的「參與」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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