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可可樹下 加納一家人的半個世紀(圖)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4月26日 22:29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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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加納家庭三代人的故事，他們經歷了非洲前50年的奮鬥與勝利。從很多方面來看，德赫一家———克瓦米、蘇齊和迪萊特是普通而平凡的。但是他們的人生卻是這塊大陸勝利與奮鬥的縮影。
1957年3月6日的半夜最終來臨的時候，教堂的鐘聲響徹阿克拉。城市的街道上充滿了慶祝和希望的氣息，人們湧到議會大樓外面的廣場上，歡呼英國旗幟的降下，新的國家———加納的綠色、金色和紅色的國旗在微風中徐徐升起。在附近一個馬球場上，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和人們一起舞蹈歡慶，然後他說到了一個夢想,一個最終實現了的夢想。「今天，從現在開始，世界上有了一個嶄新的非洲，」他宣稱，「長期的戰爭結束了。加納，我們心愛的國家，永遠自由了。」在這個新國家東部的沃爾特地區的小村莊福德姆，22歲的克瓦米·德赫和他的家人、朋友一起圍在收音機旁聽到了這一歷史性的宣言。「我感到非常高興，」德赫回憶說，「未來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作為第一個亞撒哈拉非洲殖民地脫離前宗主國獨立的國家，加納成為這片陸地甩掉枷鎖，獲得獨立、自由的象徵。50年之後，加納仍然是非洲成功與失敗、野心與破碎的夢的鮮活寫照。加納開啟了一個模式———軍人政變謀求改革，這個模式在其他非洲國家不斷被複製，獨立後的樂觀完全被動亂、軍事衝突和經濟衰退所取代。
但現在，與其他地方一樣，加納人已經重新振作起來奮鬥，重建他們的國家，更新他們的民主制度和保護好他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起伏，讓許多加納人、許多非洲人，比起第一次解放高潮時，對於開發他們大陸脆弱的財富有了一個更為現實的理解。
建國初期的樂觀
現年72歲的利努斯·克瓦米·德赫出生在一間小泥棚的地板上。在他上學前，父母離異了。是做磚匠、農民的父親把他養育大的。「克瓦米」的意思是「星期六」，他出生在星期六；「利努斯」是他的天主教，或者說是殖民主義名字。他的學校在沃爾特地區茂密的小山裡，這裡最初是德國的殖民地，後來被英國統治，小克瓦米在學校裡唱「上帝保佑國王」，還要向英國國旗致敬。
克瓦米住在阿克拉東部邊界一個租來的房子裡，客廳裡的牆噴成了藍色，咖啡桌上放著一瓶金色的塑料花。在牆角，有一臺小電視機，還有一臺鈴聲像貓叫的電話。在他的頭上，房頂上，掛著的風扇吹著，空氣裡充滿溼氣。他說：「到了我這個年紀，我必須說出事實的真相。」
離開學校以後，克瓦米經過培訓，成為了一名雕塑師。克瓦米走了一個又一個村莊，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沃爾特地區的人們都極度想要獨立。他們擔心加納的一些比他們大的部落會歧視他們，許多沃爾特人想要一步步實現獨立，甚至有機會一次性完全脫離國家而獨立。部族主義，這個後來在諸如奈及利亞、盧安達抬頭的可怕的「毒瘤」，在後殖民時代的非洲已經漸漸形成。
克瓦米自己也一直渴望自由。他說：「我知道獨立對這個國家來說非常重要。我們黑人需要工作。上層的行政是被英國人控制的。」
加納獨立初期的幾年是充滿活力和激情的，非洲許多新獨立的地區當時比後來的「亞洲四小龍」富裕和發達得多。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加納的人均GDP和韓國相當；但是現在，加納為大約550美元，而韓國是16000美元。
恩克魯瑪繼續著他的雄偉計劃，建學校、建房、修路、建港口、蓋工廠。加納的新領導人認為應該完全從英國和其他殖民勢力的控制下擺脫出來。但是恩克魯瑪的政策需要很高的成本。
工業化花費很大，而政府又忽視了國家的傳統作物可可，可可是加納對外貿易的主要產品。隨著加納經濟開始衰退，恩克魯瑪似乎對泛非主義更感興趣，而不是縮小政府的控制權。1964年，在一次（幾十年來一直為其他非洲國家領導所效仿的）運動中，恩克魯瑪宣布加納成為一黨制國家，而他將成為終身國家領導人。最初的樂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深的失落感和失去的機會。「有很多的問題，」克瓦米說，「人們變得飢餓。恩克魯瑪想向東方求助。他繼續給每個人發工資，但是事情發展得和他計劃的完全不一樣。」1966年初，在恩克魯瑪總統訪問中國期間，軍人奪取了政權。
克瓦米說：「我們都等著看是否軍方能夠比政治家做得更好。」但是，他們沒有做到。
在接下來的20年裡，加納深陷不穩定和經濟管理不當的泥潭。軍隊領導人的表現讓人們對他們的政府失去了信任。動亂像癌症一樣吞噬著整個非洲大陸。以1963年亞撒哈拉非洲國家剛果的成功政變為起點，接下來的40年，非洲爆發了至少200次奪權運動。到了20世紀70年代，非洲已經成為冷戰一個最熱點的前沿地帶。「我們有很多的恐懼。沒有言論自由，」克瓦米回憶那個動亂的年代說，「你出去就看到到處是軍隊的人。經濟狀況一直在惡化。」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加納一片混亂，旱災使糧價上升，工作機會消失了。克瓦米把家搬到了阿克拉，在這裡開了一家小建築公司，他說：「全世界充滿了賄賂和腐敗，但是加納尤其突出，這把經濟推上了絕路。」
「70後」的惆悵
在加納第一次政變時，蘇齊·阿福·德赫5歲。她現在仍很留戀小時候的快樂時光，她這樣說：「生活很輕鬆，因為父親有工作。」現在蘇齊46歲，她的父母搬到了阿克拉，她則和祖父母一起留在福德姆。在非洲，在困難的年代，這種「延展式家庭」是一種很流行的形式，因為這樣，一家人可以尋找更多的求生之路，分散和減輕家庭的負擔。
離開中學之後，蘇齊希望繼續學習，她當時15歲。但是，加納的經濟在崩潰，父母隨之失業，他們無法承擔她學習的費用。失學的她曾經嘗試加入阿克拉的警察部隊，她輕鬆地通過了最初的遴選，但是在通過考試後，高級長官卻拒絕讓她開始訓練，原因是她沒有錢去賄賂他。
1980年，蘇齊19歲的時候，她和格什恩·阿卡結婚了。格什恩是一個銀行職員。在結婚的前幾年，他們經歷了個人快樂和國家災難「奇怪交錯」的階段。蘇齊和丈夫有了兩個孩子，一個是現在25歲的兒子朱比倫特，另一個是23歲的女兒努蒂法菲（「和平」的意思）。旱災和飢餓讓他們的生活一度非常艱難。「你必須到森林去尋找木薯，」蘇齊回憶說，「能找到什麼就吃什麼。」
此時，國家仍然在軍方的控制之下。1979年，空軍上尉傑裡·羅林斯又一次通過血腥的政變組建了新的軍人政府。但是羅林斯和前幾位領導人有所不同。雖然在最初那些年，侵犯人權的問題十分嚴重，但是他的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自由市場改革，使經濟最終慢慢重新起步發展。
現在，蘇齊晚上有時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她擔心她孩子們的安全，她也像當時的羅林斯一樣重視安全問題。她說：「那時候沒有這麼多的武力搶劫，你可以晚上出去散步。」她的丈夫搖頭，表示不同意妻子的看法。「蘇齊沒有看到事情的變化，所以她的比較是不正確的，」他說，「我覺得我們需要一些新東西。那時候，人沒有自由。」
今天，加納是民主的，經濟在發展。然而，蘇齊和格什恩仍然在為生計苦心經營。在被迫從銀行退休之後，格什恩開了一家提供秘書服務的小事務所。但是，去年，他的電腦壞了，他的生意因此變得很不好。為了平衡收支，蘇齊在阿克拉中心市場買食品，然後轉賣給她的街坊。全家永遠都在為每月16美元的房租而發愁。這對夫妻現在已經有4個孩子，包括2歲的威斯德姆，他們時常要為生計絞盡腦汁。
「80後」的希望
迪萊特·科菲·阿卡出生於1988年，此時正值加納情況開始轉好的時期。迪萊特現在19歲，高而瘦削，有點幼稚地狂妄自大，沒有嘗過失敗的滋味。他在一家天主教男生寄宿學校讀書，今年是最後一個學年，這所學校是加納最好的高中學校之一。阿卡一家承擔不起大約600美元一年的學費。兩年前，蘇齊告訴牧師，她的兒子很有天賦，成功說服了她在全球福音教堂的牧師給她兒子一份獎學金。爺爺克瓦米支付了150美元的入學費。全家對迪萊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是家裡未來的希望。
在非洲，「投資」一個孩子，對一個孩子寄予很高期望是很普遍的事情。「你必須選出家裡那個聰明的人，」克瓦米說，「他能夠成為家裡養家餬口的人。」對於那些不那麼聰明的孩子這是很困難的。迪萊特的哥哥、姐姐都在16歲就離開了學校，現在在想盡辦法找事做。對於被選中的孩子來說也是很困難的。迪萊特很小就被選中，13歲被送去和爺爺住在一起，那樣他可以上一所好的初中。「我感到了責任，」他說，「刻苦學習並將來有所成就是一種『特權』，如果我任何一次考試沒有通過，對我的教堂和我的家庭都是一種恥辱。每個人的眼睛都盯著你在看。」
迪萊特談到學校時，說他希望到大學學習化學工程或者農業。他能夠說一口流利但帶有濃重加納口音的英語。在他的宿舍裡，角落邊有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有一個爐子。椅子底下堆著壺和盤子，在衣櫃的架子上還有一臺很小的彩色電視機。有一臺小冰箱，冰箱門已經生鏽。外套整齊地掛在石膏板天花板下面。「我想要一所新房子，」他說，「那是我的夢想。」
這就是非洲幾十年來的希望。迪萊特既不像爺爺在獨立時期時那樣樂觀，也不象媽媽那樣悲觀。他們這一代人經歷了盧安達大屠殺（胡圖族激進軍事分子殺死了80萬圖西族人和溫和派胡圖族人），經歷了獅子山慘案（用兒童軍作戰），「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剛果內戰（一系列的衝突使400萬人喪生）。但迪萊特和與他一樣的數以百萬計的非洲年輕人也聽到了尼爾森·曼德拉的非凡領導以及南非取得成功的故事，這讓他們備受鼓勵。
在加納、莫三比克和坦尚尼亞這些地方，現在他們對未來比過去要有信心得多。在這塊大陸上，一切才剛開始。（周瑜）
責編：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