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策上海2025|蔣穎:我能夠想像這座城市的未來是無限的

【編者按】

2020年是我國實施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收官之年。

「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了新的臺階，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2021年起，我國將實施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上海也將迎來自己的「十四五」規劃實施期。

即日起，澎湃研究所推出「問策上海2025」專題。本專題通過記者專訪、學者建言和問卷調查，呈現本地企業家、專家學者和市民大眾就上海如何深化改革開放、優化營商環境、營造宜居城市等事宜的建言獻策和質樸識見。

一併歡迎各界讀者提供真知灼見。

澎湃新聞 王基煒 製圖

我出生在上海，老家在嘉定，我對上海比較早的記憶就是嘉定的大院子，後面有條湖，很漂亮，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

1988年我考進復旦大學，因為學的是英美文學，所以總想去外面看看，1990年離開上海去了美國，完成大學學業、讀研和工作。1995年，我加入德勤。1997年有一次回國，驚嘆於國內發展的快速，隨後就覺得，雖然在美國也能做得很好，但如果不回中國參與到這一史無前例的發展中，會是一種遺憾。

2000年，我回到中國，繼續在德勤工作。德勤是我職場的第三份工作，之後一直沒有換過。

2020年，我們慶祝德勤成立175周年。德勤於1917年進入中國，把會計師事務所開在黃浦江邊，中間的發展有些無法考證，但改革開放後再次進入中國。我回國工作的時候，辦公室大概一百多人，還是在黃浦江邊。之後，中國發展進入快車道，城市日新月異，很多外資進入中國，專業服務行業才真正起步。大型跨國公司要進入中國，都是我們在服務，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情況，尋找合作夥伴，選址建廠，開拓中國市場。

現在，我們上海辦公室有六千人，最初的一百人大多數都成為了合伙人。所以我對上海的感受，除了小時候的童年回憶，更有感觸的是看到城市的飛速發展。

對政府服務意識的變化，我們感受非常強烈

對政府服務意識的變化，我們的感受非常強烈，因為我們天天和企業打交道，幫助他們了解法律法規和商業環境。

我回國負責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幫一家澳大利亞做廢氣汙染處理的企業在中國做設立公司的流程。2000年，幫跨國企業在上海開設一家公司至少要六個月，包括各種各樣的註冊、開帳戶。我曾經幫客戶跑去銀行開帳戶，文件需要拿去國外，得到所有人的籤名後，再拿回來。也遇到過有企業三年無法註銷的情況。當時，政府部門缺乏服務理念，政府做事情按部就班。

2007年，我開始重點關注營商環境。我在多個場合提到，不能只談法律法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為修訂法律法規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只談如何在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增加企業的獲得感，或者說讓他感覺做事情可以簡單一些。我當時提出的理念是，「政府從企業的生命周期出發，從辦事的企業角度來梳理，需要流程再造」。

之後一年，政府開始關注世界銀行的營商報告，把我們的相關報告也做了分發，「流程再造」這一概念在政府報告中被稱為「系統集成」，把辦事流程並聯、串聯起來，打破孤島。後來，就出現了「一口受理」、「一網通辦」。這裡面我還蠻有成就感的，改革的方向與我們當時的報告吻合。

我們自己也有切身的體會。去年進博會之後，我們想成立一家新的從事數字科技的子公司，這樣的事情在以前會很麻煩，因為名字中有「科技」二字，似乎與我們所處的行業，或者說經營範圍關係不大。

我們是一家外資企業，又是合伙人制度，所以成立新的子公司，手續並不簡單，在公司內部也涉及很多流程，需要獲得每個合伙人的籤字。有幸的是，我們向政府諮詢之後，他們給予了詳細的指點。最後，在走完公司內部流程後，新公司的法人真的只跑了一次就完成了所有材料的遞交。大約兩周後，新公司完成註冊登記。

應該回到原點去看法規的必要性以及監管效率

現在，上海的營商環境已經做的不錯，但我認為還有兩點可以再努力一下。

首先，之前我們一直做的是減法，現在應該回到原點去看法規的必要性以及監管效率，因為法規都是為了監管制定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設立一家公司需要在執照上寫經營範圍。但是企業為什麼要寫？寫的目的是什麼？

一家公司成立，肯定有自己的商業計劃，誰說生產型公司不能做研發？以前有銷售公司不能做生產、生產型企業不能做研發的規定。我們要回到原點，思考法規的必要性，以及法規是否能幫政府監管真正想要監管的內容。

有一位領導告訴我說，寫明經營範圍是為了方便統計企業類型，比方說，哪些是生產型企業。但要了解行業的情況，沒有必要要求寫出來，填的時候可以寫主營業務偏什麼。一家公司做什麼，其實只要它有商業目的，是合規的，為什麼不讓它幹？而且現在也不存在不同行業稅率不同的問題。

所以寫經營範圍有沒有必要？你監管到了什麼？如果政府告訴我們需要監管什麼，可能可以有更加簡單的方式。現在企業要增加一塊業務，改經營範圍，非常麻煩，需要一兩個星期，以前需要幾個月，幾乎與重新申請一家公司沒兩樣。雖然這個過程不影響企業經營，但是如果改的過程中需要一些個人的證件或者文件，可能就會影響法人的出行計劃。

政府一直在出很多文件，但框架性文件較多，細則的相對少

第二點，政府其實一直在出很多文件，但框架性的文件比較多，細則的相對少。文件出了以後，其實企業知道用心是好的，但對它來說也是負擔，因為它要去了解每個文件是幹什麼的。

兩年前，上海出了一份支持外資研發中心參與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文件。我在發言時就說，這個文件的應用性非常弱，寫文件的人並不了解現在研發中心的運營狀況。因為文件中有很多條件，需要達到這些條件，才能拿到政府資助。但是現在，基本上企業是不會像條件中寫的那樣運營的，比如研發中心，很少單獨設為一個公司，所以文件中的要求對大多數企業來說並不適用。

所以關於新文件的出臺，政府需要先清理、梳理以前的文件。現在文件很多，企業不會梳理，都是我們在處理，哪些過期了，哪些與以前的文件有衝突，哪些是延續的，哪些是這樣解釋的。總體來說，現在的文件很複雜。

此外，現在的文件落地性較弱，是因為它並沒有扣準企業現在的需要，針對性弱。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提升營商環境，將地方和國家的文件梳理後，企業與投資人理解起來會更容易一些。

作為港口，上海需要一個有國際競爭力的稅制

我們還根據政府的要求做過一個項目，把世行報告中的相關指數拿來對標自貿區，裡面剔除了一些我們認為不合理或者不可行的指標。其中我們還有幾個指標非常弱，比如進出口、貿易便利度。我覺得，基本上上海海關能幹的事全都幹了，裡面有一項成本，指的是貨物放在港口要花多少錢，這個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是倉庫的事情，所以就沒有必要研究。

但指標中還有一項getting credit（獲取信用），其中有一點很有意思，就是有沒有信用機構專門出信用報告給大家，這點我覺得值得研究。中國是不是應該有出標準化信用報告的地方？應該挑選哪些可能對我們有幫助的地方去對標？

提升營商環境不可能每個硬性指標都面面俱到，還是需要抓那些與地方情況更相關的點去琢磨。

作為一個港口，上海需要一個跟國外相匹配的、有國際競爭力的稅制，包括稅率，但稅率不是唯一的考量，還有海關和其他稅務管理方面的內容。

其實在稅務中，企業看的不只是稅率，它要考慮的首先是公平性。如果大家都是交一樣的稅，它OK。人家交得比它少，它就不開心，所以公平性很重要。第二是一致性，就是說法規裡面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如果對企業一視同仁，它也OK。第三是確定性，企業要知道它做了這個交易的結果是什麼？它清楚結果才能決定要不要做交易，怎麼做交易。

所以從稅的角度，當時我們建議稅率可以去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不能像現在這麼高，太高的話無法讓轉口的東西運轉起來。第二，你怎麼能夠讓它的公平性、一致性和確定性變得更加清晰。

從平臺的角度來說，上海做得還不夠

德勤有一個自主研發、由人工智慧賦能的勤瞻中心，能掃描全球3.6萬個資料庫中的新聞、博客、專利和併購信息。

勤瞻中心把「上海」和「科技創新」兩個關鍵詞組合在一起，每天掃描那些資料庫，看一些關鍵詞出現的頻率，以了解人們對上海的評價。基於勤瞻中心的研究，2019年11月初，我們發布了

《選擇上海——恆新之城》

報告，

我們得到的與關鍵詞相關聯的內容包括：科創板、AI（人工智慧）、智能製造和進博會。所以報告認為，作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的創新活力與機遇正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未來，上海可以繼續增強在科創方面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成為全球最領先的科創中心。

上海的創業環境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不好，規矩和熱情並不衝突，上海人做事情不太講、不太宣傳倒是真的。上海還是比較低調。外資企業多，也可能給大家帶來一種比較系統化的創新思維，而不是說大學畢業自己開家公司就是創新創業了。

我覺得上海有非常好的創業環境，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怎麼把小企業的東西讓大企業看到，幫助雙方匹配，因為大企業創新有難度。很多企業會建一家公司或者部門去創新。但同時，它們也需要很多外延式的創新，就是要與許多初創公司交流。

從平臺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上海做得還不夠。大型或者全球化企業在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中的溢出效應是什麼？它們如何融入？外資企業與國企、民企交流不多，有時候可能需要一些碰撞，發現合作機會。不同地域、規模企業間的交流和融合，還有提升的空間。

此外，現在企業與學校的合作加深，如果可以把市場需求告訴這些機構，那出來的內容或者人才適用性將更高。

吸引人才，需要市場本身極具吸引力

我覺得現在吸引人才，不是說我們要給人家多好的待遇，而需要市場本身極具吸引力。比如一個科學家，他有很多產品，在國外無法市場化，但中國資本非常聰明，機會也多，試錯成本很低，就能吸引他來。我們要吸引的，應該就是這種看中市場本身的人。

我認為我們現在不應該宣傳說，我會為你外籍人士提供超國民待遇，而應宣傳我有什麼樣的市場機會，我的環境是什麼樣的。需要包裝我們自己的、吸引人才的中國故事。

現在人才很貴。我們全國大概有兩萬名員工，每年在全國大概招三千個應屆生和一些有工作經驗的人，流失率在15%左右。對年輕人來說，我們的工資不算低，起薪八千元以上，但在上海生活成本比較高。

所以有很多人做了幾年之後就會回老家，比如回四川的人不少，我們在四川也有很大的辦公室，他們一部分會去那裡繼續工作，生活的壓力小一些。也有很多人找到各種各樣的方式留在了上海，因為這裡機會多，晉升的可能性更大。

其他城市發展起來，不等於上海不好。就像以前很多人來四大應聘，好像有光環一樣，後來有段時間，人家說怎麼好像去四大的人少了。但這完全不是因為企業發展不好，而是因為有段時間央企、國企金融機構招人多，人員分流了，自然來四大的就少了，但實際招入的人數還是那些。

我們行業裡應屆生很好招，但還是缺少高端人才，原因可能還要歸結於中國整個服務業的發展時間不夠長久。服務業不像生產型企業，工人培訓兩個月就可以上工。

從需求端來說，整個市場對服務價值的認知還不夠。比方說政府採購，服務採購中用的指標太多，並且還是接近硬體購買的指標，服務的IP或者說無形資產的價值在政府採購和收益（資產表）中的體現不足。

從前上海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字，家；現在我對上海的期待是，她是一座恆新之城，是通向未來的一個門戶，非常開放、包容，而且具有未來感。我能夠想像這座城市的未來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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