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我看完一部關於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電影後,其中的一幕一直在我腦海裡揮散不去。傳記片的片名是《性別為本(On the Basis of Sex)》,講述的是未來的大法官和她的一些哈佛法學院同學聚集在法學院院長歐文·格裡斯沃爾德(Erwin Griswold)的家中共進晚餐的故事。那是1956年,距離法學院開始招收女生僅僅過去了6年。在那一幕中,院長要求班上的每個女性(包括金斯伯格在內的九名女性)分別站起來,解釋她為什麼要搶男人的位置來上哈佛法學院。
這個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它在多年來被
許多人(包括金斯伯格本人)複述了無數次(《基於性別》是金斯伯格的侄子寫的,我
採訪過他)。因此,這個故事本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魯斯•巴德•金斯伯格(驚人的法律生涯,這使得人們在回想這個故事時覺得它更加荒謬。在格裡斯沃爾德院長家的那個晚上,已經成為圍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又一個「聖徒傳記」(hagiography)。當然,在影片中,聚光燈落在金斯伯格身上,因為她冷冷地回答說,她在哈佛讀書是因為她想更多地了解丈夫的工作。但當我看到這一幕時,我想:那些在背景裡對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的回應咯咯作笑的其他女性,她們來到法學院的理由又是什麼呢?這些女性都是先驅,現在卻只是在電影裡扮演她們著名同學的配角。但她們是誰?是什麼吸引她們加入男性數量多達500多名的法學院?她們希望用自己的學位做些什麼?
此外,我下定決心要知道她們在哈佛以及畢業後的情況。他們是否在茫茫人海中團結一致,在面對偶爾不懷好意的教授和畢業後充滿敵意的工作場所時互相支持?她們是否像金斯伯格大法官那樣嫁給了生命中的摯愛,並找到了一份令人滿意的法律工作?當這位身材嬌小的同學打破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s)、建立起保護性別平等的憲法體系時,她們是否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在遠處為她喝彩?或者她們在暗地裡相信,如果不是發生了那些命運的轉折,她們也可能已經在這個國家的最高法院佔據一席之地?
這項計劃花了我們一年多的時間,但是我們找到了她們。對於那些仍然健在的對象,我們採用了口述歷史的方式來採訪記錄,並將其中一些採訪變成了兩集的
播客。對於那些已經逝去的畢業生,我們和她們的家庭成員進行了交談,以便對1959屆學生不同的發展道路有一個完整的了解。我們收集了照片、筆記和故事,試圖建立一個檔案,來記錄這些女性的生活和職業。我們甚至找到了一個我們原先錯過了的女性,因為她從哈佛法學院退學,沒有出現在名錄中。我們之所以能夠發現她,是因為金斯伯格法官表示,我們得到的班上的女性數量有誤的原因是因為她的一個女同學在畢業前輟學了。(我們在追蹤報導她的過程中了解到,這位同學最終回去攻讀法律學位,並且非常積極地參與宣傳工作,以至於在80多歲時曾因抗議而被捕。)
我們收集了她們對在哈佛受到的欺辱、職業上經歷的挫折和挫敗、對人際關係和養育孩子,以及女權主義法律運動進展的看法。我們發現,雖然這些女性確實會密切關注彼此,有時還會在遠處給予對方鼓勵,但她們大多都很忙,忙於自己的事業、家庭和目標。我們了解到,她們所經歷的並不是簡單的友情故事,這些女性承受的巨大壓力並不總是能使得她們建立起姐妹情誼(sisterhood)。有時,壓力甚至會使得她們分道揚鑣。
儘管人們很容易被「小小的競爭關係」的戲碼,或者被「尋找關於哈佛法學院59屆女學生的簡單故事」 所吸引,但這從來都不是重點。我很清楚,這個故事並不是常青藤版本的《紅粉聯盟》(又名《女子棒球隊》,講述了二戰期間一支史無前例的女子棒球隊隊內的衝突和故事)。但當我們開始著手這個項目時,最簡單的結論:例如,成為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和成為羅達·索林·伊塞爾巴赫爾(Rhoda Solin Isselbacher)或愛麗絲·沃格爾·斯特羅(Alice Vogel stroher)之間的明顯區別,是擁有馬蒂·金斯伯格這個人物,開始顯得越來越不完整。因為在我重讀了金斯伯格同學們的傳記之後,我又回去重讀了金斯伯格一些最著名的觀點和反對意見。59屆的畢業生們在其中反覆出現。從金斯伯格在2007年莉莉·萊德貝特(Lilly Ledbetter)
公平薪酬案中的異議中,我們可以看到卡羅爾·布羅斯納漢(Carol Brosnahan)和荒謬的薪酬歧視的故事。羅達或愛麗絲的懷孕或流產都使得她們的職業生涯付之一炬,這些故事都在金斯伯格
2014年對Burwell訴Hobby Lobby公司的那份異議書的表面下醞釀著,她在那份異議書內寫下了難以獲得避孕護理所帶來的負擔。這些女性在求職面試、晉升和公平薪酬等方面受到的歧視,構成了她
在2011年杜克斯起訴沃爾瑪性別歧視集體訴訟案中持不同意見的核心。所有這些女人的故事,以及在格裡斯沃爾德院長家的臭名昭著的宴會,突然間成為了她在維吉尼亞軍事學院案件中寫下
歷史性的多數意見書的潛臺詞;在1996年,維吉尼亞軍事學院廢除了嚴苛的、只招收男性的性別隔離制度。
2007年,金斯伯格的一位同學愛麗絲·沃格爾·斯特羅(Alice Vogel Stroh)去世了,金斯伯格給愛麗絲的女兒們寫了一封信,並告訴她們,她們的母親沒有成為一名偉大的法學家是運氣或命運的問題。金斯伯格寫道,她希望愛麗絲的女兒們能在生活和事業中茁壯成長。在她50年的職業生涯中,金斯伯格一直在努力確保愛麗絲的女兒或其他任何人不會複製1959屆畢業生的生活經歷。阻礙她的一些同學取得像魯斯·巴德·金斯伯格那樣偉大的事業成就的障礙和態度,並非運氣或命運、甚至也和嫁沒嫁對人也無關。這些障礙存在於那些把金斯伯格和她的同學們視為不便、不足或古怪的制度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金斯伯格一生的工作,是對她的同學們的奮鬥、勝利和遺產的一座聚集的、活生生的紀念碑。她們的故事被寫進了信條中,而女性在憲法和司法系統中爭取平等的鬥爭仍在繼續,這些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為這場鬥爭奉獻著自己的生命。
卡羅爾·布羅斯納罕,1934年生卡羅爾·布羅斯納罕
當卡羅爾·布羅斯納罕(Carol Brosnahan)還是一名職業生涯中期的律師時,她就知道自己的工作量與她的兩位上司一樣,甚至更多。但當她要求被提升到他們的級別時,她卻被拒絕了。她說:「所以我說,『見鬼去吧,我要去當法官,看看會發生什麼。』」在去年,卡羅爾慶祝了她擔任法官的40周年。
「女性不應該管錢」卡羅爾·布羅斯納罕(Carol Brosnahan)原名卡羅爾·西蒙(Carol Simon),在紐約皇后區長大。她是個愛讀書、害羞的孩子,學習功課對她來說從不是難事。她被韋爾斯利學院錄取,在那裡學習經濟學。後來,她在華爾街找到了一份工作,為富有的客戶研究投資。「我不被允許會見客戶,因為女性不應該管理他們(客戶)的資金,」她回憶說。
那份工作她幹了一年,在此期間她訂婚了。「我的未婚夫說我不適合去工作,但我可以去上學,」她說,於是她開始申請哈佛法學院。但直到她解除了婚約後,她才決定去法學院念書。她在學期開始前一個半月給院長打了電話。他看了看她的在校成績和考試成績,告訴她可以報名。
充滿敵意的教授,飢腸轆轆的男人對卡蘿爾來說,她曾就讀於一所女子學院(韋爾斯利),在這樣一個男性主導的環境中生活非常有趣。她說:「班上有9名女生和525名男生,如果我不想記筆記的話,我就不用記了。」她遇到她的丈夫是因為他糟糕的生活能力:她主動提出為家裡的6個男人做飯(包括她未來的丈夫吉姆)以換取免費的食物。
不過,儘管她和許多男同學相處得很好,但她的教授們經常以羞辱的方式把她挑出來。她回憶起那天晚上,院長歐文·格裡斯沃爾德問那些女生,她們為什麼要來法學院,奪走男學生的位子。在她的記憶中,她當時太震驚了,以至於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她說:「比起那些真心不希望女生進入課堂的教授,院長的言論反而不是什麼大問題。」一些教授對進入法學院的女生表示支持,但其他教授卻對她們很有敵意。(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關於與格裡斯沃爾德共進晚餐的回憶。)
她和室友弗洛拉·施納爾(Flora Schnall)和貝蒂·簡·奧斯特裡希(Betty Jean Oestreich)非常親近。但是,儘管她對其他女性很熟悉(「熟悉是必要的,因為只有一個女性衛生間」),她卻從未覺得她們是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我們都是各種各樣的怪人,」她說。「當你走進教室或房間時,每個人都會看著你。因為我們是一群奇怪的人,你知道,我們有乳房。」
吉姆和卡羅爾在畢業後開始了他們前往亞利桑那州的公路旅行。
「性別偏見這個詞並不存在」剛結婚不久的卡羅爾和吉姆考試一結束就從波士頓劍橋地區跑了出來,渴望開始一種沒有人認識他們的新生活。「我是猶太人,而他是墮落的天主教徒;說真的,這在1959年是不被接受的。」她說。她和吉姆在一本書中讀到,鳳凰城「全是民主黨人」,而且無論如何,他們都準備好去享受溫暖的天氣了。吉姆在一家原告人身傷害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卡羅爾卻為找到一份與法學領域有關的工作而苦苦掙扎。最終,她接受了一份文書工作。她還兼職為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競選團隊工作,直到她在生第一個孩子的前一周被解僱,原因是競選團隊沒有為她購買保險。
到1960年秋天,卡羅爾已完全停止了工作。她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生了三個孩子。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懷孕期間,為了吉姆在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工作,他們一家搬到了舊金山灣區。當她最小的女兒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卡羅爾參加了加州的律師考試,這是她繼在亞利桑那州之後參加的第二次律師考試,因為當時她開始覺得呆在家裡會讓她「發瘋」。因此,她接受了
律師協會繼續教育機構的工作,該機構為執業律師提供培訓和出版書籍。她開始編輯和撰寫有關法律的書籍,重點關注貧困、破產和租戶法。吉姆很支持她,但「我丈夫不會給孩子換尿布,」她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父親,但家庭和孩子是我的責任。我(陪孩子)玩了很多時間,沒怎麼睡覺。」
即使在公司裡得到升職後,她也發現自己的職業發展道路非常有限。她說:「在那個時代,儘管性別偏見本身是存在的,但是『性別偏見』這個詞並不存在。」她說,儘管她在律師協會繼續教育機構工作了十多年,但主管拒絕給她和男同事同樣的頭銜。「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去做法官——因為性別偏見。」最終,她接到了傑裡布朗(Jerry Brown)州長辦公室裡的一個男人的電話,通知她將被任命為伯克利市法院的法官。「告訴吉姆,這是你自己爭取到的職位,」那人說。
卡羅爾仍然認為自己正處於職業生涯中最有價值的階段。1999年左右,她在伯克利幫助成立了一個毒品法庭;直到她被調到奧克蘭的阿拉米達縣高級法院任職前,她一直保持著該法庭的運行。2009年前後,她向地方檢察官聯提出成立一個行為健康法庭以幫助成癮者。每周有兩天時間,她在精神病區的法院進行法律訴訟。她說:「我試圖讓(人們)不進監獄。看到這些家庭因為我們在法庭上所取得的成就而重新團聚,這太棒了。」
大法官金斯伯格向卡羅爾擔任大法官40年表示祝賀。
「我不會放棄」卡羅爾說,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她經歷了「自己曾經是法庭上唯一的女性」,到現在有時會主持「全部由女性律師組成的法庭」的轉變。儘管如此,她仍然認為現在的女性在法律行業工作並不容易。「那種女性不適合為客戶而戰的感覺仍然存在,」她說。「在某些領域,女性被認為最適合從事家庭法的工作。偏見仍然存在。」
即使老一代「完全不能接受女性」從事法律工作,她也覺得自己已經比他們中的大多數要活得更久了。她去年告訴《Slate》雜誌:「我已經84歲了,我還在工作。」卡羅爾計劃下個月退休,屆時她將會是85歲,但她說她會偶爾因任務回到法官崗位上去。「我不會完全放棄的,」她說。
羅達·索林·伊斯爾巴克,1932-2015羅達·索林·伊斯塞爾巴克
當羅達·索林·伊斯塞爾巴克(Rhoda Solin Isselbacher)發現魯斯·貝德·金斯伯格進入最高法院時,她哭了,但並不是出於喜悅。這兩位女士本科時都就讀於康奈爾大學,她們是哈佛法學院班上僅有的兩位年輕母親。然而,儘管有這些相似之處,她們卻從未成為親密的朋友。羅達的兒子埃裡克說,使兩位女性如此成功的特質:自信、智慧和決斷力,也使得她們彼此對立。「對於那些想要進入男性世界的女性來說,她們都是榜樣,」他說。「但事實上,她們最終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競爭對手。對此,我總是感覺很糟。」
「必要的強硬外表」羅達的母親在她還是嬰兒的時候就去世了,所以她由父親傑伊(Jay)撫養長大。他是一位粗暴的雜貨店老闆,後來又帶來了一位新繼母。據羅達的女兒凱特說,傑伊讓家裡的其他人來撫養孩子,而且他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想要一個兒子的事實。凱特記得她母親描述過她艱難的童年。「出於需要,她養成了強硬的外在。」
在康奈爾大學時,羅達學習哲學和宗教。但她對辯論的熱愛促使她的一位教授告訴她,她是一名「天生」的律師。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作為法學生的第二學期,羅達前往華盛頓特區參加了一個婚禮,在那裡她遇到了庫爾特·伊斯爾巴徹(Kurt Isselbacher),一個很有前途的醫學研究員。他們都拋棄了約會對象,跳了一整夜舞。約會兩天後,他們同意結婚。羅達轉學到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以便於她和她的新婚丈夫住在一起。第二年,當庫爾特在波士頓得到一份工作時,羅達又轉到了哈佛。
羅達和魯斯在康奈爾大學是「朋友」,羅達的女兒凱特說——「但彼此都很謹慎。」庫爾特回憶道,羅達經常說她覺得魯斯很美(庫爾特在一年多前去世,就在他與《Slate》雜誌談話的幾個月後)。羅達的女兒喬迪說,羅達認為任何競爭「都是有趣的」。不過,凱特說她的母親可能在考慮真正的賭注。凱特說,她們都知道,當她們畢業時,彼此要為法學院有限的女性名額而競爭。(金斯伯格法官對這段關係的回憶並不像羅達的家人那麼清楚。請在
這裡讀她對羅達的回憶。)
羅達與她的兩個孩子。
在哈佛法學院期間懷孕羅達的家人認為羅達是第一個懷著孕進入哈佛法學院的學生。她曾經告訴整個講堂,不能指望她走到另一棟大樓使用女性洗手間(整個法學院中唯一的那個),而是提出她可以使用講堂的男性洗手間,只要她把標誌貼在門上就行。男人們同意了。她的兒子埃裡克(Eric)說:「我認為她把(不平等待遇)當作一個挑戰,但她覺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應對這一挑戰。」羅達聲稱自己從來沒有走進過法學院圖書館,而是在晚上照顧嬰兒時把功課帶回家——就像金斯伯格那樣。
據庫爾特說,羅達在1960年麻薩諸塞州律師考試中得了最高分,而且那天她發燒了。儘管如此,她還是花了一段時間才開始發展自己的事業。為了照顧四個不到6歲的孩子,她做了一份兼職工作,還輾轉到一些小型律師事務所工作,主要是做財產法。後來,她建議喬迪(喬迪也是一名律師)去學財產法,以平衡工作和生活。喬迪回憶道:「(媽媽)會說,『這就像是死亡和垂死,但這不像他們死了那樣,第二天就必須出庭。』」
羅達的高標準有時令人生畏。「她不喜歡空閒時間和無聊,」凱特說。「那就是,『你知道自己必須做什麼,那就去做吧。』」凱特說,他們一家與諾貝爾獎得主和大學院長一起在麻薩諸塞州的伍茲霍爾(Woods Hole, Massachusetts)度過了夏天。喬迪說,孩子們得到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在我家,你必須出人頭地。」
羅達、庫爾特和他們的四個孩子。
「那時候爸爸們不會這麼做」羅達有保姆幫忙撫養孩子。1993年,當金斯伯格被任命為大法官時,吉爾·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為《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寫了一篇文章,講述1959屆其他女性畢業生的職業生涯是如何發展的。羅達告訴艾布拉姆森,她在與客戶會面時,曾因為孩子被狗咬傷而不得不帶著孩子去醫院。她記得自己在想:「我丈夫是醫生,他為什麼不在去兒童醫院的路上呢?但那時候爸爸們不會這麼做。」
庫爾特把自己事業上的成功歸功於羅達精明的戰略。「她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指導著我,」他告訴《Slate》雜誌。他們的孩子也記得。「她就像他的教練、幕僚長和知己。」埃裡克說。
羅達近照。
為病人進行法律辯護的先驅70年代中期,羅達成為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內部法律顧問,當時稱為西德尼法伯癌症研究所(Sidney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羅達進行了談判,促成了公司更名。她最近因為乳腺癌接受了兩年的化療,這份工作讓她感覺很親切。當時,生物技術引發了關於患者權利、臨床試驗和智慧財產權等棘手的法律和倫理問題。「這是她開創的一個新的法律領域,」她的兒子埃裡克回憶道。她建立了全國醫院中最早的病人倡議計劃之一。
10年後,羅達被迫辭職,因為庫爾特成為了她公司的競爭對手:麻薩諸塞州總醫院癌症中心的創始董事。為了避免任何利益衝突,她回到了她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的小律師事務所Epstein, Salloway和Kaplan——它們後來成為了Epstein, King和Isselbacher律所。
「她嫁給了一個律師。你嫁給了一個醫生。」儘管羅達的職業道路從未以聯邦法官為目標,但庫爾特記得,當他們從科德角開車回家,聽到比爾·柯林頓提名金斯伯格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她感到了失望。庫爾特提醒她,她選擇了一種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的職業道路。而她選擇嫁給自己意味著她將永遠得不到馬蒂·金斯伯格能給予魯斯的那種支持。「聽著,羅達,」庫爾特記得自己對她說,「她嫁給了一個律師。你嫁給了一個醫生,我認為這是最大的不同。」
維吉尼亞·戴維斯·諾丁,1934-2018維吉尼亞·戴維斯·諾丁
16歲的維吉尼亞·戴維斯在她的日記中寫道,她想成為一名政治家。「其他人有繪畫、寫作或作曲的衝動,但我有改革的衝動,」她在日記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明確的探索目標,但我很容易陷入任何適合的問題。」在後來的生活中,她發現了自己的事業:在學術界和工作場挑戰存在著的性別歧視。「作為一個女性,我覺得自己晚生了50年,」維吉尼亞在1971年對
《安娜堡新聞》的一名記者說:「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婦女參政權論者(suffragette)。」
「典型的超越預期的成就者(overachiever)」維吉尼亞在底特律附近長大,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分別是建築繪圖員和小學教師。她的孩子肯德拉·諾丁·比託和代頓·諾丁稱她為「典型的優等生」——她成績都是A,為文學雜誌寫女權主義故事,還被選為年級政治家。
她畢業於Principia College,位於伊利諾斯州內的一所小型基督教科學學院,主修政府管理。法律一直是她的興趣:1948年,在她13、14歲的時候,她給家裡的一個朋友寫了一封信,詢問當律師是什麼感覺。他警告她說,女性在這一領域通常是處處受限的,並強調她需要接受「秘書工作培訓」,但他並沒有建議她別去嘗試。「你不必太失望,」他寫道。「很多最好、最有利可圖的『實踐』都是向女性開放的。」
孩子們說,她在哈佛法學院總是感覺不自在,就像一個局外人。肯德拉回憶說,她曾問母親,作為為數不多的幾個女性中的一員,會不會很難。「她說,『不,因為我常常是唯一的女性。』」她同時也是美國中西部人,並不富裕:她靠做保姆、給老年婦女讀書等零工來完成學業。
不過,她與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成為了朋友。這兩個女人在法學院的第一年時住在同一個區,維吉尼亞的孩子記得母親說過,她曾和魯斯和馬蒂一起去四人約會。第二年馬蒂因癌症住院時,維吉尼亞來看望他,這對魯斯來說是一種安慰。
請閱讀金斯伯格大法官如何回憶她與維吉尼亞的友誼,她稱維吉尼亞為Jinnie。1963年,維吉尼亞在紐約市的辦公室裡。
「你最後會開始討論你的生育控制理論」畢業後,維吉尼亞發現她的潛在僱主們不願意認真地對待她。1993年,她告訴《華爾街日報》,在早期的工作面試中,經常有人問她是否打算結婚或生孩子。她說:「最終,你會開始討論你關於生育控制的理論,而非你的資歷。」她在舊金山找到了一份聯邦法官的助理工作,之後又在紐約一家船運公司擔任內部法律顧問。她很喜歡這份工作,但最後卻因為老闆對她進行性騷擾而辭職。
1964年,維吉尼亞搬到波士頓,擔任第一基督科學教會的法律顧問,該教會是基督科學教的創始教會。在那裡,她遇到了《基督科學教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記者肯尼斯•諾丁(Kenneth Nordin)。三個月後,她結婚了。肯尼斯決定去密西根安娜堡,在密西根大學攻讀美國研究博士學位,這決定了維吉尼亞職業生涯的下一步。維吉尼亞無法在安娜堡找到穩定的法律工作。於是她轉行進入學術界。
維吉尼亞,於2009年。
「通常是家裡的經濟支柱」維吉尼亞在她快30歲的時候有了孩子,當時她在密西根大學工作。為了兩個孩子,她一共只請了三周假,就像她在1971年對安娜堡新聞的一名記者說的那樣,她認為這是「合理的假時」。坎德拉和代頓對母親的看法是,她給予了他們空間。肯德拉告訴《Slate》雜誌:「她不是最好的管家,當然也不會在我們面前擔心地咯咯叫。」維吉尼亞和肯尼斯(在1988年友好分手)的婚姻相當現代,他們共同分擔家務。維吉尼亞通常是家裡的經濟支柱,支撐她丈夫讀完研究生,後來又做了一段時間的自由記者。「我們不是在白色尖樁籬笆下長大的,(母親)不是那種快樂的家庭主婦,也不去扮演那種傳統的角色,」代頓說。
一篇關於婦女通過加州律師資格考試的報紙文章,大約發表於1960年。
「看來我得不停地敲門,大喊『讓女人進來』」在安娜堡,維吉尼亞為一些進步事業而努力著,包括在密西根大學倡導性別平等。之後,她在威斯康星大學工作,在那裡她領導了一個專門針對婦女進行高級行政工作培訓的機構,並在達特茅斯學院擔任了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administrator)行政官。在1972年,在一篇文章中,她對《基督科學教箴言報》說,「看來我得不停地敲門,大喊讓女人進來。」這篇文章把她形容為「好鬥」。她還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法學院任教,與該校第一位黑人法律教授哈裡·愛德華茲(Harry T. Edwards)合作,共同撰寫了一本關於高等教育和法律的教科書,並於1979年出版。她的女兒肯德拉認為寫這本書讓她非常自豪,但她也承認,她的母親一直倍感壓力,覺得不能辜負哈佛學位。肯德拉說:「儘管她的創業生活令人難以置信,但我覺得她總是認為自己還不夠好。」
據肯德拉說,她的母親至少在五個州通過了律師考試。在一張關於「通過加州法律考試的女性」的剪報中,維吉尼亞拿著化妝盒。肯德拉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這就好像在說,『女律師既聰明又充滿著女性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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