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學作為中國最具影響的思想學說之一，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已走過二百多年的歷程，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於某個具體的時期或地域，朱學西漸的整體路徑仍是盲點。本文系統考察了19世紀初以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歷程，將其分為傳教士翻譯、以西釋朱、以朱釋朱和現代詮釋四個階段，分析了不同階段譯介的目的和特徵，最後總結了朱學譯介的整體特徵，並思考了它們對今後有效譯介朱學的啟示。
關鍵詞：朱學；英語譯介；二百年；四個階段
作者單位：田莎，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朱健平，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1. 引言
朱熹的學說不僅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且跨越國界，先後影響了西方的懷疑論、偶因論、單子論等（林金水1997:300-305），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說。朱學英譯始於19世紀初。1819年，馬禮遜（R.Morrison,1782-1834）發表《中國形上學》（Chinese metaphysics），首次向英語讀者系統介紹朱學1。此後二百多年，朱學在英語世界被不斷譯介，對英語文化的多元構建產生了積極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朱學英譯逐漸引起學界關注，陳榮捷（1974）、林金水（1997）、朱謙之（2006）、司馬黛蘭（D.Sommer)(2009）、盧睿蓉（2011）、蔡慧清（2012,2014）、彭國翔（2012）、賴文斌（2016）、陳樹千（2017）、帥司陽（2018）等對朱學譯介做了深入研究，但均失之零散，二百多年來朱學西漸的整體路徑尚無系統描述。為此，本文將朱學西漸分為四個階段，即傳教士翻譯期、以西釋朱期、以朱釋朱期和現代詮釋期，試圖對不同時期的朱學英譯進行梳理，展現英語世界二百多年的朱學譯介歷程。
2. 傳教士翻譯期（19世紀）：為God的漢語譯名尋找理據
傳教士翻譯朱學起因於God一詞的「譯名之爭」。19世紀，中國國門被西方炮火打開，傳教士獲得進入內地傳教的特權。他們深知宗教經典對信仰形成的影響力，因而十分重視《聖經》翻譯，卻因God一詞的漢譯爆發了譯名之爭，於是紛紛深入當時被奉為官方正統的中國宇宙論——朱子理氣論中為各自的主張尋找理據，朱學由此迎來第一個英譯高潮。在這次浪潮中，馬禮遜率先登場，於1819年發表《中國形上學》，開啟了朱學英譯的先河。隨後，麥都思（W.H.Medhurst,1796-1857）、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麥麗芝（T.R.H.McClatchie,1812-1885）、湛約翰（J.Chalmers,1825-1899）等先後圍繞譯名之爭，以《御纂朱子全書》（以下簡稱《全書》）為中心，對朱學進行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譯介。這一時期的譯者均為傳教士，翻譯目的都是為傳教尋找依據，故可稱為傳教士翻譯期。
2.1 馬禮遜的英譯
馬禮遜作為近代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是向英語世界傳播朱學的第一人。他在1812年翻譯《大學》時便將朱子注釋融入譯文，並在1808-1822年編撰《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時大量引用朱熹之說釋字（陳樹千2017:64-67）。為更好地翻譯《聖經》，他於1819年在《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發表《中國形上學》，用近十頁的篇幅譯介朱子理氣論中的「太極」、「理」、「氣」等關鍵概念，以期在中國正統的宇宙論內為God、Deity找到適切對譯，並利用其傳教。儘管他呈現的朱學被賦予了神學色彩，但他作為朱學英譯的引領者，打破了耶穌會士「尊先儒，抑新儒」的禁忌，其首譯之功不可埋沒。
在馬禮遜譯介後的20年間，朱熹逐漸為後來的傳教士所接受，他們開始在文章中介紹和引用朱子思想。以當時最具影響的《印中搜聞》和《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為例，1820-1844年間論及朱學的文章不下十篇（見蔡慧清2014；賴文斌2016）。不過，這些文章都只是一些簡單的譯述，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朱學真正意義上的英譯直到1844年麥都思等在重譯《聖經》期間爆發「譯名之爭」時才開始。
2.2 麥都思的英譯
麥都思是繼馬禮遜後影響最大的來華傳教士，也是最早將朱熹著作逐字譯成英語的漢學家。五口通商後外國勢力在華進一步擴張，馬禮遜等人的《聖經》譯本已不能適應新的傳教形勢。鑑於此，麥都思於1843年召集在華新教傳教士到香港討論《委辦譯本》（The Delegates』Version）的翻譯事宜，God的譯名之爭由此爆發。麥都思作為「上帝」譯名的擁護者，為從中國宇宙論中找到「最高存在」觀念的痕跡，論證「上帝」譯名的合理性，於1844年翻譯了《全書》第49卷反映朱子宇宙觀主體的《理氣》和《太極》兩篇，發表在《中國叢報》第13卷第10和12期，開始了朱子著述真正意義上的英譯。他以腳註暗指「無極」與「神」（deity）的相似性，更通過語態手段締造了一個並非「理」的「最高存在」（見Medhurst 1844a,b）。總之，他從基督教本位出發以傳教為目的翻譯朱學，並據此提倡以「上帝」譯God，其譯本自然帶上了一定的神學色彩。
2.3 裨治文的英譯
《中國叢報》主編裨治文是「神派」支持者，他反對麥都思以中國的「上帝」與God類比，因而試圖重譯朱子理氣論作為回應。裨治文於1849年在《中國叢報》先後發表《朱子生平》（Memoir of the philosopher Chu）和《全書》第49卷中《天地》篇的節譯《中國宇宙論》（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並通過預選文本、撰寫評註等手法改寫理氣論，將朱熹塑造成一個思想落後的唯物論者，置其於基督教的對立面大加批判（帥司陽2018:25），目的是要論證「朱熹的宇宙論實則滑稽且荒謬」（Bridgman 1849:347），進而論證「上帝」不配與God相提並論，而類詞「神」才是God譯名的最佳選擇。「上帝」派與「神」派各執己見，導致譯經委員會決裂，從而使兩種不同的《聖經》中譯本同時問世。
2.4 麥麗芝的英譯
「譯名之爭」在19世紀60年代短暫消停後，70年代又因北京官話譯本的翻譯而硝煙再起。為此，英國聖公會傳教士麥麗芝決意再譯朱子理氣論。1874年，他翻譯了《全書》第49卷理氣論全篇，以《儒家天體演化論》（ConfucianCosmogony: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nine of the「Complete Works」of thePhilosopher Choo-foo-tze with Explanatory Notes）為題出版，成為朱學首部英文譯著。他與裨治文一樣，反對「上帝」譯名，且出於同化中國的傳教目的，對朱子太極觀進行基督神學比附，「將太極的無形部分定義為『理』，並比附為西方哲學中的第一神（Theo;Deus），有形部分定義為由原始的『氣』凝聚成形的宇宙，並比附為第二神『上帝』」（McClatchie 1874:138-140），最終將理氣論塑造成了與基督教義相呼應的至神學說，並提出以「至神」譯God的主張，從而「名正言順」地在中國當時的官方哲學中構建起了基督文明。可見，麥麗芝的翻譯開始呈現出鮮明的東方主義特質。
2.5 湛約翰的英譯
麥麗芝此舉引發了倫敦布道會傳教士湛約翰的批評。1875年，湛約翰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發表同題評論《儒家天體演化論》，批評並修正了麥麗芝的誤譯和誤釋。同年，麥麗芝也在該刊發表同題文章予以回應。次年，湛約翰又節譯體現朱子太極觀的《性理大全書·太極圖》第8篇，載於《中國評論》，竭力擯棄基督神學視域，以原文為中心圍繞文本的字面意義進行詮釋，且呼籲「讀者要結合中文原文來讀譯文」(Chalmers 1876:244），以客觀展現朱學的真義。對湛約翰而言，此次英譯不僅是「譯名之爭」的手段，更是其立足文獻開展學術研究的渠道，可以說是朱學英譯走出神學導向、走向專業文獻翻譯的轉折點。
此外，還有兩人也頗值一提：理雅各和衛三畏。為了幫助傳教士理解儒學，更好地為傳教服務，理雅各於1861-1886年翻譯了四書五經，其中援引了朱熹的註解；衛三畏於1883年修訂了《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系統介紹了包括朱學在內的中國宗教、政治、經濟等內容。二者間接推動了朱學傳播。
這一階段的朱學英譯中，傳教士扮演了主要角色，他們在「譯名之爭」的歷史語境下，聚焦朱子理氣論，圍繞翻譯進行了相應的研讀和詮釋，試圖更好地為漢譯《聖經》、傳播福音服務。他們出於不同的譯名立場和傳教目的，對理氣論做了不同英譯，客觀上促進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初步傳播，構成了英語世界認識朱學的起點。
3. 以西釋朱期（20世紀上半葉）：為重釋西方哲學尋找參照
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西方帶來了深重災難，導致西方世界瀰漫著深刻的文化危機意識。為了尋找新的精神寄託，他們不斷地進行價值反思，並將注意力轉向了中國傳統思想，朱學也因此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1922年，卜道成（J.P.Bruce,1861-1934）藉助西方神學框架系統翻譯了朱學的哲學內核，從此朱學作為西方哲學參照的價值開始凸顯，朱學英譯也隨之進入以西釋朱期。這一時期跨越半個世紀，譯者和研究者多為專攻中國問題的漢學家，他們借用西哲思想和概念來翻譯和研究朱學，其目的其實並非譯介朱學，而是為重釋並豐富西方思想尋找參照。
3.1 以西釋朱期的朱學英譯
這一時期主要有兩個譯本，一是卜道成譯本，一是卜德（D.Bodde,1909-2003）譯本。二卜在選材上跳出了理氣論，開始關注朱熹的整個哲學體系，理解更系統，學術性更強，「以西釋朱」特徵明顯。
3.1.1 卜道成的英譯
卜道成是英國浸禮會牧師，也是以西釋朱第一人。他1887年來華，不久便開始關注朱學，1918年發表《宋代哲學的神學意義》（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認為朱子之「理」當包含仁、智兩面，具有宗教性質（Bruce1918:123,127），斷定理學與基督教義相通。1919年卜道成返回英國，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專攻朱學，逐漸認識到「朱熹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Bruce 1922:xi）。但當時英語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多靠理雅各等翻譯的先秦典籍，對中國的了解也僅限於先秦。卜道成試圖彌補這一缺失，通過翻譯朱學思想，「向西方系統介紹孔孟之外塑造中國思想的朱學」（同上：xi）。然而其最終目的是「使西方哲學和宗教學界可以對照朱熹哲學進行比較哲學和宗教學研究，以進一步豐富西方思想的理論內涵」（同上：xi）。為此，他於1922年翻譯《全書》第42-48卷，即朱學中最具廣泛意義的性理哲學，並以《朱熹的人性論》（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y Chu Hsi）為題出版，譯文中大量引用聖經箴言和神學理論，並將朱子思想與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的理論進行對比。為幫助讀者更多了解朱學，他還撰寫了《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導論》（Chu Hsi and His Mas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作為譯著導論，通過介紹北宋五子闡明朱學的理論來源，並從宇宙論、人性論、有神論三方面介紹朱熹的哲學體系，「為英語讀者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Bruce 1923:ix）。該導論1923年出版，成為西方第一部系統研究朱學的英文專著。
3.1.2 卜德的英譯
朱學更系統的英譯是在20多年以後。1935年美國漢學家卜德著手翻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1942年在《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其朱學一章，即《朱熹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此章分七節，幾乎涵蓋整個朱子哲學體系。但此譯並非基於朱子原著而譯，而是基於馮友蘭對朱子思想詮釋的跨文化再詮釋。馮友蘭本就傾向以新實在論等西方哲學思想詮釋朱學（劉笑敢2006:34），如將「理」、「氣」分別詮釋為希臘哲學中的「形式」（Form）和「材質」（Matter），而且認為朱子重倫理的傾向也與柏拉圖一致。可見，卜德的英譯已是基於比較哲學的跨文化再詮釋，其關注點自然也落在了朱學與西哲的互相參照和比較上。更有甚者，卜德（Bodde 1942:51）還特別指出，「朱熹哲學儘管以倫理為最終旨趣，但他將邏輯與倫理融於一『理』，這一做法十分可貴」，試圖以此反思西哲鮮明的邏輯特色。
二卜的英譯將朱學以參照的形式帶入英語世界，二人以西釋朱的譯本成為許多西方學者研究朱學的藍本，並在西方不斷催生對朱學的參照性研究。
3.2 以西釋朱期的朱學研究
20世紀20年代以後，國際漢學中心逐漸移至美國，美國學者開始藉助二卜的譯本研究朱學，不過目的不是了解朱子思想，而是以其為參照化解西方精神危機。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霍金（W.E.Hocking,1873-1966）和李約瑟（J.T.M.Needham,1900-1995）。
3.2.1 霍金的研究
1936年，哈佛大學哲學系主任霍金在《哈佛亞洲研究》發表《朱熹的知識論》（Chu Hsi’s theory of knowledge），比較朱學與康德、柏格森等人思想的異同，認為朱熹哲學儘管沒有明確談及民主，但其倡導的「人性本善，人人皆可為聖」等觀點卻呼應了其中最根本的平等原則，試圖藉此找尋真正推動民主進程的真理（Hocking 1936:127）。
3.2.2 李約瑟的研究
1956年，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科學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中也論及朱子思想，並通過與懷特海和萊布尼茲哲學思想進行類比，發現朱熹將最高倫理與自然界融合為有機體，因而將朱子哲學界定為「有機論哲學」（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強調其與自然科學的一致性（Needham 1956:490-493），並斷言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得益於周敦頤、朱熹等人的思想（同上：505）。總體而言，李約瑟的研究從科學入手，旨在從中挖掘科學要素以觀照現代科學的發展。
綜上，20世紀上半葉，西方學者2發現了朱子思想的哲學參照價值，開始系統譯介朱子哲學，並將之與斯賓諾沙、萊布尼茲等的西方哲學比較，只是目的不在朱學本身，而在其對西方哲學的參照價值，他們試圖通過對朱學的譯介強化對自身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