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別，「包頭人」李冠興

據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消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冠興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12月1日6時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包頭有史以來首位工程院院士

李冠興，1940年1月14日出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6年研究生畢業。1982年至1984年，他獲公派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冶金工程系作訪問學者，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李冠興曾任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名譽總經理、核工業特種材料研究與開發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反應堆材料和燃料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技委顧問。

李冠興長期從事核燃料與工藝技術的研究，在生產堆燃料元件、研究堆燃料元件、靶件和鈾材料的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與具體組織的研究堆多層套管狀燃料組件和兩種板型燃料組件均已投入生產，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

他還曾主持建設了我國第一條重水堆核電站用CANDU-6型燃料棒束生產線，其生產工藝裝備和管理均達到國際水平。在新型特種材料研究開發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開拓了其應用研究的新領域，是特種材料在非核特殊領域研發應用的奠基人。

李冠興幾十年如一日，紮根在他熱愛的核事業領域，為我國的核工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經常告訴身邊的人，對於科研人員來說，一輩子有機會做幾個大課題是不容易的，要把眼光放遠一點，「有些東西不是金錢能買到的，人總要有點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李冠興與包頭有著不解的緣分。1967年，剛剛畢業的李冠興被分配到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二〇二廠。

在二〇二廠工作的幾十年來，他孜孜以求、奮力鑽研，歷任專題組長、組長、分室主任，副所長，廠副總工程師、廠總工程師、廠長等職。對我國生產堆燃料元件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提高元件成品率和降低堆內事故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主持了結構複雜、工藝難度大的某燃料元件的研製工作。

在工廠經濟狀況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李冠興四處奔走，爭取多方支持，籌建了具有上世紀九十年代先進水平的重點實驗室，建設了研發基地，爭取到一批重大科研項目。

李冠興以敏銳的直覺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帶領團隊，領導組織了我國第一條重水堆核電燃料元件生產線工藝技術攻關工作，為生產出第一組合格的重水堆核電燃料棒束，為秦山三期核電站燃料元件國產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生產線工藝裝備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基本達到國際水平。

在科技管理工作中，他堅持高標準和實事求是，積極倡導和營造一種積極向上的人文環境，為人才的發展提供了平臺，培養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團隊。

1982年—1984年，李冠興公派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冶金工程系訪問學者。回國前其導師在給材料界老前輩張沛霖院士的信中對李冠興倍加讚賞，認為李冠興「是一位非常有才幹和勤奮工作的年輕人。他向我顯示了他具有分析處理範圍廣泛的各類不同問題的能力。」1990年晉升為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化工、冶金和材料學部院士。

去年還曾來包頭出席學術年會

2004年，響應包頭市委建設經濟強市的號召，李冠興和同事們夜以繼日攻關奪隘，在兩個國防預科研項目研究上有所突破，為二〇二廠科研工作爭了光，也為包頭市科技事業添了彩。

作為當時包頭市唯一的一名院士，李冠興多次謝絕大城市、大企業的高薪聘請，在相對比較艱苦的內蒙古地區，幾十年如一日，腳踏實地、勤奮耕耘在他熱愛的核試驗領域。先後發表研究論文數十篇，曾獲部級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一項、二等獎3項、三等獎4項。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畢業時有人建議我留在學校，但是我不願意在學校裡待了，當時的思想比較簡單，覺得應該到生產一線去看看，到工廠裡鍛鍊一段時間，把自己學的知識轉化成實際的東西。按照分配，我來到了202廠，沒想到，這一待就是40年。」生前，李冠興曾接受《包頭日報》記者專訪，回憶起自己的早年經歷，當時近80歲的他臉上仍然洋溢著青春的光華。「我1962年從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本科畢業，1967年從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畢業。1982開始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做了三年公派訪問學者。」說起剛來到202廠時的情景，李冠興十分興奮。「當年我們還很年輕，工作勁頭非常足。當時我的工作是從事中間層的研究，那時受條件限制，我們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查資料、定方案、整治設備、選材料等等，工作量非常大。」雖然不斷有研究課題交到李冠興手上，但每一次他都能出色完成。

從1990年到2000年，李冠興擔任202廠總工程師的10年間，工廠經濟狀況十分困難。為了帶領202廠走出困境，李冠興四處奔走，爭取多方支持，籌建了核工業唯一建在工廠裡的重點實驗室，建設了研發基地，爭取到一批重大科研項目，並且培養了一支科研團隊。2000年，李冠興被任命為202廠廠長。隨著核電站的發展，廠裡的生存狀況有了轉機，他領導組織建成了我國第一條重水堆核電燃料原件生產線，拿出了我國第一組合格的重水堆核電燃料組件，為秦山三期核電燃料原件國產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1999年，59歲的李冠興成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在他看來，這一榮譽代表著更重大的責任。作為核事業領域的專家級人物，他幾十年如一日，腳踏實地、勤奮耕耘在他熱愛的工作中。

在包頭召開的中國核學會2019年學術年會上，李冠興接受了記者的採訪。當年，李冠興還接受了包頭廣播電視臺的採訪，並為包頭市民送上祝福：「我覺得包頭市發展的很快，思想上也很領先，我祝包頭市在2019年能獲得更大的進步，上一個新的臺階。」

【音容猶在】

「對於年輕人犯錯誤你一定要說他」

2018年，「青山人青山事」微信公眾號開設專欄《包頭軍工城訪談錄》，將有關軍工城企業中的優秀人物、難忘經歷、感人故事以訪談的方式，分享給熱愛軍工事業的讀者，當時，該平臺就派出記者專訪了李冠興。李冠興就自己的求學、工作等與記者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

記者：聽說您在清華讀了10年書，1956年考入清華大學時只有16歲？

李冠興：16歲，在考到清華的時候我年齡最小。我當時就是想離開上海出來。報工程物理系實際也沒什麼道理，我第一志願就是報清華。當時清華的校長是蔣南翔，李恆德教授就是我後來的老師。

記者：您學的就是核材料？

李冠興：對，我學的就是核材料。讀研究生時研究方向就搞不準，什麼叫搞不準呢？當時學校和工廠還不能結合起來，這個專業是保密。李恆德先生是金屬原子能院六室的顧問，當時研究生選方向的時候，李先生就會跟你說研究方向是什麼，你就到圖書館裡面自己查去。李恆德先生一般要求你給他寫的報告只有四五頁紙，不能長，四五頁紙的內容你要寫研究的東西世界上情況怎麼樣，現在要準備怎麼做，調研的具體條件怎麼樣，有沒有條件，把這些個東西寫清楚，一般要花兩個月的時間。兩個月以後我把報告給他，過一段時間後他說，李冠興，看來你要研究的方向條件不大成熟。他又說了一個方向，我又開始忙，我記得大概反覆了四次。

後來我研究方向定得很快，因為我已經知道以前定的方向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就決定選「鈾的熱循環」為研究方向。這個研究方向李先生並不是很贊成，李先生說李冠興你先不要著急嘛，你再考慮考慮。我是下了決心了，我說李先生我就選這個題。我當時說如果我做不出來我不畢業，我就肄業。研究方向老是變來變去，我就幹不進去。李先生說，這樣，你把方案都弄好以後，拿著這個方案到教研組一個老師一個老師去請教，而且你要真心請教，老師都會幫助你，給你指出問題，你要不謙虛，人家就不會管你怎麼弄了。我真是照這麼做的，老師們也給提了很多意見，我們當時在教研組還整體討論這個研究方向，最後同意。這個是模擬阿拉伯國家實驗室的做法，那個題做起來也很困難，當時我還帶兩個本科生班的課，那一年是最累的，既做研究生又帶學生，有半年多我就睡6個小時。

記者：那您為什麼要到二○二廠來？

李冠興：當時有人建議我留在學校，我不願意在學校裡待，當時的思想比較簡單，覺得應該到工廠第一線去看看，到工廠裡鍛鍊一段時間，到第一線去。我當研究生的時候好像二○二廠去要過我，是通過部裡要的，因為我沒來之前我也不認識誰，來了以後有很多問題，「文革」中我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當時的工人們特別好，不但不鬥你，還都很尊重你，鼓勵你，教你怎麼保護自己。裡邊還有個什麼老幹部，我記不清這個人了，他說像你這樣的學歷以後會有用的，現在這都是暫時的。

當時隔離審查真的是也沒多少事情，第一個聽我匯報的人就是張沛霖，我不認識他。我講完以後他就問我是哪兒的，從什麼地方來。我就告訴他我是哪兒畢業的。他說哦，你是清華李恆德先生的研究生，你這工作很科班。他就把我記住了。真算是有緣，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作的第一個報告就是他聽的，我後來每次作大報告張沛霖都聽過，所以後來我被推薦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張沛霖出的力，張沛霖就說李冠興夠院士的水平了。張沛霖能把冶研所很多工人的名字都叫出來，技術員他都認識，不是認識我一個，他都叫得出來。我們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張沛霖定的，我們總工就相當於一個執行者。

記者：咱們爭取壓水堆項目可是費老勁了？

李冠興：是呀，當時就是為了爭這個田灣嘛，科工委這邊都挺支持，當時我們如果沒這個反應堆，沒有田灣，我們重水堆養不活自己，所以一定要爭這個項目，這是我們生死存亡的問題。那個時候可是費了勁了，我們為壓水堆花了不少精力，動用了不少人力，那個稿子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寫的，幾個人討論。

後來10個專家來廠裡評分，看把項目給誰。專家給他們八一二80分。經過了解，他們做出一個判斷，他們可以做這件事情，他們有能力辦這件事情，他們覺得應該放到這兒。專家跟我說，這個廠也是核工業的一個老基地、一個老點，歷史上做出過很大貢獻，這個點現在非常困難，但這個老點有很大的功勞，你不給他項目他怎麼脫困翻身呢。我們從來不講八一二的事情，我們不管，我們只講我們自己，我們要生存，我們也完全有把握做這件事情，我們怎麼會沒有能力做這個核電元件呢，這觀點肯定站不住。我有元件，我有重水堆，我怎麼可能做不了壓水堆，這沒道理。

內蒙古自治區和包頭市也非常支持上這個項目，我們就奇怪怎麼不給我們，一點道理也沒有，當時真的不能讓，我們是要爭這個事情。這個事情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將來過多少年都是可以放到展覽館去的，這原始的稿子都在，也很有意思，因為這是講整個的歷史。

記者：您當廠長那會兒，底下說科學家當廠長能行嗎，他是搞學術的。

李冠興：不是說搞技術的都能當廠長，那是兩回事。我沒有壞心，所以他們說你這個人要上當，他們說你總認為這個好那個好沒壞人。我說我想不出來有什麼壞的，我說我當廠長期間沒有哪個處長沒幹活，我還真想不出來給我搗亂不好好幹的，我也數不出來哪個處長和我過不去，哪一個幹部跟我過不去，包括副手也是這樣，沒有一個副手不賣勁，真的賣勁。我只看你工作好不好，你工作好，對二○二廠有好處，你就做了好事。我就看這個人的活幹好了沒有，幹得好不好？促進了我們的發展，我就認為他好，我不要聽你說一天到晚想什麼，根本是捕風捉影。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些東西，很傷人啊。看待一個人，你要去看他幹好了沒有，幹好了也肯定要有一些議論，因為幹好了也是要有人說他不好，要得罪人的嘛。我說你不要跟我說這些，我也不聽，我就看這個人客觀上怎麼樣，這很好判斷，幹好了就是好。

記者：廠長肯定不好當，是矛盾集中的焦點，肯定比當總工費腦子多了。

李冠興：因為你是第一把手，人家都看著你，而總工就可以躲。當年叫我當廠長，我說我年紀這麼大怎麼當廠長，你再找個人。就這麼，部裡來的人他們就回去了，可後來就宣布我當廠長。院士當廠長沒有過的呀。

那時候很困難，你要想辦法把職工動員起來，給他一個信心，要有一個變化，大家沒信心你就幹不成。所以這個報告講話還是很重要，這個還是動了點腦筋，每次就我自己寫寫算了。不是我們秘書組不行，主要他不了解這個總體的概念。我們的文章是官話多，實際的內容不多，我呢實際上是想改變這個做法，不要廢話。後來也要照顧方方面面。其實大家關心的可不是這個問題，因為你很多報告都是套話，但實質上可以短一點，老百姓聽得時間長也聽不進去什麼了，也沒用。

記者：您作為中國核學會的理事長，到日本參加了日本原子力學會成立50年慶典並做了「中國大陸核電發展現狀和前景展望」的主題演講。

李冠興：我去接核學會的理事長，也算做到頭了。中國核學會自1980年成立以來，從來還沒有從工廠裡出來的人當理事長的。中國核行業協會的副理事長也是我。中國核學會第一任理事長是王淦昌院士，他是著名科學家，「兩彈」元勳。中國核學會提倡「兩彈一星」精神，我們那天開大會我就講「兩彈一星」精神，因為是中國核學會最早提出的「兩彈一星」精神，王淦昌就是「兩彈一星」的功勳。第一、二屆時，朱光亞、趙忠堯、彭仕祿、李覺他們都是副理事長，後來由於年齡的關係下去了。我跟他們開玩笑，我說我不是搞物理的，我是搞材料的，第一個是搞工程的，也不是搞物理的。潘傳紅秘書長是西南物理研究院的院長，他搞聚變，我們倆都在西部，我開玩笑說西部來領導你們東部，我們大家都挺好。現在我做的事不完全是元件，我等於轉型了。

記者：現在很多年輕大學生實踐經驗少，不願到車間去，就想提起來當幹部。

李冠興：對於年輕人犯錯誤你一定要說他，好壞不分的領導絕對不行。我在調度會上就講過，我絕不會支持搗亂的，我支持搗亂的就打擊了積極工作的人，我一定保護積極工作的人，誰搗亂都不行，我要保護多數人的積極性。我跟你說實話，我們有時候就是保護不夠，有的人工作很好，卻得不到好處，他下次就不給你幹了，這是領導的失誤。要保護10%的人，10%的人是非常能幹的人，很多企業家都說10%的人是最要緊的人，是骨幹，你要經常想著給他們漲工資；還有10%的人要淘汰。就是說你一定要把你身邊積極肯幹的人穩定住，他要全力以赴地給你幹這才行。其實道理非常簡單，沒什麼學問。真為廠裡賣命的人，你還是要關心他，你有好處就要想到他。當然現在的隊伍跟過去的隊伍不大一樣，現在的年輕人跟當時的工人也不大一樣，現在的人文化水平高了，人的想法也不大一樣，但是原則是一樣的，他對你有信任你就好辦，他對你沒有信任你就難辦。